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歷的芝加哥“捍衛墮胎權”集會抗議

5月2日晚上。芝加哥的雨季依然是阴冷而压抑。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从各个app接连冒出：根据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所提供的讯息，美国最高法院流出的一份意见书草稿显示，在保守派占绝对多数的最高法院，根据九位大法官的投票结果，将要以5:4的比例推翻奠定了美国联邦宪法对堕胎权进行保护的Roe v. Wade判例。

此举在名义上是“释法”，所谓“将是否允许、是否限制堕胎的议题下放给各州自行决定”，但本质上就是承认了“一个州的立法机关有权以立法的程序禁止堕胎”。毫无疑问，任何为反堕胎政策提供可行性空间的决定都是对性别正义的根本践踏，是极右翼的、法西斯的、反人类的。这种荒谬透顶的所谓”判决”唯一传递出的信息就是，通常被认为在法治议题上虽不完满但总体尚可的美国，其司法体系很大程度已经被极右翼宗教保守势力骑劫绑架，沦为白人至上主义和父权制打击异己、奴役女性、企图建立神权国家的橡皮图章。这种荒谬场景的出现，近则可以追溯到川普当局在过去数年的倒行逆施，远则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里根时代新自由主义虚假繁荣所掩盖的保守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想在公共领域的逆流回潮，更远的则可以追溯到所谓“美国国父”们所指定的这一整套宪政体制之下浓厚的清教霸权和白人至上底色。

无论是我的历史学和政治学教育背景，还是长期以来对性别议题和其他社会正义议题的关注，还是跨国性的自我身份认同，都让我不可能对此事视而不见，或仅仅转发几条社交媒体就算是“凑热闹”式地完成“打卡”。所以在转发了一条相关报道并再一次重申了我关于“包括晚期堕胎在内的一切堕胎100%无条件合法”的态度后，我开始有意识关注搜集在芝加哥地区的集会抗议活动。坦白说我没有寄希望于通过抗议集会可以让最高法院修改判决，但我很清楚，最高法院的判决本质上是没有道义合法性的，也不可能真正禁止所有的堕胎，必然引发大量的法外抗争。在未来的岁月中，长期性的抗争、特别是将堕胎议题和其他社会议题结合、着眼于intersectionality（交叉性）而不断强化彼此之间solidarity（团结性）的抗争，将是生活的常态。因此，用activism（行动）的方式将公共空间强行拖入这个议题的场域之中，是我们必须做的第一步，也是未来长期抗争的基础和前奏。

在5月3日的中午，我在我私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上整理了一份今日芝加哥地区针对此议题的集会游行活动列表，以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并根据我的知识和认知针对这些活动主办方分别标注其大概的政治光谱（诸如“激进左翼”radical left、“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温和自由派”moderate liberal等），供有意向加入直接行动的其他人参考和选取。而我则决定立即加入当天下午在芝加哥Federal Plaza Square广场的、由“Rise up 4 Abortion Rights”组织的抗议。这场抗议在Politico发布相关报道的不到24小时内即开展，是一系列后续抗议、集会和其他直接行动的最前沿位置之一。

坦白说，阴雨天的天气、纵然已经五月却还是个位数的气温，都不是一个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抗议活动的好时机。但驱车来到抗议地点时，现场已经聚集了几百人，用一浪高过一浪的愤怒来谴责如此荒谬的、以国家和法律名义作出的性别暴力。位于密歇根湖畔的广场上成为一片绿旗的海洋：绿色是全球范围内为堕胎权鼓舞呐喊的标志色。近些年来，一系列南美洲的右翼威权国家都松动乃至改变了其禁止堕胎的旧法律，而在这些国家，绿色往往是用来庆贺捍卫堕胎权所取得的胜利的符号。而在号称“人权灯塔”的美国，在根深蒂固又虚伪至极的宗教极端势力把持下，如今绿色竟然被用作在如此场合、如此议题进行殊死反抗的符号，又何尝不是一种另类的讽刺和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风衣上佩戴着九枚各种社会正义议题相关胸针的我步入集会抗议的浪潮。“Racists, Sexists, Anti-Gay / Christian Fascists GO AWAY!”是当时会场内高喊的口号。我一边用我最大的嗓音喊出这句口号，一边从志愿者手中接过用绿色桌布临时制作的绿旗和几枚“My Body My Choice”的徽章。由于我的风衣上已经戴满了徽章和胸针，这几枚新的收藏只能暂时收入口袋中了。越来越多的人从两个入口处进入，其中遇到了好几个我校的同学和教职员。放眼望去，抗议者高举的旗帜以绿旗为绝大多数，零星可见安娜其主义者的红黑旗、LGBTQIA+社群的彩虹旗和跨性别旗、还有各类以旗帜形式展示的社会主义者、工会团体的标志、还见到了一面巴勒斯坦国旗；参与抗议的人群则在种族组成上极为多元，各族裔人群皆有。相比右翼组织的集会，清一色单一的星条旗、宗教旗和白人男性为主的参与者，谁更能代表广大受压迫人的利益、谁仅仅代表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一目了然。

