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文天文臺】葉田甜：與殖民地戀愛——庄司總一《陳夫人》

　　《陳夫人》（又譯《嫁臺灣郎的日本女子》），是在臺日本人庄司總一，以1920到1940年代內臺結婚為主題書寫的長篇小說。主故事軸線為日本女性安子嫁給臺南有錢人家知識分子陳清文後，與異文化封建遺制大家族磨合關係的過程。小說佈局出歧視性殖民支配體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在新舊雜揉中捆繞成死結。作者在大歷史中穿插描寫不同的生命，細膩刻畫人物心理、日常風俗、思想，使人性的複雜與立體可稍加現形。

　　面對歷史，作者謙和地書寫人物因時代而起的面貌，提出許多關於身分認同錯亂、心理情緒矛盾的究問，這些問題對當代而言，尚未結束，也仍是難以迴避的思索。複雜的文化體系與國際關係中，許多角色的自我疑惑、乃至無法言明的情緒，在跨度百年前已然是苦惱的源頭。如何回答這些問題？庄司總一在書中留下了帶有個人特色的線索，可作為後世的參照。

　　1941年五月，第十二版的《陳夫人》小說將印行。

　　自1940年日本通文閣印行初版後短短時間之內，轉眼小說已要印行第十二版。《陳夫人》引起的文學評判聲浪波盪，褒貶兼具。《陳夫人》的主要場景雖在臺灣島內的封建大家庭裡，它的氣韻卻迅速捲向了帝都，1941年4月起的國民新劇場中，這本小說在久保田萬太郎指導下由劇團「文學座」擔綱，進行將近半個月的演出[1]，之後甚至還要映畫化[2]。

　　庄司總一執著筆，此時他正為十二版小說寫〈再版有感〉，簡要匯集了身為作者欲回應讀者世界的思緒。對著案前的稿紙，庄司總一腦中不由得再次交錯了許多近日發生的爭辯。

　　不久前，臺北的朋友給庄司總一捎了信，總督府可能要將《陳夫人》列入情報部推薦圖書了。他連著想起初版時曾經接到一封來信，信中指責到：「你的小說有暴露性的描寫，這就不對啦。因為將近半世紀的臺灣政治決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我們好不容易才把臺灣培養到現在這樣，而你卻要把我們的缺失揭發出來，這樣就使我們太不爽了。」[3]

　　《陳夫人》是暴露性的揭發政府的缺失？還是追求真實、描寫真實？庄司總一想起自己讀過的世界殖民政策歷史，在整體相對比較之下，他認為日本政治對臺灣——這南方島嶼的殖民地，是極富理解和溫情的。甚至，這還是個殊例。

　　「知道《陳夫人》可能成為情報部推薦圖書，與其光榮或對批評者產生報復的快感，不如說有一種更深的安心感。」

　　庄司總一認為，如果是真正偉大的父母，他們非但不怕他人對自己教養子女方式的批評，反而會樂於藉此反省，來邁向一種更高理想。庄司總一對充滿革新意味的方向深信不疑，在他看來，正是這種寬大的政治和人類的善意才給了他寫下《陳夫人》的意義和勇氣，不是嗎？他在回信中寫到：「或許是我藝術性的表現幼稚和拙劣不足，讓您產生了誤會。不過，我只想追求真實和描寫真實的苦心是千真萬確的。（後略）」[4]

　　庄司總一猜想，「革新」這件事，不僅是日本治理的難事，對殖民地的人而言這種蛻變的苦惱更為深刻。

　　看著桌上的〈再版有感〉，庄司總一想，皇民化的運動措施中必有要求過分的目標存在，不過仍不能否定臺灣本身已經面臨了一種必然的改變。另一方面，所有運動都不該只被視為暫時性解藥，為政者應該對重大歷史的腳步抱著理解和信念。

　　後來，1941年到1943年間，不斷有《陳夫人》的讀後感言或評論文章在臺灣時報、臺灣日日新報等報章中刊出，小說拿到了東亞文學獎次賞，首獎從缺。

　　在各式評論中，庄司總一讀到了一篇筆名為田子浩的文章〈關於陳夫人〉，此篇點出小說中錯誤的臺灣語音稱呼、對本島人習俗的獨斷批評（官司習慣、個人主義、風俗等問題）、稍欠真實的人物心理活動。另外一篇刊載於臺灣時報上的則是陳紹馨先生的〈陳夫人にあらわれた血の問題〉，論及書中有關灣生及純正血統的命題，同時多方驗證了小說中描繪的生命禮儀、臺南州鳳梨產業、習俗等，陳紹馨認為「《陳夫人》既是『以臺灣為題材』的文學，也是『與臺灣有關』的文學。但我們所欲求的則是『從臺灣而生的文學』。」[5]

　　對比之下，文學報國會事務局裡的戶川貞雄認為《陳夫人》對「內臺一體化」問題的解決之道有強烈的啟示作用[6]，而濱田隼雄則在臺灣時報中載有〈庄司總一氏の陳夫人について〉，全面肯定了此部小說可以對政府機關提供許多政策面的參考。[7]

　　描寫真實之後，自然就能看到解決之路嗎？庄司總一自認為，寫到第二部為止，他還未看見任何解決之道。1941的國民新劇場公演後，庄司總一認識了王育霖[8]，他在讀後感中向庄司總一說到：「不過，問題卻上沒有任何解決的妙策。」庄司總一想，這句話，不外是代表臺灣所有的知識階級所感到的不滿和不足的流露吧。一刀兩段將死結劈開，本來就不是一個小說家的責任。殖民體制不變，枷鎖就解不開，意志消沈的人只得在低谷旋渦中無限徘徊。

　　翻開《陳夫人》，小說的最後一句是：「——愛，安子在心裡小聲地說。」

　　這是否能成為一個替代的答案呢？

　　庄司總一所在意的更是探究不同血統、傳統和條件的人們要如何、到何種程度，達成愛、理解、和融合這種人性的振幅和可能性而已。這即是庄司總一不斷探究的主題——「人與人」。透過文學創作，庄司總一傳遞了某一種形式的愛和善意，為今日的臺灣留下一份可探尋過去的禮物。

[1] 〈帝都文學座て「陳夫人上演」〉。（1941，3月19日）。臺灣日日新報，第四版。

[2] 〈「陳夫人」映畫化〉。（1941，10月15日）。臺灣日日新報，第四版。

[3] 黃玉燕譯（2002）。《嫁台灣郎的日本女子》。臺北：九歌。（庄司總一，1940）

[4] 同3

[5] 〈「陳夫人」にあらわれた血の問題〉。（1942年，12月）。臺灣時報。

[6] 吳叡人等（2012）。《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中）》。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7] 〈庄司總一氏の陳夫人について〉。（1941年，5月）。臺灣時報。

[8] 《嫁台灣郎的日本女子》（2002）中收錄庄司總一〈再版有感〉，譯文中為「王育林」。

庄司總一（1906～1961），生於日本山形縣，幼年時隨服務於卑南公立醫院的爸爸旅居至臺東，後遷住臺南，畢業於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現臺南二中）。返日後以小說家身分聞名，1933年起，以阿久見謙的筆名發表過海明威等英美小說譯作，及創作《夜景》等小說。後著有《陳夫人》、《土與光》、《惡夢》等書。

葉田甜　2001年生，臺南人，農業經濟學系在學生，興趣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