寫於二二八之後
這次的二二八主題系列來到了以《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這本書為主題的專文。
也許有人以為,二二八和平紀念日過了以後,我們就不需要再繼續關注、繼續懷念這些逝去的受難者。但你可能不知道,二二八這起事件只不過是個開始。當陳儀向國民黨請求支援、從中國那端派送增援到來時,一場肅清行動又持續摧毀著台灣人的肉體與精神。
認識那個年代
如果要說,一切的開端始於1947年的那場二二八事件,也不為過。
我們都知道,現在的台灣一直都存在著所謂的台獨、統派。我們時常能看見這些各自抱有不同的族群認同、國家意識的派別,彼此針鋒相對、互相批評。
但是你知道嗎?其實在1991年以前,台獨、挺共的人不僅老早就已經存在,尤其早在1945國民政府撤台以前,就有所謂的「台共」於日治殖民時期就已紮根於台灣這座島國。
1950年,除了所提到的,於日治殖民時期就存在的台共外,1946年,中共也派人在台灣成立了「省工委」(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
省工委成立之初的發展並不順利。這或許與當時的台灣人對於國民黨政權抱有期望有關。畢竟他們一直以來都活在殖民者的統治下,他們始終希望能有其它政權勢力來將日本人驅離台灣。而這一方,正好是國民黨。
但是自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後,許多台灣人看見國民政府的腐敗與殘暴。對於這個本該滿心期待的新政權感到失望後,憤怒的台灣人轉而加入了「台共」的行列,省工委的勢力因此逐漸擴大。
原本省工委的目的,是要聯合遠在對岸的中國共產黨,對國民政府進行裡應外合的打擊策略。然而1949年,國民黨戰況失利全面撤台後,隨著國民政府加強了對島內傾共份子的肅清與追捕。省工委及其隸屬各個支部分別遭到破獲,這批台共的勢力便逐漸式微。
而1960年後的抗爭者,則不同於1950年代的這些「老統派」們。
這群新生代的抗爭者們不曾經歷日治殖民政府的統治,也沒有直接接觸共產思想的管道。他們接受國民黨所深埋在學校教育裡的「反共理念」,他們的經歷、背景、環境,都與1950年的抗爭者大相逕庭──這就是為什麼,1960年後的抗爭者思想型態非常豐富、雜亂且眾多。
新世代的抗爭者們擁有各式各樣的族群意識與國家認同,對於國家該有的模樣與想像,也與在獄中同為政治犯的彼此皆不盡相同;這裡頭當然包含了新生的「台共」,也存在我們所認識的「台獨」。
或許現在的我們很難想像。不過在1991以前的那個年代,即便這群抗爭者們各自抱有不同的主張,他們不見得會認同彼此的想法與言論,甚至與當今的我們一樣,偶有唇舌之爭;但在面對處處限制與打壓的國民政府,他們最終還是選擇互相協助,或是視而不見、密而不談,必要時,他們還會一齊出聲、反抗這個試圖抹殺他們發聲空間的政權。
在1991以前的那個年代,他們以微妙的默契,共同對抗著施壓威權的國民政府,爭取發聲吶喊的微小天空。
那些人,失落之前
如果調換到他們所生活的時代,是你的話,你也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嗎?
