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守方,不輸就是贏;中國是攻方,純粹就侵略台澎金馬來說,不按照金馬、澎湖、臺灣本島的順序打下來就是輸。至於跳島奇謀,臺灣海峽有點小,除非攻方已具有全面空中優勢、海上優勢,這麼玩屬於自斷補給跟前線士兵的活路。
關於如何渡海有很多思之可破的謠言,像是:徵用民船商船、萬舨入海齊攻台之類的奇謀。說真的,如果這些東西管用,別說諾曼第登陸或是敦克爾克大撤退,連當年鄭成功打荷蘭人都不需要內應告訴他漲潮日走鹿耳門水道入台江內海了。講得大海跟運動中心的游泳池一樣,海沒有波浪、天氣不會有變化嗎?明朝人寫的三國演義都知道黃蓋開來的船太輕,上面沒人、都是草料了,除非海巡署跟中華民國海軍、空軍乃至於衛星集體投降,決定一起沒看到有載著武器、大砲跟特別多人的船,在除了四月、十月以外都不順風甚至還逆風的海洋上龜速開來,不然萬艘船就等於萬靶船。
登陸戰上,離島相對危險,但臺灣本島可以登陸的點不多,且多已建立軍事基地據守。至於地形上,國中地理課本上也有教過,臺灣西部海岸以沙岸為主,這除了容易淤積以外,還利於防禦。一大波士兵輕裝登陸,等於任守方宰割;要安放重型兵器或是透過船艦離岸支援,沙地不但會造成障礙,而且附近的軍事基地如果正常運作也會優先針對這些明顯的目標進行攻擊。
前幾年的雄三飛彈誤擊事件固然是一件憾事,但那就屬於我們可以用來反制敵人登陸的武器之一。這些年來,國防部購入的武器多是這種以防禦為主、專打不對稱戰爭(以弱搏強)的軍武。
如果過了海戰、登陸戰,實際上的陸地接戰以國軍這些年徵召義務役訓練縮短,強化志願役軍備的方向來看,基本上也沒有要掃地的役男跟替代役去平原上玩十八世紀的排隊槍斃戰。現代戰爭中,不管你鍛鍊四個月、一年還是兩年,如果沒有花足夠的錢、裝備、訓練和實戰配合,業餘就還是業餘。
義務役的戰略意義應該在於協助職業軍人,班長以上的各層軍官在戰爭期間要負責的是發給每一班的九條好漢一人一把槍,聽從他的號令。例如,在巷戰防守中,你們可以一起開、可以開不準,但身為職業軍人的他才是必須準的那個主力。
不是說,役男們沒有風險,戰爭開打之後拿起槍就有風險,代價起碼是受傷起跳,但請不需要把自己的定位看太重,小兵沒有立大功的必要。我們在打防守戰,只要讓進入城市的敵人搞不清楚槍從哪裡來、危險從哪裡來就可以了。
D、心理面上
「那聽起來我們贏定了,為什麼要怕?」
這個問題就是建立在我一開始摒除的兩個前提上:核武、內奸。
核武,目前人類戰爭中沒有真的有意識地投放過。日本被丟過兩顆原子彈過沒錯,但問題是那時候全世界沒有人知道這種武器這麼可怕。所以說實在的,沒有可參照經驗的情況下,我資訊有限,唯一能說的就是如果中共動用了核武,結果如何,不知道。
但內奸這件事情,人類歷史上有著豐富的經驗可以參照。這一次烏克蘭面對入侵時,總統固然堅守崗位,但被擊敗的前總統也毫不猶豫地加入反抗俄羅斯的陣營,這個屬於任何政治/商業/社會團體裡面都會有的東西:意見不同的敵人。這個情況下,我們不能一刀切分說,誰是親俄的誰就是內奸,而要看實際作為。
同樣地,其實這時候我們看看大家在討論的焦點也可以去思索與分辨。
有些人是用反戰包裝不抵抗,進而包裝統一,這個就是在防守戰中可能會讓守方失敗的人;有些人是基於恐懼、信仰、理念或其他原因而反戰,但仔細談話之後,你可能會發現他並不反對烏克蘭保護自己,這個只是一種政治/理念表態,這不見得是內奸。
這個問題不僅是反應在臺灣身上,在國際的輿論操作上也有明顯的風向。開戰之初許多反戰與和平的祈願冒出來,但裡面不少裹帶著「如果北約/美國/烏克蘭不挑釁,俄羅斯或普丁就不會抓狂」、「小國要認份,不要整天叫囂」之類的成分進去,在歐洲、美國本土都有。然而,網路社群活絡且高速連結的好處就在於,這些言論很容易就被看破手腳,這裡就拿出一個簡單的檢驗標準:
對俄羅斯而言,反戰意味著「沒有戰爭」;對烏克蘭而言,反戰意味著「再也沒有烏克蘭」。
同樣地,面對中國與臺灣、韓國與朝鮮,或是其他國家之間的戰爭時我們可以試著用這個方向去檢驗。
渴望和平,為什麼不簽和平協議呢?
