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的過程是疼的，讀《流動、掠奪與抗爭》

《流動、掠奪與抗爭》：都市化是創造也是破壞

創造性破壞的起因

自有人類文明以來，一旦存在糧食和勞動力的剩餘，便會催生城市的出現，而城市的組織和管理亦會催生階級社會。

再一次放大人類社會演化的歷史，我們從採集到農業社會是一個產業科技的躍進，集中化的糧食生產除了可以支持產品累積，同時也節省了部分勞動力，而這些「剩餘」也催生出管理階層進行「再分配」，組織管理的階層社會是農業社會的特色之一。而隨著生產技術不斷的進步，18世紀的工業革命工廠建造形成都市化吸力，機械化取代人力生產讓農村的剩餘勞動形成推力，促成人口向都市移動。

城市化正是吸納過剩資本和人口的最佳工具。剩餘累積、人口膨脹和城市化，三者互為表裡，關係密切。

大量的人口向都市移動，當既有的產業市場無法消耗這些累積在都市中的剩餘勞動力，領導階層（帝國或是政府）便想到以「大興土木」來為閒置的勞動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這些大興土木的過程多是建立在拆除既成的都市空間。作者最初舉例的便是1953年的巴黎大改造——夷平舊城區，設置林蔭大道。而為了支持龐大的土地建設開支，同時不用提高稅務負擔，政府通常採取以巨額借貸「積極投資」的政策方向，繼而與金融業緊密合作。

這麼做的好處是：

1. 藉由拆毀、重建配合城市空間管理吸納過剩勞動力，提供就業，拉攏工人階級。
2. 運用累積大量的資金，提供刺激經濟發展所需的強大動力；透過金融與地產市場的投機刺激房價上升。
3. 透過新興文化產品（炫耀性消費）及高額房地市場，促進受薪階級的剩餘資金（薪水）的消費內需。

簡單的說，領導階層主導的大型建設，是為了消耗累積過度的資金及勞動，藉由建立創造新興文化與空間，並破壞原有的硬體設施，累積起新的城市價值。

掠奪與累積的手段

除了都市化帶起的創造性破壞，為了消耗剩餘勞動力而向外擴張的開發，同時也伴隨著資源的掠奪與累積，這是一系列的政治、經濟的「合法授權」運作（勞動）——私有化及商品化——將各種類（家族、封建等）共同、集體或國有的資源「圈定」為私人財產並進入交易市場。

書中這個顛覆我既有「常識」的概念——掠奪（如開發殖民）的初衷不是回應對資源的需求，而是消耗多餘的勞動力。而這些都不單純是市場的發展結果，而是必須借助國家力量利用法律或再分配資源的壟斷操作，而藉由「進步」、「文明」的意識引導這些掠奪與累積往往能以更漂亮的包裝展示在眾人面前。

書中舉例：

1. 迫使不同族群放棄原有生計轉作受薪工人：以現代工商社會的進步包裝勞動力商品化
2. 擄取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天然資源和財產：藉由集中、效率化生產，帶動地區發展掩飾自然資源商品化
3. 借知識產權的名目剽竊傳統知識：以深度旅遊、體驗等名目包裝或消費經商品化的地區文化；以專利法保障之名義，壟斷既有傳統知識的使用權。

大衛.哈維更進一步將「掠奪性累積」歸納四種類別

一、私有化（privatization）：

• 狹義：將公共服務（如供水、交通）或政府的職能（如教育、醫療），透過公司化的管理和商品化的模式交由私人營運，並變成以謀利為目的。
• 廣義：將社群或全人類擁有的「共同資源」，「圈定」成為能夠賺取利潤的商品。

二、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透過財技（一種結合法律、財會、市場的專業技能）和國家扶持，大規模地將各類資產併購或私有化，致使「交換價值」掩蓋原有的「使用價值」。例如，房屋的興建原是為了解決居住需要，但最終卻變成投資甚至投機的工具，在思考不動產時總是以「保值性」為重要考量。

