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說隨著武漢肺炎的擴散，與中國有頻繁貿易往來的國家，如南韓、日本、伊朗與義大利，都成為大爆發的地區。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一直以來長途貿易的副作用，就是瘟疫會隨著貿易路線而擴散，在《貿易大歷史：貿易如何形塑世界，從石器時代到數位時代，跨越人類五千年的貿易之旅》這本書裡，就花了一整章，在講貿易帶來的疾病問題。第六章「貿易之病」裡，作者特別寫到：
「蒙古與明代人口數據暗示，一三三○年到一四二○年間，中國人口由大約七千二百萬人銳減到五千一百萬人，直到現代時期，哪怕在戰爭時代，瘟疫病菌經證實通常比殺士兵，傷平民的刀劍更加致命。因此，把這段期間中國人口數之劇跌歸咎於鼠疫，似乎是最明智的選擇。中國人口減少，導致稅收縮減，恐怕也解釋了何以中央王國的海軍，在鄭和一四三三年最後一次下西洋後，便由印度洋撤退。」
這個論點認為明朝因為瘟疫導致人口銳減，民生凋蔽，國力大傷，因此中止了耗費巨資的遠洋航行，是個非常有說服力的說法，解釋了明朝為什麼會突然終止經營海洋的歷史謎團。不過明朝為什麼會「突然」派遣鄭和率領龐大艦隊出航，也是另一個眾說紛紜的爭議事件。不論是禆官野史說的，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下落，或是比較合理的說法，是發動政變奪得政權的朱棣，想藉此讓四方來朝，確立自己帝位的正當性，目前都已不可考。因為鄭和的艦隊停止出海以後，明朝因為各種原因，銷毀了所有的相關資料，未來除非有一天有進一步的史料出土，否則真正的原因已無人可知。
不過神話鄭和下西洋，稱其為「前無古人」的偉大功勳，其實影響了我們探求明朝海洋政策的發展與轉折，因為明朝之前的元朝，才是最致力於經濟海洋的朝代。忽必烈努力經濟海洋，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在原來蒙古帝國的大汗蒙哥去世以後，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大汗的寶座，爆發多年的內戰，雖然最後忽必烈勝出，取得名義上的大汗之位，但是支持阿里不哥的勢力仍然盤據在今日的中亞、中東地區，並未完全臣服於忽必烈。這大幅阻斷了元朝與西方世界的貿易路線。蒙古人並不是農耕民族，而是靠蓄牧與貿易起家，這從他們跟農民只徵收象徵性的農業稅就可以看得出來，元朝的財政收入絕大部份仰賴商業貿易的利潤，與商隊們所繳納的稅款。
山不轉路轉，既然陸路走不通，那就改走海路，將眼光放在經營南海、印度洋的海上貿易上，並重用特別擅長之道的阿拉伯商人。相信很多人都曾經在課本上讀到過，當時的福建泉州是世界第一大港，平日港內的大型商船一望無際，而支撐泉州港這種榮景的，當然是元朝盛極一時的海上貿易。元朝的海上貿易線不止遍布南海與東南亞諸國，還進入印度洋，與印度與阿拉伯地區有極為頻繁的往來，這從移居到泉州的阿拉伯人與波斯人數量眾多，在元朝末期還能聚眾起兵作亂，史稱亦思巴溪兵亂，就可見一斑。元朝的貿易路線最遠之處，恐怕還直達當時位於埃及的馬木路克王朝，進入北非與東非一帶。
但明朝一開始在朱元璋時期是有嚴厲海禁的，原因在於朱元璋的對手們，如張士誠與方國珍都是盤據在沿海一帶，與海上商團關係匪淺，在戰敗以後殘存的勢力也逃到海外落腳，而讓朱元璋感到有如芒刺在背。明朝後來一直有倭寇襲擾東南沿海一帶的問題，但這些倭寇其實只有一小部份是日本浪人，更多的是中國的海上亡命之徒。他們靠海吃海，以海商為業，明朝的海禁讓他們化身為海盜與走私犯，又因為這些集團與日本浪人、朝鮮漁民們勾結走私，而讓海禁更為嚴格，可謂互為因果。這也說明了明朝從一開始就沒有辦法有效控制並管理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海商集團。
這也形成了一個很弔詭的現象，那就是明朝在政權穩定後開始希望擴大財政收入，卻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一方面想要維持海禁，另一方面又想恢復元朝時海上貿易的興盛，以舒解國庫壓力。在這樣的矛盾下，明朝政府所想出來的方法就是所謂的「朝貢貿易」。簡單來說，就是只許官方進行海上貿易，民間私人貿易除非特許以外，全部嚴厲禁止，而為了杜百姓悠悠之口，質疑為什麼只有你們官方可以進行海上貿易，百姓卻不行，因此以朝貢為名，來進行這樣的經濟活動。如果以這個理論來看，那鄭和七次下西洋，宣揚明朝國威，要求四方來朝，就非常容易理解了，說穿了就是以武力為後盾、要求各國前來朝貢，並進行實質商業活動的海外招商團。
我們也可以從歷史上，看到明朝政府是如何利用「朝貢貿易」來攏絡或施壓鄰近的國家。聽話的給予更多的朝貢貿易機會，不聽話的就削減朝貢的次數，讓藉由朝貢之旅進行的貿易受到限制，其作法與今日的中國政府很相似，這也難怪美國前國防部長馬提斯會批評今日中國的所做所為，是在建立新時代的「朝貢貿易」體系。鄭和下西洋的失敗，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這種有著重重限制的貿易方式，很容易因為某個特定的事件而瓦解，因為建立在特許之下的貿易關係極為脆弱。當鄭和的艦隊失去明朝政府的支持，整個海上活動就立刻煙消雲散，讓明朝走回閉關自守的道路上，而幾年後第一批的葡萄牙人就出現在印度洋上，並開始航向麻六甲海峽。
日本歷史學家杉山正明在《蒙古帝國的遺緒》這本書中批評：「近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為中心，對鄭和下西洋賦予異常高的評價以及荒唐的想像。但鄭和下西洋本身不過是蒙古時代的承襲與遺產，反而是自此之後，中華和亞洲東方急速失去有組織性的海上發展，這一點更為重要。」非常精確地點出了問題所在。在瘟疫又再次襲來，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受到重創之時，或許中國人可以思考一下，過去的「新朝貢貿易」是否是對的方向？在面臨新的危機時要如何解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