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韻詩要出書了，她真夠忙的！這些年，寫歌錄唱片辦演唱會之外，她搞劇場、拍電影、還辦公益基金會，樣樣做得風生水起、叫好叫座，獎項拿了又拿。音樂圈、藝文圈、時尚圈的江湖高手都樂於和她合作，畢竟在香港演藝界，像她這樣擁有普遍感染力而又始終帶著幾分不乖馴的edgy氣質的藝人，實在太難得。
2010年，何韻詩決定以新人身分到台灣「出道」。剛落地沒多久，便約了我喝咖啡，想了解一些台灣音樂圈的狀況。那天聊的具體內容早已不復記憶，但我應該大多時候是皺著眉頭，語重心長，用了許多諸如悲觀、警惕、提防之類的辭彙，要她做好心理準備，萬萬不要把台灣想得太好──這幾年，許多香港朋友苦悶之餘，把台灣當成救贖之地，請個三兩天的假就來寶島自由行，逛誠品喝文青咖啡，吃遍大街小巷。曾幾何時，我們年輕時曾經那樣痛恨其醜陋骯髒粗魯擁擠的台北城，竟成為香港人嚮往的小清新、小確幸的樂土，或者借用何韻詩的形容：一座他們心目中的「後花園」。我當時沒說破的意思是：當觀光客來體驗小確幸是一回事，真槍實彈、埋鍋造飯過日子，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當然，我低估了她的決心，也小看了她的聰明：她還是破釜沉舟，在台灣住下了。那年七月，何韻詩初次來錄我的廣播節目，套著一件皺皺的T恤，脂粉不施，拎著一把吉他。若在街上擦肩而過，你很難相信這就是能讓紅磡體育館滿場觀眾近乎暴動的巨星。她誠誠懇懇談自己，談作品，談香港的大環境，然後拿起吉他唱了「天使藍」、「木紋」和新歌「詩與胡說」。她全神貫注，極細膩極動情地唱著，誰聽到這樣的歌聲都能立刻領會：她端出來的是「真貨」。巨星光環絕非僥倖得之，她在台灣發光發熱，只是時間問題。
證諸後來發生的事，我確實低估了台灣的聽眾。她迅速虜獲萬千樂迷擁戴，演唱會場場爆滿，在台灣發行的兩張專輯更讓她二度入圍金曲獎「最佳國語女歌手」。何韻詩在文章裡也提到的：她一度對香港娛樂圈頗有灰心絕望之嘆，在台灣卻得到這麼多的正向回饋，讓她認真考慮在寶島安家落戶，當個「新移民」。
不過，歷史轉折也改變了她的人生。2012年何韻詩公開出櫃，和黃耀明一起創立「大愛同盟」，極受矚目，也遭到若干演出商、贊助商冷眼撤手，她從此多了一重「同志平權旗手」的身分。我以為這該是她以藝人身分介入社會議題，個人能量發揮的極致了，哪裡想到2014年爆發「佔中」、雨傘運動，何韻詩親上街頭火線，直言爭普選，堅守到最後一刻金鐘清場被警察帶走。經此一役，她被推到了「公知代言人」的位置。雨傘運動之後，她被中國封殺，和唱片公司約滿不續。頗有人鼓吹她出來選立法會議員，而我也相信她若從政，應該會幹得不錯，至少贏過許多現在坐在裡面的政客。
不過她始終知道自己最鍾意的角色，仍是歌手。今年春天，何韻詩以獨立歌手身分「重回歌壇」，選在台灣辦三場「復出演唱會」，門票瞬間秒殺。她開心地說：只要我有寶島就餓不死啦，封殺你個臘腸啊！當然，香港鄉親也沒忘記「齊撐」這位靚妹仔：八月，她在香港伊莉沙伯體育館連辦六場演出，舞台大螢幕播放中國搖滾先驅崔健、台灣導演侯孝賢和日本音樂大師坂本龍一專程錄給香港人打氣互勉的短片，並與台灣原住民歌手巴奈、那布隔海對唱「撐起雨傘」──街頭的催淚瓦斯和胡椒噴霧早已散逸，但凡經歷過那一段激情的香港人，每走過彌敦道、金鐘、旺角，腦海永遠會映出2014年那些夢一樣的風景。
就在雨傘運動爆發前夕，何韻詩多了「專欄作家」的身分，在報紙寫隨筆。時也命也，這系列文字，正好紀錄了她親自參與香港近代最大規模抗爭運動的歷程，以及她入行以來演藝生涯最最戲劇化的轉折。這本書若是擱上十年二十年，回頭重讀，將為未來世代提供如臨其境的第一手記述，讓他們重新體驗這個時代香港政治、社會、藝文、娛樂圈的狀態，堪稱珍貴、生動的史料。
何韻詩文如其人，敞亮而有俠氣。即使寫的是躲到台北這座「香港人的後花園」度假，或者在家揉麵做烘焙，也時時帶著一股義無反顧的勁兒。這個人時時刻刻腦子都在轉，想方設法給自己功課做，這邊才了結一樁大案微露得意之色，一轉頭馬上就焦慮接下來還有更多事情要懂要學。一路讀下來，都忍不住替她累了，很想勸她對自己稍微寬宥一點。然而看她這樣過得有滋有味，恐怕還是閒不下來的。
這幾年，台灣和香港的年輕人面對「中國因素」與顢頇失能的掌權者，憤怒不斷鬱積，終於在兩地創造了幾十萬人上街的總爆發。中國「以商逼政」、「以政逼商」的緊箍愈收愈急，藝文圈、娛樂圈人時時被逼表態，弄得裡外不是人，一臉尷尬。我曾說過：面對難以撼動的「高牆」，有人選擇焦土戰，有人選擇滲透戰，當然，也有人加入高牆那一邊。即使遭受「高牆」無所不用其極的逼壓，何韻詩亦從未選擇「焦土戰」，也從不以廉價的正義標籤綁架群眾。正好相反，我讀到了她在「大時代」迎面而來那瞬間，心底的脆弱與惶惑。她並不假裝自己擁有一切的答案──我想，直到現在，她仍在反覆自問、自省。
而我以為，這份惶惑與脆弱，比什麼都珍貴。就像詞人黃偉文十年前在她那首「艷光四射」寫下的預言：「生於亂世，有種責任」。何韻詩將會愈來愈清楚一個音樂人作為社會人、作為公民，如何以自己最拿手的形式，發揮最大的影響力──拉遠了看，這絕對比立法會議員的功效更大更大，大得多了。
當她真正掌握了箇中心法，我們或可期待一位偉大藝術家的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