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Ⅰ】人民&抵抗權?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七年前的太陽花學運。

參與學運的學生和民眾在2014/3/18佔領了立法院，但政府始終無正面回應，隨後在同年3/23凌晨又佔領了鄰近的行政院。國家分別起訴了這兩次佔領事件中的參與者，較有名的像是林飛帆、陳為廷、魏揚、賴品妤、黃守達等人，所謂的「學運英雄」，還有很多被起訴的是默默無名的勇敢參與者。他們主要被起訴的罪名是「煽惑他人犯罪」以及「無正當理由攻佔住居」等罪名。

這場運動就像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一樣，學生集結民間的力量，再次將台灣推向下一個民主化的過程。這篇文章重點不會談論服貿本身，而是人民發現服貿未經正確民主程序通過，且可能對台灣造成侵害後，對政府行使「抵抗權」的行為，到底合不合法?

#台灣人能否抵抗政府

在台灣的法律中，並未明文台灣人有抵抗權，我們只能透過民主程序(如:投票)或是非民主程序(如:集會)向政府反映我們的心聲。也就是說，政治授予台灣公民的政治權利，並不包含抵抗權，因此審理太陽花學運的案件時，最大的爭點就是「台灣人民有無抵抗政府的權力?」

很多人擔心若法院承認了被告(學運參與者)有抵抗權，是不是人民只要不爽政府，就可以隨意上街佔領行政機關?他們擔心這會成為社會亂象的法源。

但一切真如他們所預測?

為了不讓這樣的情況發生，其實抵抗權有它行使的要件:一、憲政秩序遭到破壞。二、無其他救援手段。三、有社會相當性(社會大多數贊同其行動)。

#抵抗權不是亂源

我們以太陽花學運為例，來看看行使抵抗權的三個條件所帶出的爭議:

一、憲政秩序遭到破壞

國民黨立法委員王慶忠，在一群立委的推擠之下站上了院會裡的桌子，花不到三十秒的時間，草草宣布服貿可依法視為「已審查」(跳過審查程序)。王立委違反民主程序通過的法案，是否代表台灣的憲政秩序已受到侵害?這項標準沒有明確的要件，只有模糊的文字，那麼該由誰來判斷?

二、當下有無其他救援手段?

318佔領立院與324佔領政院的法官對於當下國家有無需要使用最後手段，也就是使用抵抗權來救濟，有不一樣的看法:一邊認為那時並不須使用最後手段，因為還有聲請釋憲的救濟方式可以擋下服貿；另一個看法是，聲請釋憲的期間臺灣很有可能會遭到更加嚴重的，從中國來的侵害，因此才使用抵抗權。任何人都很難斷言，對於憲政秩序是否遭到破壞的判斷是對還是錯。

三、當下的行動有無社會相當性?

以事件過後的角度來看，可以確定多數台灣人都同意佔領行動，但當下該由誰來判斷是否獲得多數台灣人的贊同呢?

抵抗權的三個要件其實都在談同一件事:當下的判斷。判斷是危險的，它可能讓人民誤以為自行為合理。檢討人民當下的判斷，只能交給時間以及情勢走向，這也是抵抗權讓人詬病的地方:成王敗寇。若抵抗成功，就代表行為是正當的。相反地，若抵抗失敗，行為就是不正當的。

所以抵抗權到底是不是亂源?簡單舉個例子就清楚明白了:

若有人主張統一而攻佔立院，且社會大多數的人民都贊同，這時他們能主張是行使抵抗權嗎?是不行的喔!就算他們的行為符合抵抗權的第三個要件，但沒有符合第一和第二項。由此可見，抵抗權無法合法化所有的抵抗行為。

#為何要討論抵抗權?

國家與人民的關係除了透過憲法做到保障，抵抗權也是必要的基本權利。民主也是會出錯的，我們可能會投錯候選人、在公投案上站錯立場。台灣，以民主為傲的國家，更應該保留抵抗權給人民，在必要時可使用最後手段，向政府反映我們的心聲。

太陽花學運中，還有很多細節可以仔細談談，像是參與運動者被起訴的罪名、有正當理由而破壞的行為能否視為合法、警察違法使用警械、象徵性言論的限度...等。太陽花學運不只是一場學運，它激起了台灣人對民主的意識，間接地影響了2016的選舉──它使台灣的政治氣象風雲變色。

小記:

在離我們這麼近的七年前，仍有國家暴力的存在，至今找不到任何加害者，只剩下頭破血流的人民。在知悉當時的檢方全體「癱瘓」，不起訴指揮鏈的長官及下屬，反過來起訴人民時，真的非常的心痛。

在淚水之下，我們能夠反思甚麼?若七年前的國家暴力無法做到轉型正義，那我們還能處理七十餘年的白色恐怖嗎?若未來還有台灣人必須上街抗議的危機出現，國家會不會又搬出同樣的手段來對付我們?我想這不是不可能。

希望這篇文章可以讓讀者記起，七年前還有這麼一件勇敢抵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