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告狀”電郵為何引發兩岸論戰

撰寫：施學庸

兩岸在疫情期間的爭論又多了一則，就是台灣於2019年12月底通報給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信件，究竟有沒有起到警示作用，另外則是台灣此時重提通報的用意為何。

此，2020年4月11日，WHO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公開表示，台灣在2019年12月提出的通報郵件中，並未提及有“人傳人”的風險一詞。而台灣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隨即公佈當時電郵記錄，並且發表聲明，其中第一點為“疾病管制署自網路上得知，在中國武漢市發生至少七例非典型肺炎(Atypical Pneumonia)。中國慣稱SARS為非典型肺炎，此為冠狀病毒引起嚴重人傳人的疾病”。而陳時中批評WHO是“內行人講外行話”，引發熱議。

其中的關鍵點是，台灣認為這封寫給WHO的電郵中提到“武漢已有7個案例隔離治療”，這種說法便是給世衛的示警。所以當WHO否認示警作用時，陳時中藉此批評WHO是“內行人說外行話，隔離治療不是警訊，那什麽情況才是警訊”。不過，陳時中的說法顯然有些“事後諸葛”的味道，如果當時台灣真的懷疑可能是新型的冠狀病毒，同時具有人傳人的可能性，為何不直接宣布，或者以此通報給世衛組織。最可能的情況是，台灣方面懷疑這次是SARS捲土重來，深怕因為地緣因素受到影響，因此格外留神。

對此，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於北京時間2020年4月18日駁斥台灣的說法，認為台方所稱的郵件，僅引述武漢市衛健委公佈的內容，只能算是“轉述”而並沒有所謂的“示警作用”，而這樣的郵件反而證實了武漢衛健委並沒有存在“瞞報”的情況，並批評民進黨的炒作是一個偽命題，目的就是作政治文章，欲“以疫謀獨”。

如果仔細看武漢市衛健委在2019年12月31日的公告，其中提到接受通報後回顧性調查並追踪了27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而其中7例病例嚴重的情況，並稱“目前為止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而台灣所謂寫郵件“示警”WHO的原由其實是疾管署副署長羅一鈞於12月31日清晨5時，在網路平台看到的武漢衛健委在12月30日的警示公文，因此才有後續的寫信給中國大陸查證並且通報WHO，以及疾管署對疫情的“超前部署”。不過諷刺的是，這篇被台灣社會稱為“護國神文”的網絡文章，其中的警示訊息卻來自武漢市衛健委的公文。

台灣對於寫信通報給WHO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是按照流程回報，再者是台灣對於中共的“半信半疑”，以及最後對於“不明原因病毒肺炎”的謹慎態度。而其中的關鍵是，台灣方面認為該病毒有“人傳人”的可能性，但武漢市衛健委在12月31日的公告中提到“並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

雖然大陸和WHO都表明並未出現“人傳人”的現象，不過後續台灣方面可能還是不放心，因此在1月中旬派出專家到武漢了解疫情狀況，而疾管署在專家回台後於1月16日召開說明會指出“研判武漢當地雖不排除有限人傳人風險，然感染源尚未釐清，疾管署宣布自即日起提升武漢市旅遊疫情建議至第二級警示（ALERT）”。

而在大陸方面，對於“人傳人”的警訊，一直要到武漢市衛健委於1月15日的通報中提到，“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而最終到1月20日，才由中國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院士就疫情防控情況介紹說，新型冠狀病毒已出現“人傳人”情況，同時已有14名醫務人員受到感染。

這些問題的爭議點在於，對於新冠病毒的“認識過程”，台灣可能認為中共官方在2019年12月底之前便存在瞞報“人傳人”的問題，而大陸官方則認為這是一個醫學專業的探索和判定的問題，在沒有足夠的證據之前，為了避免社會恐慌和維穩需求，無法“妄下定論”。

不過真實的情況可能遠比這樣簡化的兩分法更為複雜，例如英國廣播公司（BBC）認為由於1月11日湖北省進入“兩會”的時間，恐有降低負面新聞報導的可能性，而實際的情況則是1月11日到1月16日，武漢市衛健委連續7天宣布未有新增病例，而在1月17日則“重啟通報”，但也僅有4例新增病例。此外，自2019年12月疫情出現後，國家衛健委陸續派出三波專家到武漢考察也間接證明事情的複雜性。

換句話說，如果簡單地將疫情的“認識過程”當作純粹的醫學專業問題，而將官方“瞞報”的情況當作政治問題，就忽略了其實它們是屬於交織在一起的STS（社會與科技）的整合性問題。在新冠病毒的例子裡，現代社會除了從流行病學的角度去認識和判定新的公衛危機之外，也需要有公權力去宣布才能喚起民眾的注意，而這樣的過程一方面需要時間，另一方面也需要醫學和衛生相關部門以及官僚體系的配合才能達成。

不過目前兩岸官方關係已達到新的冰點，而疫情也使得兩岸民間的不諒解達到新的高點。其實大陸社會也要求相關部門釐清是否存在“瞞報”的情況，不過這樣的批評聲浪主要是希望大陸能朝向更加現代化的社會邁進，同時減少官僚體制的“形式主義”和“欺上瞞下”的不良作風，但大陸同樣有一種社會共識，即這種“糾偏”不能反過來成為國際社會譴責中國，甚至成為後績要求中國索賠的“把柄”。

台灣單方面的“指責”，不但不會被大陸社會視為“善意的改革提示”，而所謂“向世衛示警”的說法在此時更像是要求世衛評評理，藉此責怪大陸官僚的“瞞報”使得疫情在國際社會中蔓延，以便在未來的輿論戰取得高地，更可能讓台灣的指責和國際反華勢力連成一氣，但這樣的做法定將使得兩岸關係更加惡化，也讓兩岸官方和民間因為疫情而陷入更加對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