簽啊!哪次不簽?說到簽和平協議,國民黨是高手,國共內戰時國民黨就簽過啦!烏克蘭也是和平協議高手,2014年就針對烏東問題跟俄羅斯簽過一次、前兩週還簽了一個2.0版本,然後呢?然後俄羅斯人就開戰了,跟當年的中共一樣。
簽約是君子跟君子之間才有辦法談的事情,不然就是上面要有個可以逼小人聽話的強力機構在。很顯然,目前烏克蘭和俄羅斯正在檢驗聯合國、北約的力道算不算強。
說到這裡,揪出內奸這件事情聽起來很像是另一件惡行:舉報匪諜。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我應該在這個日子、在228寫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
因為,此時與彼時不同,時勢不同,就要有不同作法。
三、在二二八回顧和平
向黨國舉報匪諜,是幫獨裁鞏固獨裁;協助自己分辨誰的話可信,是協助民主守護民主。
1947年二月二十八日,乃至於國民政府調兵自基隆港登陸後所展開的一系列清鄉、搜捕與清洗,相關的論述與歷史資料在民間從未停過,官方則要等到李登輝總統任內才開始推動專案小組與相關補償,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們的轉型正義、補償與研究至今仍持續進行中。全台各地皆有相關的二二八紀念公園、紀念碑,國家也有設立國家級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針對事件本身與世界各地的轉型正義、人權運動進行展覽與介紹。除了官方所訂定的紀念假日、研究組織和博物館外,也有民間自行組織、募款進行的紀念行動,例如行之有年的
共生音樂節。眾多前輩、同輩專美於前,我就不多贅述。
我想強調的反而是,臺灣跟烏克蘭不一樣的點在於我們沒有經歷過一段政治神話的崩解。
中國人有個壞習慣,人死為大。總覺得人家都死了,是不是事情就算了,不要趕盡殺絕。平心而論,這個想法挺厚道的,如果你是當權者的話。但很諷刺的事情是,誅人九族的皇帝們是當權者、拖人出來鞭屍的伍子胥是當權者、看到判決書不滿意就改批「槍決可也」的蔣介石是當權者,實施戒嚴、維持白色恐怖統治的蔣氏父子都是當權者。
姑且不提,烏克蘭人乃至於整個前蘇聯加盟國都有針對共產進行過一波崩解與反思(遺憾的是,部分國家仍舊走回了獨裁)
蘇聯時期,赫魯雪夫不管是為了權力鬥爭還是其他因素,他與蘇聯同時期的其他領袖推動了去史達林化、去個人崇拜;蘇聯晚期,戈巴契夫固然最後被葉爾欽逼宮,解散了蘇聯,但他與他的領導班子是有勇氣去修正過去的歷史錯誤、進行平反,推動經濟改革,實施西方政策的。
更不用說在1980年的東歐巨變中,烏克蘭也屬於深切反省過自己要跟共產、獨裁離得多遠的國家之一,親俄、親西方屬於國內發展的路線之爭,但他們有一個共識:回到共產時代沒那回事。
但臺灣解嚴、開放黨禁、報禁,仍舊是把蔣氏父子當成「民族的偉人、世界的救星」在拜。至今仍舊懷念著黨國、戒嚴時期的人有多少?他們不見得都是壞人、不見得都是獨裁者的附庸,因為那是他們在那個年代生存、成長的心得,但在這個時代,如果還帶有著這樣的想法,沒有進行反思與檢討,這個族群問題就永遠會卡著我們。
為什麼挑在今天說呢?其實不是我故意挑撥離間、撕裂族群,我沒那個本事,純粹有太多「巧合」了。
1947年的二月二十八日,蔣介石領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時,陳儀玩弄兩面手法,一面借重臺灣仕紳調停二二八事件,一面聲稱島內有匪諜要求蔣氏調兵鎮壓,方有清鄉一事。陳澄波在內的臺灣仕紳原先是自願出來調停,希望和緩官民衝突,卻公親變事主,陳澄波更是被當眾槍決。這筆債,是臺灣某些人眼中的偉人調兵之後才出現的。人死了,債還了嗎?