三、危機管理及利用（management and manipulation of crises）：

書中提及1990年代初南美（如古巴、巴西的里約等等）、1990年代末亞洲等案例，這個部分需要比較多歷史背景的知識，而且相對其他種類較為間接，可以先有印象較好。

四、國家再分配（state redistribution）：

借助國家力量作為後盾，打著改善市場效率、提升生產力和競爭力的名目，運用公權力將市場重新洗牌，針對不同社會經濟群體的利益進行再分配。

階級重組的過程與結果

前面提到都市化是為消耗不斷擴張的累積與剩餘，除了利用大型建設或是向外地開發，延長消費與生產間的循環也是一個有效的吸納資本與勞動力的方式。

以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層次，可以分成三類

1. 初級循環：直接生產到直接消費。最常見的如農產品、衣服等民生用品。
2. 次級循環：作長線而間接投資生產與消費。例如生產性的機械設備或消費性的電視、汽車等等耐用品。另外投資土地和建造環境，形成地方上的硬體資產，也是一種形式，而這尤其能夠吸納極巨額的資本和勞動力。
3. 三級循環：社會開支。例如生產性科學研究或是消費性教育、醫療等均是相較昂貴的集體（知識性服務）消費品。

跳級循環也涉及國家和金融機構的介入——生產及銷售食品、成衣不會自動轉為興建機場或從事科技研究——只有透過龐大的借貸和放貸容量，才有能力支付回報期極長的資本投資，同時透過政府舉債和積極的財政投資政策可有利於帶動區域的經濟活力，新增的稅收能再次填補政府巨額開支。

至於投資是否成功怎麼評判？若只是達到有效的金融自償，僅需藉由市場炒作交換價值，換取帳面上的數字膨脹便可輕易達成（最常見的就是地方基礎建設投資，帶動地價上漲，增加政府稅收；或是藉由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等抵費地的交易換取高額的開發權利金）。但現代都市的規劃是否容得下如此簡單暴力的開發邏輯，又是另一個議題了。

隨著生產到消費間的過程複雜化，層層專業需要不同領域的人才管理，這些管理需求也產生了新的社會階層。

前年閱讀了經典的寓言小說《動物農莊》，其中有個段落在描述統治者拿破崙將剛出生的小豬集中教育，灌輸動物生而不平等的觀念。這個例子有點極端，但我們無法忽視，由政府建立起的教育與認證系統對整體社會走向造成的影響。

在《小島經濟學》中談到教育機構靠著「政府認證」（學歷證明等）壟斷市場，再隨金融機構給予寬鬆的就學貸款哄抬學費，間接導致教育成為昂貴的消費產品、提高教育門檻，尤其是高等教育又藉由國際認證哄抬學費。

本書中也提到，現代管理系統依賴教育賦予專業認證，政治經濟力量對文化場域的滲透同樣加劇。這導致文化菁英失去獨立自主性，更容易受政治經濟力量的操控；國家和市場則借助大量公共資源有系統的投放，吸納和收編文化菁英。

歸根結柢，只有透過國家對尊貴學歷合法性的認可、對專業資格權威性的祝福，才能成就專業官僚的主導地位，奠定其特權階級的特殊身分，並且以捍衛整體社會利益的面目示人，這和傳統社會貴族封爵制度完全如出一轍。

無孔不入的日常麻醉

不論是三、次級循環的消費生產型態，或是教育與企業連動的體制內學、職涯模式，都是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這樣的生活方式並不是自古以來如此，更不是每個國家、族群都適用同一個標準，但放眼現今我們熟悉的（尤其是已開發）國家，多發展成類似的狀態。

作者作上篇最後的章節中，引述哈維的觀點：「對日常的麻木」正是「不均衡地理」發展的關鍵。我們在理所當然的消費日常中，把創造城市生活的權利拱手讓與地主、發展商、金融資本和國家，反而成為被動接受各式產品的過客，從不質疑這樣的生活是否「正常」。

它有別於強權暴力的高壓統治（coercion），並不會令人感到過於反感；剛好相反，它只是致力讓人變得庸俗和麻目，因循苟且地「黏附」在日常物質需要的滿足上，失卻追尋自我創造的想像和夢想。

我們應該意識與警惕被塑造出的「日常」生活與被認為理所當然的普遍「常識」，這些從社會及文化環境濃縮的世界觀，是引導我們如何成為「普通人」的工具。當我們將「穩定的工作」作為一種理想生活，以「便利的交通建設」衡量領導者政績，視「漂亮的學歷文憑」為一個人的努力的象徵，許「溫暖的住屋」為人生劃下美好的里程碑，並為這些理念揮灑時間、熱情甚至金錢時，是否就都已落入了資本家藉由「私有化政策」與擴張「交換價值」來累積無限資本的陷阱中？

在書中也談到「普世價值」與「社群價值」的競合：

• 普世主義描繪成絕對、靜態的物理空間，或是便把它描繪成相對、動態的發展過程，兩者均是將人與空間、人與環境的關係，簡單約化成固定的普遍定律，而忽視了特定的歷史時空和「地方」之間的差異。
• 社群主義者則拒絕一切關於普遍性和定型化的描述，而強調歷史和地域的多元性和可變性，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想像的社群）皆是社群主義的主要例子。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普世主義和社群主義的衝突在國際關係和文化交流中更為突顯。

