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宜於傷感的青春：憶初讀《挪威的森林》

啊是的，《挪威的森林》故鄉版。1989年初春，我高三，在重慶南路靠近南海路口地下室的「知新藝術生活廣場」初睹這三冊小書。我一眼認出那書名典出Beatles的歌，況且封面那個香菇頭男子還戴著藍儂的圓框眼鏡。儘管Norwegian Wood的原意該是「挪威木」，而非「挪威森林」。我揹著書包翻了翻，觸目即見許多我素喜愛而同輩少有知音的1960年代老搖滾曲名，於是我猜我應該會喜歡這部小說。

然而快要聯考了，那幾個月看到想買的閒書，一律只能忍耐。若不在最後這幾個月全心衝刺，補回之前兩年半瘋玩社團而徹底荒廢的功課，我是絕對考不進任何像樣學校的。

所以，我懷著對封面印的藍儂眼鏡香菇頭東方青年與橫陳女體的想像，一路憋到聯考結束、大學放榜、成功嶺軍訓、學期開始，纔終於找機會買下了那三本小書，那已是1989年的秋天了。我躺在床上沒日沒夜一口氣讀完這部書，天氣很冷，正是宜於傷感的蕭索季節。

全書讀完，恍恍惚惚。濕冷陰鬱的冬天，出門辦事喫飯，仍然入戲過深，滿心傷感虛無。我把書借給一位認識不太久的高中女生，她讀完寫了封信給我（那還是信封信紙郵票佔據青春人生某一部分的時代啊），說她刻意跳過性愛的情節不看，怕那部分壞了她心目中的什麼，而我相信她那是非常認真，完全一點做作刻意的意思都沒有的。後來和她約見面還書，我們大概聊到了村上春樹對筆下角色之殘酷，那一連串的死。女孩淡淡提到不太久以前，她的一個同學和她兩人一起喫午餐，那女孩盯著牛奶盒出神地說：你不覺得這裡面住著一個小人嗎？好好玩噢。沒多久以後，那同學自殺了。說這故事的時候，她也是一副出神的表情，並不特別悲傷或不悲傷。

我們才十七八歲，卻已經歷過一些死。一位校刊社的學弟在高三那年上吊身亡，留下孤身的老兵父親。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對他的死有責任，參加告別式的學弟們回來說：他的父親獨自站在靈堂恭敬謝謝同學們來送兒子最後一程，此外別無他語。一位我來不及相識的社團學姊吞氰化鉀死在獨居的租處，另一位學長開車撞山壁尋死未果，多年後，我在報上還偶爾會看到他以學者身分寫的針砭時政的投書。

還有我們未曾相識，卻彷彿近身擦過的死。北一女中的石濟雅和林青慧，1994年夏相偕殉死在旅館，留下遺書：「當人是很辛苦的，使我們覺得困難的，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挫折或壓力，而是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就不適合我們，每日在生活上，都覺得不容易，而經常陷入無法自拔的自暴自棄的境地。我們是在平靜而安詳的心情下，完成了最後一件事。」

不知有多少我代人，那時看到新聞，和我一樣想到了木漉和直子。那年輕的死，如此絕決，一步跨到彼端，輕而易舉，卻又何等深奧。那些死，彷彿也映照我（們）的青春的某一部分的死。「死不是生的對立面，而是生的一部分」。

初讀《挪威的森林》之後十三年，我最好的朋友血癌逝世，時年三十歲。這句話遂又常在心頭浮起。

讀完《挪威的森林》不久，「野百合」學運暴起。我和初戀女友去了現場，牽著手喊激昂的口號──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和女生在外面過夜，在中正廟廣場，和幾千人一起。之後又是一波接一波的運動，一部分學生極其興奮且極其嚴肅地相信他們真的可以改造世界，並且認為不這麼相信或不用他們相信的方式投入的學生都應該被改造。那些滿嘴教條的左翼革命小青年，討人厭的程度直追職業黨棍學生。十九歲的我時時想起渡邊那句話：

「這些傢伙的敵人根本不是國家體制，而是缺乏想像力。」

這句話被我和我的哥們兒SR做成一幀海報。我請SR拿管徑最粗的鮮紅麥克筆題字，用他潦草乖張的手跡，「愈醜愈好」。初初寫好，在社辦端詳，效果相當震撼（他在努力把字寫醜這方面還真是不辱使命）。我們把它貼在椰林大道入口處的海報牆，那是一個以撰寫宣言為尚的時代，這行大字就是我們的宣言，反動而且驕傲。

牆上滿滿都是五顏六色極力吶喊著什麼的海報，我們當然覺得自己這張最有意義。不過一旦貼上了牆，混雜在各式主張之中，我們的海報，看起來也不怎麼刺眼了。

那是1990年春天，島嶼躁鬱，青年焦慮。至於國家體制或想像力云云將為我代人後來的人生帶來多少苦頭和甜頭，當時自然無從想像。那部飄洋過海而來的愛情小說，就這樣躺在二十年前的房間床頭，變成了若干我代人跨過（或跨不過）青春期的一則象徵。

（寫給《聯合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