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意識形態的形成起源國家統合過程中各權力團體實際的博弈狀態，由實際取得國家政治權力的團體根據他們與外在世界鬥爭經驗提出一套便於統治的認知世界圖景。而這種意識型態的持久度至少超過一代人的壽命，介於布勞岱爾所說的泡沫般的政治事件與長期演化的社會制度之間。
國家意識形態的解除不可能尤其結構之中的統治團體自行發生，並且超越集團認知圖景和利益的行為也更不可能是團體意識到博弈當中的另類選擇，在歷史裡人的生存道路往往只有他眼前的那一條。因此，改變國家意識形態的工作往往只能期待統治結構外的權力團體以終極價值(利益)衝突的方式對其造成影響。
戰爭或革命是這種終極價值衝突的直接體現。所以，六四之所以失敗意味中國國家統治集團遭遇了非統治集團之力量的挑戰，但並沒有足夠的非集團力量加以顛覆或消滅，而這種「外力不足」的原因可以歸結到全球化體系的默許或者中國歷史結構中缺乏足以和中央統治集團抗衡的勢力。戰前日本的天皇意識形態不非是日本人天性保守所致，很大一部份原因還是在長薩封建集團與天皇勢力勾結對付幕府集團時逐漸形成的國家意識形態。成為與西方大國抗衡的帝國則是在取得中央合法權性地位後所強加的民族主義觀點，西方列強真正的角色時為是幕府末年一系列封建鬥爭中的秩序輸入背景。
所以我老人家其實蠻反對以丸山真男的視野去看待戰前日本帝國，此人的重要性在於替戰後的日本提出一套符合冷戰全球化時代的政治認知圖景，就如同德國所做的一系列轉型正義教育一樣，雖然都符合當代的政治正確，但在符號的扭曲之下反而會的現實權力鬥爭格局缺乏正確的判斷。
日本的泛亞主議員於早期民族國家建構時離不開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位一體的模式。在十九世紀，如果民族國家缺乏帝國資本主義的資源整合和統治秩序出的能力，那麼就無法維持國家本身的凝聚力，很容易受非統治集團權力的影響而瓦解。因此，維新志士的西化運動並不只是追求「文明開化」，而是生存博弈的權衡手段。
西化對維新志士的意義在於維護由引入西方秩序而獲得勝利的長薩天皇集團的認知圖景，同時向外與大清帝國鬥爭取得亞洲秩序的主導地位，順利銜接上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秩序以保存統治集團在日本國家統合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也就是政權的存續，這就是日本泛亞運動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