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大巨頭之五世達賴篇

上一篇：中國四大巨頭之噶爾丹篇 五世達賴 「達賴」一詞，係漠南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或作阿勒坦汗）頒賜給宗喀巴三傳弟子索南嘉措之名號，原係蒙語，其意為「海洋」。 按無論漠南或漠北蒙古，均不臨海，因此所謂「達賴」（海洋），通常僅指水域較大的湖泊而已，既係俺答汗頒賜索南嘉措之名號，與廣大之藏族毫不相干。 索南嘉措得到此一稱號之後，以其可衍伸為「智廣如海」，他不敢專享此一名號，乃向上推兩世，以宗喀巴嫡傳弟子根敦珠巴為一世達賴，根敦珠巴之轉世根敦嘉措為二世達賴，索南嘉措自為三世達賴，從此代代相傳，目前流亡印度之拉木敦珠為十四世達賴。 索南嘉措得到「達賴」名號後，更希望能得到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之保護、支持，以便與在藏地掌權之喇嘛教噶舉派抗衡。 黠慧之三世達賴想出絕妙的方法，指定蒙古俺答汗之曾孫為四世達賴，如此一來把蒙古土默特部與喇嘛教格魯派（黃帽教）綑綁在一起，逼使蒙古土默特部不得不成為格魯派之後盾。如此巧妙之安排，實無愧於「智廣如海」之名號。 以往論歷輩「傑出」之達賴，每以五世達賴、十三世達賴為最，論黠慧，三世達賴絕不在五世、十三世之下。四世達賴法名雲丹嘉措，為歷世達賴中唯一蒙古族。 雲丹嘉措出身於蒙古貴族，自然不捨其在童稚之年，即離鄉入藏過出家生活，直至十四歲時始在蒙古土默特部武裝部隊護送下入藏學經。 雲丹嘉措既貴為格魯派最大活佛，應是養尊處優錦衣玉食，有最好之醫療照顧，接受最好的教育，然而四世達賴入藏後，僅過十四年，在青壯之廾八歲即告圓寂。 對其圓寂留下頗多想像空間，而且此後再無蒙古族被認定為是達賴之轉世。蒙族之四世達賴雲丹嘉措之入藏，對掌權之噶舉派，不免具有若干鎮懾作用，以其家族在漠南具有實力與威望，然俺等汗死不久，土默特部勢力崩解，四世達賴也「適時」圓寂。 有一事頗值一提，四世達賴入藏後，於1614年以四世班禪羅桑却吉堅贊為師，在拉薩哲蚌寺受比丘戒[29]，從此形成班禪、達賴此兩系活佛互為師徒之不成文慣例。 此慣例至今已有四百年，照理說目前十四世達賴已高壽八十五歲，一旦圓寂，十五世達賴必得以十一世班禪為師，此乃行之四個世紀之慣例。 四世達賴既已圓寂，其時在藏地（按其尚時尚無西藏一詞，仍稱吐蕃，此處為行文前後一貫，姑用藏地）掌握實際統治權者操在藏巴汗手中（藏巴汗係漢文簡譯，全文意為「第悉藏巴」為後藏上部之王，屬噶舉派噶瑪支派之政權，此非本文主題，從略）。藏巴汗原就對格魯派有所不滿，現四世達賴既已圓寂，遂下令中斷達賴一系之轉世。 此舉令格魯派信徒（含蒙古各部）至為不滿，喀爾喀部確科爾兄弟率兵入藏，想以武力迫使藏巴汗收回成命，但卻被藏巴汗所擊敗[30]，四世達賴仍不得轉世。 就在此際，藏巴汗染患重病，雖延醫診療，卻是藥石罔效，眼見即將不久於人世，因深知四世班禪羅桑却吉堅贊（1567~1662年）深通醫術，在求生意志之下，不得不向前此所反對之格魯派四世班禪求助，請求給以治療。 四世班禪為格魯派生存與發展著想，同意為藏巴汗療病，四世班禪果真醫術高明，終於使藏巴汗恢復健康，藏巴汗為對四世班禪表達謝意，表示捐獻一處莊園給班禪所駐錫之札什倫布寺（在後藏日喀則），以為酬謝其診療之功。 但四世班禪為求格魯派達賴「法脈」得以延續，辭却藏巴汗的餽贈，僅懇求准許達賴得以轉世，藏巴汗一則感到四世班禪對己有救命之恩必得有以回報；再則深信格魯派已完全在自己控制之下，不會受到威脅，遂同意准四世達賴轉世[31]，就此看來四世班禪對達賴一系有再造之恩，這是史實。 既然藏巴汗允准達賴轉世，於是格魯派內就開始尋找四世達賴的轉世靈童（蒙語稱之為呼畢勒罕）。當時藏地喇嘛教各教派競爭權力極為激烈，噶舉派（俗稱白教）已失勢之帕竹噶舉[32]，同情格魯派，於是雙方合作，共同推定阿旺洛桑嘉措為四世達賴之轉世靈童，時為1622年（明熹宗朱由校天啟二年，後金努爾哈赤天命七年）[33]。 