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全球綠人大會令我印象最深之處,莫過於主要講者中有大量女性!從歐洲綠黨共同主席 Monica Frassoni、歐洲綠黨秘書長 Mar Garcia、瑞典副總理 Isabella Lövin、英國國會議員暨英格蘭與威爾斯綠黨黨魁 Caroline Lucas、澳洲前參議員 Christine Milne 到全球綠人召集人 Margaret Blakers、秘書長 Keli Yen(是台美混血,曾擔任過台灣綠黨中執委),每一位都有自己獨特的講話風格,且帶著因堅毅而沉著的自信。其中 Isabella Lövin 一席「馬丁路德金恩可沒說:『我有個問題(problem)。』他說的是:『我有個夢想。』」既幽默又觸動人心。
上面這段話,我寫在 2017 年 Global Greens Congress(GGC)申請補助用的結案報告第55頁。會這麼寫是因為,自己從2014年開始觀察,逐漸有個小發現:中央級選舉上,台灣綠黨候選人在性別比例較為平均;到了地方選戰則明顯失衡,雖然生理男性中有一定比例同志或跨性別,異性戀生理男性仍佔最多數,而無論什麼性向,生理女性數量則最少。
(這種區分強調或許部分讀者有不同意見啦,僅提供一種觀點,請多包涵!)
#綠黨特有文化?
各地區綠黨之間長期以來都有個不成文習慣,不管你來自哪裡的綠黨,若到某個城市或國家時,有主動聯絡當地綠黨表示想拜訪,當地綠黨通常也都會熱情接待。[1] 於是在出發往英國前,我便寫信&傳 FB 粉專訊息給 #利物浦綠黨 表示想拜會,他們的窗口說好,但細節想直接大會期間現場喬。於是開會那幾天我終於找到利物浦綠黨的攤位,那時剛好 Anna 帶著她的小孩在顧攤,穿著舒適輕鬆,遠看像是來幫忙的志工(綠黨共通特性之一,不少政治人物常乍看不太像政治人物 XD)。
表明身份與來意後,Anna 拿起手機說她需要傳訊問問,看是哪一位黨員跟我聯絡的,然後我們小聊了一下——有點忘了是因為要拜會人家而有先上利物浦綠黨官網 [2] 瀏覽過,還是因為他們攤位上有擺出介紹現任議員的文宣,總之——我覺得 Anna 看起來像其中一位利物浦市議員,向她確認的確是之後,我詢問,希望能寫下她作為一位地方綠黨女性政治人物的故事,不曉得是否願意讓我訪談?她欣然說好,我們約定了某個時間。可能因 Anna 稍早的傳訊吧,利物浦綠黨與我聯絡的那位「網友」仁兄正好回到攤位,我們「相認」之後約在大會閉幕的後一天在利物浦綠黨黨員平時聚會的咖啡館相見。(相見歡那天聊的內容摘要,包括英、台兩地選舉保證金門檻比較,請見附圖)
*上方與文末將附上的圖檔,皆為2017年 GGC 台灣綠黨代表團結案報告其中幾頁的電子檔。包含訪談後以 Anna Key 第一人稱口吻寫的專訪(抱歉有幾個錯字),專訪的內容大部分就不重提,僅拉出幾個重點,並補充沒寫進去的*
#波蘭住民的可能無法參政之路?
雖然跟 Anna 說話時,有感受到她部分的發音重音偏重,但英國腔本來就南轅北轍,原本沒有多想。直到訪談時才知曉原來她是波蘭人(她至今仍是利物浦議會唯一一位波蘭籍議員),2015年第一次參選時沒有拿到英國籍(現在有沒有我不確定)。「沒有英國籍也可以選英國市議員?」很多人大概跟我有相同的疑問。
利物浦市內共30區(ward),每區應選3席,因此 Liverpool City Council 共有90席議員。目前的分佈是:綠黨佔4席、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10席、其他小黨與無黨籍4席,剩下的72席工黨(Labour)全包;2017年那時也差不多。
在工黨長期佔多數席次的前提下,Anna 說綠黨議員的處境很艱辛。例如:他們通常是提出比較創新議案的人,接著便面臨「先遭到否決,然後『#整碗被端走』」工黨的人直接抄過去再提案就通過了。「他們(工黨議員)很懶惰,所以為了達到目的,會用比較投機的手段來當政績,也會用欺騙、抹黑等方式『欺負』我們。」這邊的「欺負」,其實 Anna 英文用的是「abuse」這個字,聽起來真地是滿腹苦水啊!
說到這裡,必須提一下澳洲綠黨女性國會議員的創舉。2009年6月,參議員 Sarah Hanson-Young 帶著2歲女兒準備要進行議案投票時,被主席以當時的「孩童不得進入議場」規定,將她女兒請出去讓議會其他員工暫時照顧,這件事引發熱議與支持、反對雙方辯論。遲至2016年,國會終於改變規定,參議院、眾議院的議員可帶著孩子開會,也可於議會會場親餵母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