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19/09/08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我的老台北──三民書局

文:張大春
《城邦暴力團》最初情節的展開有兩個場景,一個是植物園,一個是三民書局。
我逛三民書局是接上逛「中國書城」以後。中國書城在西門町圓環天橋邊上,上天橋拐進一扇玻璃門,就是書店了。我在那兒買的第一本書是社會記者李勇所寫、皇冠出版的《中國名探榜》——那時候不作興用「台灣」二字統稱全島,要以全島為範圍說事兒,就說「中國」。
聯合報記者李勇先生在民國62年所寫的《中國十大名探》,以武俠故事的敘述來描寫當代刑警大隊偵辦的案件,影響了無數六零年代的青少年報考警校投入警職
聯合報記者李勇先生在民國62年所寫的《中國十大名探》,以武俠故事的敘述來描寫當代刑警大隊偵辦的案件,影響了無數六零年代的青少年報考警校投入警職
李勇這本書是拿當時的「刑警大隊」等單位偵辦過的案子為藍本,每個案子都有一個主持偵搜或逮捕行動的刑警,也就是所謂「名探」了。我隨手一翻,翻到「牟乃修」這個名字。
我認識他!他是我父親的小學同學。我在西門町兒童戲院(也就是萬年大樓對面、後來的峨眉停車場現址)門口見過他兩次,西寧南路鄭瞎子針灸電療醫院附近也見過他兩次。六尺幾的大個頭,濃眉大眼,額頂光圓;和我父親握完了手就和我握手。他和我父親在路邊交談一陣之後,總是匆匆而別,父親隨即告訴我:他是刑警,在西門町晃蕩是他的工作,他身上帶著功夫,會鐵砂掌和壁虎功——和後來我從李勇書裡看到的一樣。
這是我買的第一本皇冠出版的書。中國書城就有如後來常年辦著「書展」的國際學舍差不多,什麼書都買得到,火了好幾年。我當時甚至有一個錯覺:西門町的人生活裡面發生了什麼事,都會在中國書城陳列的書裡找得到。這當然是我意識底層把對牟乃修縱橫西門町的行蹤誇張想像的結果。
當時位於台北市中華路與成都路交界處的中華路圓環噴水池,池中有烏龜造形的雕塑,鄰近西門町亞洲大樓(現今「西門大樓」)及中華商場第5棟「信段」
可是,在中國書城也有找不著的書。書城裡一個長相甜美的女店員告訴我:「你去重慶南路三民書局找吧!」她是我此生僅見、舉世唯一能夠推介顧客去別家的書店店員。而且,我還真在三民書局找著了那本我要的書——上下兩冊、中山文藝獎得獎作品,根本就是三民書局本版印刷發行的小說;當時,我只知道作者是彭歌,書名是《從香檳來的》。中國書城的甜美女孩兒的確是個眼界和胸襟都開闊的行家。
從那以後,我逛書店的首選轉移到重慶南路一段。偶爾,父親也會和我一起走幾家,通常,三民書局就是不期而遇之地,那是因為他在介壽館和博愛大樓上班,我的高中則在不算太遠的濟南路上。
民國71年的重慶南路,又名「書街」,是台北地區書店密集度最高的道路
我們常在各自下班、下課之後逛一會兒書店,若是碰到了,就會一起到寶慶路遠東百貨公司看看有沒有可以撿便宜的「每日一物」。在「每日一物」的推車旁邊,我們居然也撞見過一次牟乃修。
他說他給調到少年組去了。說時深深看我一眼,嘴裡蹦出兩個字:「大了。」他的意思,可能是我已經到了不定犯上什麼事就要受他管控的年紀了。關於牟乃修怎麼把個賊從漢口街一棟樓上扔下來,才給調到少年組去的,這裡頭的故事就要另外說去。 熟讀《城邦暴力團》的朋友則常常記得我在三民書局遇見知機子趙太初的情節。在我生命的現實裡,三民書局中真正應該出現的幻影其實是溥心畬。因為,幾乎每一次我們爺兒倆在三民書局見了面,或進或出之際,父親都會在門口招牌底下仰頭看上半天,指著三民書局四個大字,跟我說:好字。
溥心畬寫的。
溥儒,為清道光皇帝的曾孫,光緒帝賜名「儒」,字「心畬」。從小跟隨宮廷畫家學習書法,臨摹家藏各代名家墨蹟幾盡,1949年,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居至台北市臨沂街。居台期間除了擔任臺灣師範大學及東海大學教授,亦於自宅開班授徒。溥儒先生的山水畫被推崇是「國畫北派青綠山水正宗首座」,與張大千、黃君璧三人,成為台灣畫壇中的最傑出的國畫大師,被大眾稱為「渡海三家」。

張大春,1957年台北出生。輔仁大學中文碩士。寫作人、說書人。
上個世紀八○年代開始寫作,早期開始寫作,對現代文學的文字充滿實驗性與開創性;在報社任職時期,作品開始融入時事、顛覆政治;並以兼具有童心及諷刺意味的「大頭春生活周記」暢銷風靡;這個世紀開始,張大春透過《城邦暴力團》開始尋找傳統敘事的魅力;進一步投入文字學、書法、傳統說書等研究。
重要代表作品另有《將軍碑》《公寓導遊》《四喜憂國》《大說謊家》《大頭春生活週記》《我妹妹》《野孩子》《聆聽父親》《小說稗類》《認得幾個字》《送給孩子的字》《沒人寫信給上校》《撒謊的信徒》《大唐李白:少年遊》、《大唐李白(二):鳳凰臺》、《大唐李白(三):將進酒》、《文章自在》、《見字如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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