郭慶、黃溫恭、曾錦堂、劉耀廷,他們正是1950年代,那些無法忍受國民政府對台灣人欺壓的一份子之一。或許激起他們投下熱血的,正是那股看似有勇無謀的正義之心。這股動力,驅使了他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於台灣所設下的各分支組織裡,憑著他們各自的專長來拉攏人們、傳遞抗爭意志。只要是能打敗國民黨,打敗這個貪腐的政權,他們拼盡全力、在所不惜。
身處於這世代的我們,理所當然地明白中共的可憎與可惡。我們都知道在中國那邊曾經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大躍進、大饑荒。與初期執政的國民黨一樣,他們都對自己所「搶奪」來的土地施以殘虐的暴行,透過政策與子彈,逼迫他們服從──然而,這些都不是身處於台灣的他們,能夠思考到的未來。他們只知道,要推翻眼前的國民黨,就得仰賴足以威脅到國民黨的存在所持有的力量。
儘管國民政府撤台後所實施的一連串搜捕行動,徹底粉碎了省工委,也徹底粉碎了他們的理想。不過抗爭的意志並沒有因此消逝。畢竟,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始終能夠激起台灣人民的怒火。
江炳興、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鄭正成所發起的泰源事件,就是秉持著「台灣獨立」之信念,在台灣閃爍過、初燃即逝的微微火光。
說到泰源事件,書中記載了非常有趣的一個段落:
這些抗爭者,當時是期望藉由監獄暴動,逃出泰源後,占領臺東的廣播電臺,呼籲全島人民起身對抗國民黨。在此事件中,即使事前知情的「紅色政治犯」,也多抱持「不告密、不參與、保護自身安全」的原則,任事態發展下去。
文中所提到的「紅色政治犯」,即為上文中所提過的傾共人士。
如此奇妙的現象,就真實發生在過去鮮為人知的歷史上。這些「台獨」、「統派」,曾經在對抗暴政的這條路上,藉由沉默的形式,達到極微小的協助。
來不及交託的遺憾
不論是1950年後的郭慶、黃溫恭、曾錦堂、劉耀廷,還是引發泰源事件的江炳興、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鄭正成等人,他們最後的下場,都是被國民黨冠上「政治犯」之名,落入監牢、並被判了死刑。
翻閱完書中每一位受難者的故事後,末尾都可以見到他們於獄中振筆疾書所寫下的遺書。平暖的字跡,安慰親族與妻子的話語,寄予孩童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厚望、又或者,只是殷切期盼能平安健康長大。
我們難以想像,這些竟是自知將死之人所寫下,如寒暄問暖般的話語。我想若不是他們早已視自己為革命之士,若非是經過痛徹心扉的思緒、若非是經過莫大的領悟,這些字句,才能令後世的我們動人、感傷。
可遺憾的是,他們的書信並未交至摯愛的手上。
這些遺書,都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歸檔成案,收進國家的檔案庫裡。十年,二十年,數十年。當初他們的至親、愛人,又或早已逝去、又或無法再捧起書信,細細閱讀。
許多盼望,就這樣隱沒、不被人知。直到他們的後代子女認識了二二八、認識了白色恐怖、認識了這段失落的年代,他們沒能說出口的愛,才從子女們力爭事實的雙手,重新遞上。
後言:
很多台灣人是在求學階段時,藉由課本認識二二八、認識戒嚴。不過他們很少人真正認識過,自二二八那聲槍響後,威權的殘酷是如何持續肆虐、侵擾著這座島嶼上的每一個人。而其後所衍生的故事,又是如此令人悲痛、不捨。 二二八只不過是個開始,從1945到1991,長達四十六年的這段歷史,它阻斷的不僅是文化、語言的傳承,它還阻斷了一群抱有理想與改革之心的人與其家人的聯繫。
書中所介紹到每一位被定罪為政治犯的受難者,他們最後的結局都是死亡。他們所遺留下來的,是濃縮了千言萬語於短短一行話的遺書。當你看完他們的故事,再看看這些遺書時,心底會不由得感慨:或潦草、或工整的字句,到底蘊含了多少遺憾?多少情感?多少無法傾瀉而盡的愛?
我想,只能由各位親自觀看過這本書,來感受了。
三封信
第一封信
她陰鬱的愁容終於使展顏色
但拆封後的印刷墨字
卻不入她飄盪的心頭
上頭寫著「帳單」
第二封信
她放開了
孩子渴望母愛的手
捧起信封,她顫抖
卻只是封廣告信
第三封信
她沒有動
孩子問了她那是什麼
她灑了灑淚,只說
回不來了
第四封信
不是從郵箱取來
也不是來自任一方親朋好友的慰問
是她所盼望、那封承載情感與愛
染上時間斑駁的黃紙
但至今還能讀著它的
只剩兩人所留下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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