靈童既已認定遂派代表向藏巴汗政權稟報轉世靈童認定經過，當時掌握藏巴汗政權權力之內大臣仲尼旺宮瓦及外大臣崗蘇克強對靈童本身雖未提出置疑，但對靈童駐錫地點則加以刁難。 藏巴汗政府希望靈童留在後藏札什倫布寺，因藏巴汗政權中心在後藏，如是易於控制達賴，但格魯派代表很技巧地使達賴仍在前藏哲蚌寺駐錫（有關交涉經過詳情見陳慶英等編著之《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頁131~134，於此不贅）。 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又稱羅桑嘉措)天生睿智黠慧無比，而格魯派許多高位階大喇嘛也都足智多謀，對於藏巴汗政權及噶舉派噶瑪噶舉之壓制，早已設法要加以反制。 當時（十七世紀初）客觀環境是滿洲努爾哈赤初崛起，建立後金政權，聲勢尚未大張；明朝仍然統治內地，但已非武力強大之帝國，塞外土默特蒙古力量也已瓦解，準噶爾部蒙古在巴圖爾鴻台吉統治下，稱雄於天山以北；和碩特部蒙古在固始汗（或作固實汗）帶領下，占有青海，與西藏毗鄰，力量相當強大，且崇信喇嘛教—格魯派，由是格魯派或五世達賴遂結好和碩特部固始汗，希圖引固始汗之力剷除藏巴汗政權，固始似看出後金國力如旭日初升（清入關前稱金，史稱後金，入關後始改國號為清），銳不可當，終將問鼎中原，遂通好於後金，並要五世達賴派使者與固始汗之使者到盛京（今遼寧瀋陽）向後金示好，時為1642年（後金皇太極崇德七年）。 時漠南東部蒙古科爾沁、扎魯特等部已歸順於後金，無論努爾哈或皇太極已知蒙古人佞崇喇嘛教格魯派，意識到優遇喇嘛教，可以收服眾蒙古，其實古今中外，凡英明之政治領袖，都會運用宗教以統治人民，反之則為宗教領袖所運用，當固始汗與五世達賴之使者到盛京後，皇太極可能曾口頭邀請五世達賴來訪，遂有之後五世達賴訪問北京之行。 當五世達賴（以下均僅稱達賴）欲藉和碩特蒙古固始汗之武力剷除藏巴汗政權，固始汗也確實率軍入藏擊滅藏巴汗，但固始汗本人卻駐在拉薩，實際統治西藏，其時達賴對固始汗之統治，心悅誠服，曾於其所著之《西藏王臣記》[34]中說出以下一段話： 「王率百萬雄師（按王指和碩特固始汗），轉戰南部（按西藏在青海之南），盡取閻羅到邊以內之地。壬午年（按係1642年，後金皇太極崇德七年）二月十五日，藏地所有木門人家王臣上下，均改其傲慢之容，俯首禮拜、恭敬歸順。霍爾（指蒙古）曆三月十五日，依『時輪』算規新年開始之日，汗王（指和碩特固始汗）即成為全藏三區之主。王令如大白傘，覆蓋于三界之頂首。」[35] 達賴這一段話明白表示西藏臣服於和碩特蒙古固始汗統治之下，而和碩特僅為額魯特蒙古四部之一部，論實力尚不如準噶爾部之巴圖爾鴻台吉，更非蒙古本支之領袖，達賴及西藏已臣服於固始汗。 目前流亡印度之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政府叫囂西藏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若非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政府沒讀過五世達賴之《西藏王臣記》，則是有意欺騙世人。 且再進一步看所謂「主權」，乃是十七世歐洲民族國家興起後，始創出之政治術語，西藏怎可能「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明顯是唬弄世人，較謂出家人不打狂語，更為可惡。 固始汗實質統治西藏，以其擁有武裝力量，達賴不得不俯首禮拜、承認固始汗為全藏三區之主，這是五世達賴親自黑字寫在白紙之上，狠狠的打臉了十四世達賴所說的「西藏自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十四世達賴如果還認為自己是讀過書的喇嘛，應該面壁三年禁聲不言。 西藏的統治權握在和碩特蒙古固始汗手中，達賴雖在宗教具有崇高地位，但對俗世的政治，固始汗是不會讓他染指的。 