假如我們追求僅是某程度上的共通性，則社群自發自主的原則便會被犧牲；但假如我們堅持多元性和開放性，則連維護公平公義的價值都無從談起。

比較常見的例子是，傳統文化的家庭維繫與性別平等的普世價值應該如何拿捏。而在空間論述下，除了都市更新的模式與常民生活文化的延續間的拉鋸外，在下一篇的《綠色推土機》會介紹「公園」在臺北這個城市中，如何夾在普世主義與社群主義之間，成為不同族群相互抗爭的對象。

打破正規而單一的空間論述

如果問「對公共空間的想像有什麼？」已受「專業」豢養6年的我第一反應是都市計畫中的兒、公、綠、體、廣等公共設施用地，若回到學生時期的建築設計大約也跳脫不出廣場和公園等「正規」的公共空間。我在畢業設計做完多年後的某一天，突然體會到：如果設計時沒有設想或區分「具體的使用者」，那設計出來的空間只能被二元劃分成為「公共」與「私密」。

就如同城市「現代化」的過程為盡可能避免具「排他性」的公共空間，多傾向將功能單一、硬體僵化的設計方案以「普遍性」的準則抑制民間多變的生活，最終將多元差異磨平成為相似的「文明」面貌。當然我們也容易聯想到，這是因為「正規」的公共空間從規劃到設計都掌握在少數技術官僚與專業者手上，當領導階層由上而下套用自身豐富的經驗，左右地區的使用空間，而我們專業者又忙於與各方業主周旋、消耗不斷待改善的業務，便容易疏忽前期的基地調查與在地性的設計思維。

當一個城市已被過度規管，則不但相關權力機制已發展成熟，連帶公眾亦失去對公共空間的記億，忘記了城市有機發展的各種可能想像。

相對於正規公共空間，「非正規」的公共空間則由在地居民的生活經過一段時間累積、堆疊而成。它可能是與使用分區不相符，卻受居民默認的固定空間，例如傳統市場、夜市攤販；也可能是複合在某些空間中，不具固定位置、形式，而是藉由使用行為賦予的流動空間，例如（神明出巡的）藝陣動線、（常被申請佔領的）社運空間。「非正規公共空間」除更具在地性，也較傾向接納差異與弱勢、兼顧社會共融的特質，同時也是一種由公眾決定使用方式，自下而上定義公共空間的可能。

除了民間與統治階層以相互對立的方式爭奪空間使用權，書中也提到藉由「用益物權」多層次的產權概念，分解僅描述「所有權」的單一權利論述，讓空間不再只有公與私的分別。

• 進場：在不影響別人享用的機會下，享用產品帶來好處的權利
• 離場：從產品取走利益的權利，例如在某水域取走魚獲
• 管理：控制產品使用狀況的權利
• 限制：賦與進場和離場資格的權利
• 轉讓：出售或出租產品的權利

比較貼近的案例是《文化資產保存法》介入古蹟或歷史建物，使得擁有者雖是建物的所有權人，但藉由權利的分解他們不一定能將空間隨意買賣或出租，反而能更容易地將管理和限制權委由政府或民間團體代理，最後將進場和離場的權利須開放給不特定人士。正是基於各類產權多元混雜的特色，社會生活環環緊扣、互相依存的本質，同時亦開啟了公共空間的無限可能想像。

在專業人士靈活的運用這些技術工具，打破僵化的空間規劃之外，也要有政府開放彈性，適時給予民間參與討論的機會。

作者提到義大利的波隆那（Bologna）在2014年試行一套公眾協作程序，邀請市民和社區開發各類城市共同體，並由市政府積極提供所需支援，通過官民立約的方式詳細列名相方權責。這些項目橫跨服務、創業和生產，有家長自行營運的託兒所、城市農業的合作社、「社會化管理」的街道，也將有合作住宅。

在臺北，市政府提出「公民提案參與式預算」讓公民決定部分公共預算支出的順序，或藉由提出計畫、投票表決等方式執行；而在都市更新方面也有「老屋新生」計畫，將從建商主導的「拆除重建」收取都更基金，部分給予小規模提案「整建維護」的預算補助，並以開放特定時間給公眾使用，或是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等方式回饋，鼓勵多元的城市再生方式與民眾參與。

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