抗议活动的其中一位发言者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奶奶。当老奶奶声嘶力竭地用沙哑的嗓音喊出“My Body My Choice”的时候，我想起三个月前的另一场活动上，作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标志性案件之一的“Brown v. Board”原告的女儿Cheryl Brown Henderson用同样愤怒的嗓音说，所谓states’ rights（州权）约等于少数族裔特别是非裔的噩梦。在那场活动上，另一名作为嘉宾的非裔民权运动人士鼓舞大家多了解Martin Luther King Jr.激进化的一面以及MLK Jr.的激进战友Malcolm X的故事。这相似又彼此关联的一幕幕是如何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是如何令人感慨而痛心呢。今天的捍卫堕胎权集会没有舞台，背景幕布是用木棍支撑起来的简易帆布标语，手中的道具比如旗帜和锣鼓都看得出很多是就地取材制作的。整场集会临时组织的痕迹越明显、发言嘉宾声嘶力竭的呐喊就越感人，因为这都告诉我们、告诉大家，这个议题是多么严重而急迫、到了非如此不可的地步，以至于冒着雨水和寒风也必须组织一场哪怕匆忙发起的集会。

活动的一名白人老奶奶志愿者，同我进行了简单的交流。当她看到我佩戴的印有校徽的口罩后才得知我们是校友。她知道我是学历史的华人后，问我有没有看过Some of Us，一本若干位出身中国大陆、任教于北美的性别史学者撰写的兼有回忆录性质和学术论文集性质的书。我表示我看过，是2020年造访Berkeley时在Revolution Books革命书店买的。这位奶奶和我说，Some of Us书中所写的时代，同时期的美国恰恰是Roe v Wade即将通过、无数女权和非裔民权运动前辈顶着重重压力开创新局面的时代。走过半个世纪，我们今天之所以站在这里，就是因为那个年代所创下的许多我们这一代人生来就觉得习以为常的遗产，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位可敬的奶奶和我说，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面孔，总还能在绝望中找到一点希望。

这场集会现场的一侧沿着芝加哥市中心的一条主干道。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也不时有打招呼表示支持和声援的。本来作好心理准备，会有来闹场的右翼势力和宗教极端分子，但至少我的视线中并没有看到。我很清楚，如此浩大的声势只是一个开端。后续的一系列全美乃至全球性的抗议都将陆续登场。我更清楚的是，只靠一次次的抗议是不够的。在一次次抗议中间的平常日子，唯有尽我们各自所能，把捍卫性别正义、捍卫社会正义、解构父权制、批判白人至上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念介绍传播给更多的人，而我们在学界的则要在此外多做一些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努力连结象牙塔内外。于我而言，我首先要做的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告诉和我一样的国际生以及那些对美国社会议题不是太关注的新移民群体，为什么我们必须加入抗议声讨的洪流之中：首先，因为留学生和新移民都会成为性别暴力的受害者，性别暴力可是不会先查验你的护照和签证状态的。再者，即使我们选择离开美国，只要美国的文化霸权还在，其特权阶级的倒行逆施及必然会借助其垄断的话语权扩散渗透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君不见，在华人世界的许多保守派知识分子，早就已经一边把美国捧为“自由民主的灯塔”，一边贩卖反堕胎、反LGBTQIA、白人至上主义、清教至上主义、欧美中心论的“私货”了。

长夜漫漫，道阻且长。无论短期内能不能改变什么，都没有理由保持沉默。因为当压迫成为现实，那么反抗就是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