但固始汗之入藏是受格魯派之請求，以保護格魯派為名進軍藏地，因此得到許多格魯派信眾的支持，在逼降藏巴汗統治全西藏後，不能不考慮到達賴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蒙古人對喇嘛教格魯派的佞崇，同時固始汗更想藉達賴在額魯蒙古的影響，重振和碩特為額魯特蒙古四部的盟主地位（額魯特四部，除和碩特部為蒙古本支、且屬黃金氏族，其餘均為蒙古別支，因此和碩特在額魯特聯盟中，常居於盟主地位），因而必須給達賴以適當地位。 於是固始汗效法元朝創建者忽必烈對帝師八思巴的作法，將衛藏十三萬戶獻給達賴，吾人需知所獻不過是稅收而已，統治權仍握在固始汗手中。 五世達賴認為固始汗既將藏地十三萬戶獻給自己，則達賴自當為藏地之主，但以固始汗率軍入藏戰勝藏巴汗（丹律旺布）將之捕獲下獄（其後將之裝入皮囊投入雅魯藏布江處死），命噶瑪噶舉派喇嘛改宗格魯派，噶瑪噶舉派從此一蹶不振，有功於格魯派，兼以固始汗威望隆崇，因此在固始汗生前，實質統治西藏，並無問題，此所以五世達賴在其所著《西藏王臣記》一書說出對固始汗之統治心悅誠服。 固始汗之統治西藏也有其高度之政治智慧，雖然尊崇五世達賴為藏地宗教領袖，但將甘丹頗章政權權力之實際行使者第巴一職之任命權，由固始汗親自掌握[36]。 就五世達賴而言引進和碩特蒙古固始汗，剷除了藏巴汗、摧毀噶瑪噶舉派，雖一掃心中之夙恨，但政權仍握在固始汗手中，而固始汗之實力又強過藏巴汗，等於驅逐了狼，卻引進了虎，心中自是不甘，但又無可奈何。 固始汗於1655年（清順治十二年）病逝於拉薩，享壽七十三歲。固始汗死後，五世達賴認為以往持教法王（前此視土默特俺答汗為持教法王，之後奉固始汗為持教法王，即護持宗教之法王）家族高高在上，作為格魯派最高法王之達賴自是心中不平。 固始汗既死，遂想從持教法王家族手中剽竊一些政治權力，在藏地固始汗為最高政治領袖，在宗教上自以五世達賴為最，但實際執行者則為在此二人之下的第巴。 第巴一職之任命權操諸固始汗手中，固始汗既死，五世達賴如想獲得世俗的政治權力，只有從第巴任命權著手，於是五世達賴便與固始汗家族對第巴任命權展開一場微妙之競逐。 固始汗死後，其諸子競逐汗位而展開一場鬥爭，最後由其長子達延鄂齊爾繼承汗位。由於與在青海之諸弟互相猜忌，必須予以擺平，因此延後三年始入藏。 達延鄂齊爾是勇敢大戰將，但對政治則極其外行。在其入藏之前，藏地諸多重大事務，達延鄂齊爾均未過問，五世達賴嚐到權力的滋味，如所周知，一旦嚐到權力滋味後，鮮少能自動放下，而且藏中也發覺和碩特部內部不和，一些反對和碩特蒙古對藏地之統治，也開始蠢蠢欲動。 達延鄂齊爾對政務不感興趣，當首任第巴索南饒丹於1658年（清順治十五年）去世時，五世達賴向達延鄂齊爾詢問新任第巴人選時，達延鄂齊爾對如此重要之人事任命竟毫不在意，表示尊重五世達賴意見[37]。 五世達賴也認為此人事極為重要，經慎重考慮後，任命赤烈嘉措為第二任第巴。赤烈嘉措由於是由五世達賴提任，因此處處唯達賴之命是從，可見達賴從和碩特汗手中剽竊了若干世俗之政治權力。 達延鄂齊爾於1668年（清康熙七年）去世，和碩特內部又陷入汗位爭奪。同年，第二任第巴赤烈嘉措也去世，一時西藏最高統治者與最高行政長官均出缺，五世達賴看到自己總攬政教兩權的機會終於到來。 由於青海和碩特貴族競逐汗位頗為激烈，一時之間未能定於一尊，於是五世達賴便逕行認命親信羅桑圖道為第三任第巴。 此時第巴之行政權力幾已被達賴剝奪殆盡，僅成為達賴之宗教助手，一切政治權力都被達賴所獨攬，和碩特部經過三年的內訌，於1671年（清康熙十年），始由達延鄂齊爾之長子貫綽克喇達那繼承汗位並入藏。 五世達賴給予「丹津達賴扎勒布」尊號，簡稱達賴汗[38]。達賴汗一如其父，對繁瑣之政務不感興趣，對於第巴已被達賴所操控，並不表示異議。 五世達賴眼見奪取行政大權之時期業已成熟，1675年第三任第巴羅桑圖道自請卸任，達賴任命自己的愛徒桑結嘉措為第四任第巴（此時已完全跳過和碩特汗），桑結嘉措以年事尚輕、經歷不足為詞，推辭任命，達賴改任命羅桑金巴為第四任第巴，以為過渡。 至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羅桑金巴過渡性任務完成，自請卸任，達賴遂任命桑結嘉措為第五任第巴，西藏情勢從此丕然大變。 