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 陳稚云
北市府公園處自今年10月9日至17日，分別在大安森林公園、前港公園、南港公園、青年公園、花博美術園區公園、碧湖公園等六處試辦「盪鞦韆計時器」，規定孩童盪鞦韆限時三分鐘，但此舉卻引起不同的看法。到底盪鞦韆需不需要政府規定？還是交由孩子自行解決？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到親子共學促進會的理事長閔柏陵及常務理事楊鎮宇，來與大家共同探討三分鐘計時器政策的爭議，以及公園的設計該如何考量孩童的參與及權益。
「學習平等」？還是「學會服從」？
雖然有些家長及孩童對於鞦韆計時器的設立有所保留，但也有不少家長對該政策持贊同觀點，認為這項政策不僅能避免爭端，也能培育孩童的平等觀念。不過，親子共學團卻認為，這種政策完全無法養成小孩的平等意識，他們認為，小孩在玩遊戲的過程中只會注意到自己被限制，再加上政策沒有考量到不同小孩的年紀、身心狀況，所以就算政策強調平等，也只能算是一種齊頭式的平等。
增加遊器、學習協商，解決爭議
不過，支持的家長則認為，如果缺乏公權力的限制，可能導致孩童之間溝通無效，造成強者欺負弱者，甚至雙方家長發生衝突，孩子的遊戲權益反而受到剝奪。
對此，楊鎮宇指出，現在遊樂器材設置最多的地點不是公園，而是校園。在學校裡，小朋友下課的時間只有10分鐘，自由使用遊具的機會比公園更少，卻能通過相互溝通或是尋求老師協助的形式達成器材使用的共識，「既然校園小朋友不需要透過計時器也能和平協商，為什麼公園裡的小朋友就被輕易斷定沒有溝通能力？這也是為什麼政策一出，我們就強力反對的原因。」
閔柏陵直接點明台北市公園遊戲設施不足的問題。根據統計，109年台北市從兩歲到未滿六歲的孩童人數約有10萬名，再依台北市議員黃郁芬提供的資料，北市公園的盪鞦韆數量約只有106個，「想像一下，今天如果10萬個小孩都要玩盪鞦韆，但鞦韆數卻只有106個，是不是有點不夠呢？」閔柏陵接著說，自己以前在日本坐火車時曾經過一個小城鎮，當時從車窗往外望，可看出街上每隔10幾公尺就會出現一個小型沙坑、溜滑梯或盪鞦韆供小孩玩樂，她反思台灣遊器數量不足：「如果台灣也能做到像日本一樣，容易在生活周遭取得遊樂設施，讓小朋友有充足的玩耍空間，也許問題就能從根本解決。」
楊鎮宇也對此補充：第一，如果遊樂器材的數量足夠、分佈均勻，小朋友因搶器材而發生衝突的機率就會降低；第二，無論遊樂器材數量多寡，小朋友難免都會碰上要排隊的狀況，而這正是孩童練習與人溝通、協商的大好機會。
一百個孩童看鞦韆計時器
為了要呈現孩童對此事的觀點，親子共學促進會曾在10月16日於臉書粉絲專頁發佈【一百個小朋友看台北市府的公園鞦韆計時器三分鐘措施】貼文，內容顯示大部分的受訪孩童並不贊同設置計時器的方案。
「年紀只有三歲的小孩，怎麼可能會有3分鐘的時間概念？」「小孩的發言太成熟了吧？用詞一點都不像小孩。」文章裡孩童「早熟」的發言引來不少網友質疑，有人認為這是受到大人引導，也有人指出，受訪者多是與共學團成員關係親近的孩童，公信力不足。
一開始為了要快速了解使用者的意見，因此大多是請共學團成員，或與共學團有關的大人詢問自家小孩，楊鎮宇說：「但就算訪問的群體都與共學團有關，我們也沒有辦法預測他們的看法，因此當回收的意見大多都表示反對時也出乎了我們的意料。」他表示，把這些觀點貼在網路上，就是為了引起更多討論，「當越多不同立場的人出現，才有機會促成公共討論。」
大人是「威權仲裁者」？還是「協商橋樑」？
「我們並不認為共學團的小孩有特別不同。」閔柏陵說，共同團的小孩也會跟人家發生衝突，但重點是發生爭執時，大人該如何引導他們討論、協商，冷靜思考，一起解決問題。那麼該怎麼做呢？
以往，大人面對孩童在遊戲發生衝突時會有兩種反應，一種是以命令的方式強迫小孩聽從規範；另一種是任由孩童衝突而不介入，但楊鎮宇認為還有其它更好的處理辦法，他建議在孩童衝突中擔任「信息傳遞」而非「仲裁」的角色，較能對症下藥，就事論事，並避免雙方家長意氣用事而引發的無謂爭端。
孩童參與遊具設計成為主體
究竟孩童可以怎麼參與公園的遊具設計？楊鎮宇說，也許年幼的孩子較難用較為清楚、有邏輯的言談表達對遊樂器材的想法，但大人還是可以透過觀察孩童玩遊戲的歷程來思考遊具的設計。他還表示，希望遊樂器材能具備一定程度的挑戰性，讓孩童在遊戲過程達到身心健全的目的；但家長也要適度放手讓小孩去探索，讓小朋友自己去感受，並在遊戲的進程中練習與他人合作溝通。
管中祥也指出，也許可以參考新加坡兒童參與公園設計的方式，讓小孩表達他們對遊具的想法與期待，再繪製相關設計圖，跟孩童一起設計。至於三分鐘計時器案的爭議，他建議台北市政府可以邀請不同意見的家長、孩童甚至兒童發展專家共同討論，不是政府單方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