1980年的二月二十八日,蔣經國領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時,臺灣省議員林義雄因為美麗島事件被起訴而不在家,家中婦孺卻在警方監控的情況下被不知名惡徒闖入殘殺,大女兒重傷、母親與另外兩女俱逝,四十年過了仍是懸案。這筆債,是臺灣某些人口中還時不時被提起,被說成民主化推手的蔣經國主政時期發生。人死了,但好像大的還是為大、小的還是為小。
從1947到1990年代,前人緘口不提是為了「避免族群分裂」、「小孩子有耳無嘴」;1990年以後,這三十年我們開始紀念、緬懷,並且試著補償每一個受過苦的人,仍常被說是消費受難者、操弄族群、為了選票才紀念。
而今天,事隔75年之後,習慣民主化、自由化社會的我們面臨一個嚴峻的考驗:如果敵人不只來自於外,還包含內在的統戰呢?
烏克蘭能扛到有人救援,是因為他們團結一心,自助而後人助,才有一線機會;臺灣呢,優勢連平民如我都可以條列在上面,各國高層怎麼會不知道呢?
但只要選民信錯人、賦予錯誤的人決策權,明面的、暗底的優勢都可以逐一被敵方知曉、破解。
固守百年的山海關牢不可破,但吳三桂一開,清兵就進來了。
台海防禦與國際援助可能牢靠、可能不牢靠,但錯信可以粉碎這片防禦網。
烏克蘭不遠,跟臺灣隔著幾個時區而已。
俄羅斯的核武可能隨時發射、白俄羅斯已經對烏宣戰的此刻,美國與北約也紛紛升高援助的幅度,就連德國都打破二戰後不武裝化、不輸出武器到衝突區域的規章,這一場戰爭沒有模糊空間。
在戰略模糊中混水摸魚發大財、打著哈哈說「不要談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啦」的時代得過去了。該解決的問題還是要解決,只是我們這次要真的試著解決問題,不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或可能有問題的人,前者是獨裁、後者是白色恐怖。
四、結語
和平的理念不是要我們肆意誅殺那些被認為對和平有威脅的人。那會讓我們淪為獨裁者及其黨羽。
別人淪為野獸,並不會合理化我們成為野獸的事實。
我不鼓勵大家去直接採取暴力手段攻擊或揪出所謂內奸,但若你我有志一同、對於和平與守衛這片土地有著相同的想法,請試著識破哪些人心中是懷著反戰的心思談和平、哪些人則否。
在現代民主政府裡,我們不需誅人九族、不需鞭屍,只需要不把執政、立法的權力交給下一個希特勒、普丁就好了:他們都是經過選舉出來的獨裁者。
身為現代民主政府的公民,我們的義務很難,必須謹慎思考哪些人可信;但這是我們可以享有自由、可以被戰爭嚇壞、可以被生活的每一件小事感動的前提。
為了爭取讓我們可以過這樣的生活,很多人原先可以過上更好的日子、做更多研究、畫更多畫,比如:陳澄波、陳文成,還有許多知名的、不知名的在世界各地捐軀過的鬥士。
他們再也沒機會了,但我們可以,也應該替他們把這份和平守護下去,傳遞給未來的人們。
寫在台北,公元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在此時此地謹記和平。
我知道這對人類來說很困難,但仍舊希望世界終將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