桑結嘉措出身拉薩郊區大貴族仲麥巴家族，此人既黠慧又有學問，更有野心，原名貢確敦珠，為卓越之天文學家與醫學家，有三十多部專著，應屬不可多得之人才。 五世達賴其極為信賴與倚重，二人想法與作法幾乎完全一致，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五世達賴曾「宣布他（指桑結嘉措）的所作所為與達賴喇嘛本人所為完全一樣。」[39]因此無論桑結嘉措所為或五世達賴所為，本質上都等同是五世達賴之所為。 當五世達賴初以蠶食方式剽竊得西藏地方若干政治權力後，食髓知味，而和碩特繼固始汗者均無心於政務，兼內訌頗烈，遂予五世達賴以鯨吞藏地政治權力，自是藏地政教兩權定於一尊。 五世達賴天生睿智，已看出中國清朝康熙帝乃英明有為之君王，如假以時日，終將統一全中國，西藏在中國範疇之內，但達賴也深知人之壽命有限，如能延緩中國清朝向青藏地區推進，待康熙龍馭上賓，其繼任者未必有賢如康熙，如是西藏將可消遙於中國之外，達賴也仍可專制獨裁於「喇嘛王國」之內。 純就戰略思維而言，此項看法也頗正當，其門徒漠西蒙古首席大喇嘛咱雅班智達也不主張與中國清朝往來[40]，但是如何延緩中國清朝向青藏地區推進，乃是一高難度戰略思維。 西藏本身武力微不足道，以往賴以為持教法王的青海和碩特蒙古，也已衰微，且已傾向中國清朝，更不足恃，稍早清平西王吳三桂駐紮雲南，曾與達賴除茶馬交易外，並曾厚遺達賴，以為奧援而免後顧之憂。 按雲南西北部有藏人聚居（今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因此吳三桂與西藏五世達賴結盟，自有政治意義。 但達賴明知吳三桂是中國清朝治下的一個藩王，而與之結盟，明顯含有欲以吳三桂牽制清朝的作用。其後吳三桂反清，清廷曾致書五世達賴囑其 「分兵進討，若吳三桂勢蹙投降，喇嘛（指五世達賴）其即執送。」（見《康熙實錄》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年四月乙卯條）。 而達賴遣使回覆除敷衍康熙外，更稱： 「若吳三桂力窮，乞免其死罪；萬一鴟張，莫若裂土罷兵。」（同上引《康熙實錄》）， 康熙對此答覆極表不滿，告知來使稱： 「吳三桂負此殊恩，構衅殘民，天人共憤，朕乃天下人民之主，豈容裂土罷兵？」（出處同上） 從而可見五世達賴確有與吳三桂結盟之事，希望因吳三桂之反清，達到「裂土罷兵」目的，如是，則清廷自無力進軍西藏，就戰略而言，也屬高招，不料吳三桂病死軍中，吳三桂之叛旋即被清廷敉平。 吳三桂之叛既被清廷敉平，五世達賴想藉吳三桂之亂，使清廷裂土罷兵自然落空。 達賴環顧當時客觀情況，中國清朝敉平吳三桂之亂後，聲勢更為壯盛， 漠南各部蒙古多已歸順中國，且編設為盟旗， 漠北喀爾喀蒙古雖尚未納入中國版圖，但其心向中國， 喀爾喀雖也崇信喇嘛教格魯派（俗稱黃教），其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之子，其前身則為藏人覺囊派高僧多羅那他，到喀爾喀弘法，極受漠北喀爾喀蒙人尊崇，蒙人尊之為「邁達理活佛」（邁達里Maidari係梵文之蒙語讀音，意為慈氏，也即彌勒佛）。 多羅那他在漠北喀爾喀地區弘揚覺囊派教法二十多年，喀爾喀蒙人復尊之為「哲布尊丹巴」，此一稱號乃蒙藏兩族喇嘛對精通喇嘛教法、而又能嚴守戒律之大喇嘛之尊稱。 1634年多羅那他（後金皇太極八年）圓寂，次年喀爾喀土謝圖汗適得一子，遂認係多羅那他之轉世，遂為喀爾喀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一世。稍長入藏學經，五世達賴強迫其改宗格魯派，否則不准其回漠北喀爾喀蒙古，不得已改宗格魯派，心中自有不甘，對五世達賴未必真正尊崇，兩者心存芥蒂乃是極自然之事，達賴不信任喀爾喀蒙古，也屬意料中事，不能依靠漠北喀爾喀蒙古以牽制中國清朝。 草原游牧民族自匈奴以至蒙古，其政治領袖均喜好擁有美好的名號[41]，黠慧之達賴深知蒙人此一習俗，乃投其所好，對各部蒙古領袖人物給予名號. 蒙古人一旦接受此封號，無形中即成為達賴之下屬、附庸，茲將五世達賴對各部蒙古所給予封號，據學者所著專書表列如下[42]： 五世達賴喇嘛冊封的蒙古諸部首領

