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十八歲。
八月一個細雨霏霏的午後,我和幾個朋友一起踏進慕尼黑西北方不到二十公里的達浩集中營。第一個納粹集中營。
舊日營房拆除了,只留下地基,視野十分開闊,碎石地面很清爽。隱身在青綠的柏樹或楊樹之後,是紅磚砌成的毒氣室與焚屍爐,猶太小會堂的金頂在更後方。還有「Arbeit macht frei」的鐵門。
那淋不濕人的細雨,和營房地基以上的空無,構築成一種開闊平靜的美感。多少人心靈與身體的痛苦,生命的脆弱、恐懼與難堪,在事過境遷之後,只消一眼就能把握,這念頭像雪水兜頭而下,令我徹底震驚了。
當晚回到慕尼黑,我寄出一張明信片給柏林友人,訴說參觀達浩的經驗。
Wenn wir Schönheit in Grausamkeit erfahren können, sollte das bedeuten, daß das Wesen der Schönheit grausam und hart ist.(若我們能在慘酷中體驗到美,那理當表示美的本質慘酷嚴苛。)
集中營內曾瀰漫折磨他人的瘋狂信念。寄出明信片後,那瘋狂殘酷與美的關聯還持續困擾我一段時間。
而後有一天,我偶然聽到一首韋瓦第寫給兩把小提琴和通奏低音的三重奏鳴曲,是伊比利風格以「瘋狂」為名的舞曲。第一段是慢板主題,隨後是十九段變奏。D小調的悲哀抑鬱,在最柔美的時候揮之不去,在最狂亂的時候也揮之不去。緊張,壓抑,追逐,爆發,軟弱,困惑,哭泣,癲狂,止息。作曲家以合於音律的方式描寫紊亂失序甚至醜陋,有些變奏聽在耳中令人害怕,但音樂作為表達方式與內容,始終懷抱無比的美感。
於是我開始理解,所謂美,是人在追求昇華人性的過程中試圖觸及的某種性質。就這個定義而言,美的本身不能成就美,唯有惡臭腐壞殘酷卑劣能夠。當然,這是歐洲文化之內的領悟,在基督宗教範疇外,慘酷與美麗又是另一種故事。
多年後重聽韋瓦第《佛莉亞狂舞曲》,我感受到少年時的自己體會不到的東西——人的渴求與慾望。
如今聽來,韋瓦第所有音樂極為性感,譜寫於青年時代的《佛莉亞狂舞曲》尤其如此,十九段變奏無一不切入肌理,有時深刻見骨。作為血肉之軀的人不免肉身的慾望,作為精神主體的人必有心靈的渴求,兩種情緒在音樂中交纏,彷彿交媾的人體,沉淪之後渴求抽離,但總在最後一刻戀戀不捨。
這曲子出版於一七〇五年,作曲時間可能正在一七〇三年他晉鐸前後。這讓人好奇揣想,二十五六歲的英俊青年,譽滿威尼斯的炫技小提琴手,登台演出總有樂迷興奮得暈倒在台下,是怎樣決心立下重誓,終身走一條安貧貞潔服從的道路?
或許這曲子本身就是告解。作曲家與慾望裸裎相對,每一次演奏釋放這慾望,又情不自禁重新捕捉。
總譜就是他的懺悔錄。
韋瓦作品第一號第三重奏鳴曲D小調第十二首《佛莉亞狂舞曲》 A. Vivaldi, “La follia,” Trio sonata for two violins and basso continuo in d minor, Op.1 no.12 (RV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