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花》

誰知道呢，十一月竟會成為花蓮最繁忙的月份。那些因為疫情而拖延的活動，加上原有的標案，全部擠在年底兌現，荒蕪已久的市區又一次成為人擠人的場域，各種類型的展覽、表演、體驗活動，任君挑選。

眾多活動中，其中一項藝術相關的活動，將一部份活動的場域設在一條由市區引向海邊的惡名昭彰的日出香榭大道，以種種藝術形式去詢問這座城市的抉擇與未來，進而勾起反思。

以藝術向人生疑問，促使群眾反思，是挺好的。拿藝術來指涉某些生活中的荒謬，好像太過雲淡風輕。那些充滿巧思的藝術裝置，或宏偉，或精妙，只是對於現實的指涉微弱得像是一場入夢前的呢喃，一旦拋向花崗岩鋪就的冷硬板面，格外蒼涼無力，在社會上引起的迴響，短暫如同煙花。

是啊，埋葬溝仔尾的石板棺材本身就是一場世紀的荒謬。它是冰冷權力的展現，對於美好想像的徹底碾壓。比起法國的香榭大道是巴黎的歷史軸線，以巨資聘用城市規劃團隊設計，以香榭麗舍委員會維護大道的形象，日出香榭大道比較像花蓮近十年的縮影，一條個人慾望和群體分贓糾結交織的產物，時時刻刻提醒人們，這就是忽視政治的下場。

好幾年前，曾有一段時光，我常去溝仔尾散步，一走三、四小時，沿途用底片機捕捉人物和巷弄。那段時間我的身體非常不好，醫師鼓勵我多出門走走，透過簡單的運動把健康養回來。我喜歡跟巷弄裡的住戶聊天，聽聽他們眼中的溝仔尾，從前的小橋流水人家，巷弄木屐火拼，以及眾所皆知的酒家、茶室和飯館。我認識溝上人間的西服店老闆，聽他控訴政府的惡質手段，擺弄街坊鄰居，說他拿錢不搬家，抗拒拆遷是為了爭取更多補償費，也曾看他手持菜刀對著周圍偷看的鄰居以死捍衛自身的清白。可惜的是，拆遷過後他的日子過得不好，西服店沒了，居住大半輩子的房子沒了，他在附近隨便租了個地方，重新找份工作養家。

西服店的老闆很後悔當初沒聽朋友的建言，在溝上人家之外買間房子，不然現在自住租人都好，甚至賣掉賺一筆退休金也不賴。可知那時候溝上人家的房子比周遭更貴更值錢，根本買到賺到，他從未想過明明每月按時繳稅金，仍會有那麼一天，將面臨無家可歸的窘境。

那天跟他談完後兩週，我從他的四川太太那裡聽到一件消息，說，西服店的老闆在找工作的路上，遭到迴轉中的怪手迎面撞上，傷重不治。

溝上人家拆遷後，溪水重見天日，夏日的夜晚，涼風拂過水面，吹散了罩蓋城市的暑氣。我問過將近二十幾位溝仔尾兩旁的住戶，想聽聽他們對於溪水蓋棺的想法，他們都說，很喜歡開啟後的溝仔尾，雖然不似當年的小橋流水人家，也不可能重溫溪上泛舟，有那麼一條鮮活的溪水流淌過了街區，總是好的。可是他們也擔心颱風淹水，若是要蓋起來，他們也不反對。是的，那是當年政府提出的說法，不加蓋就淹水，加蓋是為了管控水流。如今我們知道溝仔尾和重慶街一帶因為外圍環流的緣故，水滿為患淹過了腳踝，當初採取的治水措施並無法防治水淹。

沒有分析，沒有數據，沒有選擇，一條城市的溪水被蓋棺定論。

切橋的那段日子，我常常在附近拍照，拍攝福住橋的拆遷過程。好笑的是，當初拆遷人員預設一個月的工程，最後拖延至三個月。他們沒有預料到福住橋的工法堅固紮實，遠超過如今的建橋工程，一切下橋面，才發現預測錯誤，日本時期的採用的水泥和工法全是為了百年不倒，並未設想日後有那麼一天將要拆遷。拍久了，工人也熟識，他們說，過幾天就要拆完了，屆時會跟我說一聲，讓我來拍攝福住橋的最後一程。我笑笑說好。

那一天傍晚，拆橋工程即將來到尾聲，整條福住橋切割成四條宛如奶油酥條的長條狀，一條一條由機械抬起，再由卡車運走。我到的時候，只剩下最後兩條尚未運走。我拿著手中的底片機，在那裡等待。入夜後，天空下起小雨，雨勢越晚越大，到了拆遷最後一條福住橋時已是晚上八點多，雨勢大到我看不清眼前，需要不時把眼鏡拿下來擦拭。終於，運送的卡車歸來，工人再次動工，指揮著起重機將最後一條福住橋從溪畔拉上空中，緩緩移到卡車上放，再慢慢落下。我將相機插入鐵網的中間作為依靠，用１／１５秒的快門，拍下了它於原址的最後一面。

對我來說，溝仔尾是相當切身的議題，它的本質是政治，它的重量是人命。若要以藝術形式去叩問市民對於蓋棺的想法，喚醒人們對於石棺底下的溪流的想像，不如找幾株石蒜種在大道兩旁，那可能是最便宜的吶喊吧。

石蒜，色艷嬌紅，又名曼珠沙華，為三途河邊的接引之花，又稱彼岸花。

就是那麼剛好，三途河前的黃泉路，也是石板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