上列所列僅為蒙古各部世俗首領，各部喇嘛教高位階喇嘛尚未包括在內，如一一加以表列，可謂枚不勝舉，多得不可算計，從而可見五世達賴何其黠慧，利用蒙人喜好虛名之人性弱點，予以「收編」，如以各部蒙古受「封」情況分析，從下表可知梗概（同註41）： 五世達賴喇嘛對蒙古諸部首領冊封情況統計

從上項統計表可看出五世達賴對額魯特蒙古（今和碩特、準噶爾、土爾扈特）情有獨鍾，在三十二次的賜封中，額魯特蒙古占二十六次，其中對準噶爾之噶爾丹賜封兩次，相當特殊（認證其為轉世呼圖克圖尚不在內），可見其對噶爾丹之重視，從另一角度看，噶爾丹深具被利用之價值。 "中國四大巨頭之噶爾丹篇"已介敘噶爾丹係準噶爾部首長巴圖爾鴻台吉之第六子，對其事跡前文已有敘述，於此不贅。達賴認為如能蠱動噶爾丹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則漠南各部蒙古（有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必將騷動。 漠南蒙古與北京近在咫尺，為保衛京師，清廷必然要將大軍北調，如是自無餘力經營西藏，達賴可自專於其喇嘛王國，至於準噶爾騎兵與喀爾喀蒙人，乃至清軍之死傷，都不在其考慮之內，所謂「死道友，不死貧道」正是此意。 至於如何遂行此一計畫，首先需協助噶爾丹奪得準噶爾部首長之位，其次需噶爾丹俯首聽命率兵東侵，而且尚需與俄羅斯搭配，同時向東進攻，使清廷無法兩面作戰，則準噶爾東掠喀爾喀將可穩操勝券。 凡此均非噶爾丹所能勝任，因此派出以濟隆呼圖克圖為首之西藏喇嘛七十多人，在噶爾丹軍中為其出謀劃策，而且此七十多個西藏喇嘛，除充當噶爾丹「智庫」角色外，還扮演著求和使的角色。 達賴深知中國清朝對西藏地方至為重視，基於愛屋及烏，連帶的對達賴也極為尊崇。達賴或第巴桑結嘉措算計著一旦噶爾丹戰敗，清軍追剿，那時這七十多個西藏喇嘛出面向清軍求情，希望手下留情，使噶爾丹不至全軍覆沒，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廷大軍大敗噶爾丹之軍，濟隆等七十多人即到清軍大營前請求勿予追擊，並甘言求和[1]，清撫遠大將軍和碩裕親王福全竟為其甘言所騙，未趁勝追剿，使噶爾丹免於被殲滅，可見五世達賴（或第巴桑結嘉措，時五世達賴已死，桑結嘉措詭言達賴閉關，一切均以達賴名義施行，不過五世達賴前此曾公開宣稱桑結嘉措所作所為與達賴所為完全一樣）何其黠慧，幾乎可說是算無遺策。

