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再訪美麗新世界》—自由世界的統治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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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美麗新世界》出版，其中描寫的烏托邦—敵托邦成為上世紀初時人類對未來的恐懼想像，其中富含著生理學、心理學、人口論的知識，成為這經典的特色之一，而在1959年《再訪美麗新世界》則是經過了二十多年後赫胥黎對於中葉的反思，以及在起初的恐懼上更加確立了過往的擔憂，因為人口正在急速成長、組織也更加地細膩化、制約型的催眠也更加的不是小說中的產物，人類的發展彷彿拿《美麗新世界》當作樣本在前進。

人口過剩、過度組織化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個體性摧毀以及反民主的可能，讓赫胥黎產生了大量的反省，醫療的進步使得人的存活率上升也使得壽命延長，但是資源並不會隨此變多，反而隨著分母的增加讓每個人能獲得的資源減少，但他也提出那個時期優生學的觀點，即便在今日看來政治不正確，但若在知識上是正確的也無從被扭曲其真理性，即我們讓那些原先會被淘汰的殘缺、畸形的個體得以存活，看似是善舉，但是我們不僅可以從這些人的生命是否值得「活」來提問，也可以從更宏觀的人類的「品質」來提問，這樣真的是正確的舉動嗎？

不過生理的方面倒非本文所關注的重點，毋寧更多是落在文化的層面。人口爆炸與工業化讓個體群聚在都市，但這並不使得人群之間更加緊密，卻是更加疏離，因為其中互動的並不是主體與主體，而是位置對位置，我是以某種身分與他人進行互動，卻沒有實質的交流，我們更感到孤獨，也使得「文明病」的精神官能症更容易患發。而真正的危害出現了，也就是現實世界中的索麻，也就是電視媒體，電視像是民主的落實一般空降在每個家庭的客廳，而過往擔憂權力壟斷的自由主義者沒有考量到宣傳不只有真假上的問題，也有分神的問題，

「在宣傳方面，消除文盲及出版自由的早期倡導者，只看到了兩種可能性：宣傳不是真的，便是假的。他們並沒有預見到，目前西方資本民主社會所發生的現象—龐大大眾傳播的畸形發展，此種大眾傳播的宣傳目標並不是真實或虛假，而是另外一種幾乎與真偽全部相關的東西。換言之，他們完全沒有考慮到，人類對分神事物（distractions）的無窮胃口。」

而這些分神事物或是娛樂消遣，正是《美麗新世界》的元首穆斯塔法˙蒙德統治的秘密。就像是政治與宗教宣傳重要的不是真假、善惡，而是如何進行宣傳，換句話說，只要是在人民的疲憊狀態下那麼宣傳的成效就是十分，而什麼樣能造成人民的疲憊？布迪厄就電視所造成的人的狀態稱作「永恆的失憶狀態」，我們總是記不得上一則新聞報導了什麼，因為這些內容從來不具有實質的溝通效用，而正是在這樣的狀態下，統治者更容易進行「統治」。更不用說在電視媒體之外，還加上了大量的化學物品，統治者深諳此法，知道要讓人民服用降低控制力的方式不是強制餵食，而是隨手可得，所以菸酒不再是違禁品，反而是生活的解憂劑。

媒體不只是如此地荼毒著我們，尤其是他的性質是反知識的。當哲學的定義是教導我們去思考、懷疑、批判時，媒體卻全然與此相反，因為媒體的宣傳正是要讓我們服從。而不再思考、懷疑、批判，它要你接受它所播送的所有資訊。然而，無論是民主國家或是非民主國家，政治檢查都存在著，只是不同的形式罷了，

「在東方極權國家裡，到處都有政治檢查制度，一切大眾傳播工具皆為國家所控制。而西方民主國家卻有經濟檢查制度，大眾傳播工具皆由大財閥所屬成員所控制。」

這時我們才發現，媒體自由不過是空話，因為媒體從來都不自由，而被媒體所帶有的濾鏡過濾出的世界形象傳播給我們的知識，也從來都是片面與不完整的。就拿最近的例子而言，網飛在《The Baby-Sitters Club》這齣戲劇中就明顯地放入了左派宣傳（Leftist Propaganda），因為在兒童向的節目中卻明顯地置入了政治正確的觀念。別忘了，電視媒體是讓人在疲憊的狀態下更容易被「催眠—制約」，更不用說它的娛樂性質使得疲憊狀態更容易被達致。

我們總是以為我們自由，但其實我們可能深存於意識形態的牢籠，因為以為自己自由的不自由才是最令人恐懼的。我們以為自己想要購買什麼，但實際上卻是被廣告所暗示，這方式是這樣運作的，「首先去找出一些共同的慾望、一些普遍的無意識恐懼或憂慮；再想辦法把這種欲望或恐懼與你要出售的產品聯繫在一起；然後再設法建造一些語言象徵或畫面象徵的橋樑，以便使你的顧客由事實跳到補償性的夢想，又從這種夢想跳到幻覺上，如此一來，當他們購買了你的產品之後，他們的夢想好像獲得實現了。」我們以為買了牙膏是生理清潔，但我們也買了不被異性厭惡的保證；我們以為買了酒精，但其實那是友誼的象徵；我們以為買了特定牌子的衣服是自己的品味，但其實早就被洗腦成這是時尚的象徵。這有些像是中學時抽菸以為自己是出於寂寞，過了十年回頭看才發現自己是因為同儕的影響才覺得這樣酷炫的愚蠢。

而會在這樣的迷思下行動、購物的個體其實是社會中的大多數，因為我們都被迷惑成混淆了象徵與被象徵物，而今日世界的統治者之所以還沒使用《美麗新世界》中的胚胎篩檢技術，是因為能力尚且欠缺而非不願，畢竟從其他補救方式中—利用社會及文化的劃一性（例如左派宣傳），創造個體間的集體性，使得秩序得以被形成。而集體與個體間是無法調和的，這個過程的終端正是特個體性的解消。

那我們該怎麼辦？如果我們還熱愛自由，還希望在集（極）體中保存個人的獨特性，還希望民主長存，那就為自由而教育吧。

「…為自由的教育，首先必須注重現實及價值—我們必須承認個人多樣性及遺傳獨特性的事實，必須建立自由、容忍，以及互愛的價值，因為這些價值正是這些事實的倫理成果。...平靜的真理往往為動人的謬誤所破壞。訴諸激情的狂熱，其力量之大往往會破壞了正確的決斷。...語言的建立使人類由動物界進入文明的領域。但是，無可否認的，語言也誘導了人類持久性的愚昧，系統性的愚昧，以及種種邪惡的行為，而人類的這些行為特徵絕不亞於語言所啟發的種種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