[1] 詳見《康熙實錄》，康熙二十九年八月辛酉條，以彼此對話頗冗長，從略，可見《清實錄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冊頁89~91。

[29] 見五世達賴著，陳慶英、馬連龍譯《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傳》，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復制中心，1992年，但此處係轉引自陳慶英等編著《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頁101。

[30] 見孛兒只斤蘇和、班布日《衛拉特三大汗國及其後人》，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57。

[31] 見陳慶英等編著《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頁128~129。

[32] 噶舉派內支派繁雜，茲以表列方式呈現如次： 　　　　　　　　　　　　　　　　　　　┌止貢巴 　　　　　　　　　　　　　　　　　　　│ 　　　┌香巴噶舉　　　　　　　　　　　├達壟巴 噶舉派┤　　　　　　　　　　　　　　　│　　　┌上竹巴 　　　│　　　　　┌帕竹噶舉─────┼竹　巴┤ 　　　└塔布噶舉　│　　　　　　　　　│　　　└下竹巴 　　　　　　　　　│　　　　　　　　　├雅桑巴 　　　（塔波噶舉）├蔡巴噶舉　　　　　│ 　　　　　　　　　│　　　　　　　　　├綽浦巴 　　　　　　　　　├拔戎噶舉　　　　　│ 　　　　　　　　　│　　　　┌紅帽系　├修賽巴 　　　　　　　　　└噶瑪噶舉┤　　　　│ 　　　　　　　　　　　　　　└黑帽系　├葉　巴 　　　　　　　　　　　　　　　　　　　│ 　　　　　　　　　　　　　　　　　　　└瑪倉巴

[33] 見克珠群佩主編《西藏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464。

[34] 此書原名《天神王臣下降雪域（西藏）陸地事跡要記──圓滿時節，青春喜筵之杜鵑歌聲》，以書名太以冗長，遂將之簡化為《西藏王臣記》，此書由劉立千譯注，2000年，北京民族出版社。

[35] 見劉立千譯註之《西藏王臣記》頁128。

[36] 見陳慶英等編《歷輩達賴生平形象歷》頁155。

[37] 見孛兒只斤蘇和、班布日《衛拉特三大汗國及其後人》，頁70。

[38] 同註36所引書頁71。

[39] 見夏格巴著、劉立千、羅潤蒼、扎西尼瑪、楊秀剛、佘萬治、央京娜姆、茨仁拉姆等譯《藏區政治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此書係內部發行，上冊頁253。

[40] 有關咱雅班智達呼圖克圖事跡，可參看喇德納巴德喇著、成崇德譯註《咱雅班智達傳》，北京全國圖館文獻縮微復冊中心出版，1990年。

[41] 可參見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此問題非本文主題，故略，如有興趣可參看此書。

[42] 見王力《明末清初達賴喇嘛系統與蒙古諸部互動關係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頁280~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