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推翻墮胎權之記事

今年6月24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造成美國多州對於墮胎的法律做出修正，甚至重啟墮胎的禁令。

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給出的理由是美國憲法雖保護人民的隱私權，卻沒保障墮胎權，而以往歷史的判決也沒有前例。

這裡提到1973年的羅訴韋德案，之所以通過並不是此案證明了墮胎行為有值得被法律保障的價值，而是透過墮胎是女性個人極度個人、自主且關乎尊嚴的行為，這樣的隱私權不能被其他外在因素代替女性個人做出決定。

美國當今的隱私權與台灣以往認知不同，美國新的隱私權高度融合了個人的自主性，並不只是保護個人的私領域避免在公開的領域被曝光，進而更衍生出保護個人做的重大決定的獨立性，也屬於隱私權的一部份。

可見當今大法官並不採用這樣的隱私權觀念，且宣稱美國憲法中沒有針對墮胎權有效的解答，過往美國司法歷史中卻有眾多保護胎兒的案例，因而推翻羅訴韋德案。

在此我想參考邁可.桑德爾的著作與各方文章再加上我自己的小想法，來試著思考一下墮胎相關的道德爭議，看看是否能找到對贊成墮胎或反對墮胎有更好的觀點。

首先最受反對墮胎者關注的就是胚胎就是一條生命，而墮胎行為相當於殺了一個人，這邊借用邁可.桑德爾的論述–雖然每個橡樹都來自一顆橡實，但不代表橡實就是一棵橡樹，如果有隻松鼠在自家前院吃掉了一顆橡實，我也不需要像是暴風雨吹倒我自家前院的橡樹那般對待；人類生命與胚胎生命也適用這個道理，而生命也是這樣逐漸的成長，並不需要為了給胚胎尊重就把它視為一個完整的人，不過我們當人也不能忽視胚胎能發展成一個完整的人的潛力，所以不能隨意處置。

如此而言胚胎究竟成長到什麼時候能被判別為一個人就是相當重要的事，比如：美國有所謂的心跳法案，以胎兒哪時有心跳作為判別能否墮胎的基準。但構成生命的主要部份是不是有可能不是心跳，比如：像是水母、和我們周遭的植物一樣被認為是獨立的生命個體。那有沒有其他可能被當作判斷生命特徵的依據呢?自我意識是一個可能的選項，但不是那種能哲學思辨、對答如流那麼高等的意識，而是單單能意識到自己的生命、能意識到痛覺這種較為基礎的意識。若能測定到底什麼時候胚胎能意識到自己的生命，而在胚胎還不能意識到自己的生命之前墮胎，是否能在法律上站得住腳，又是否能讓自己的心少點愧疚呢?

而相對胚胎生命權的是女性的身體權力，大部分關於羅訴韋德案被推翻的新聞，皆有提及在人生計劃之外擁有小孩甚至是被迫懷孕，對女性人生產生劇烈的影響，比如：升學被迫停止、家庭經濟開銷暴增，或是失去更好的工作機會...等等，甚至身體狀況不佳的女性意外懷孕，也可能危害女性本身的安危。其實我個人認為光是這個論點就比聲稱墮胎是個人自主且隱私的行為更有說服力。

如果政府推出嬰兒出生由社會局扶養或是由他人扶養…等類似政策，能否完全取代墮胎法的效果呢?這種作法忽略的是女性在懷孕時就已經付出的成本，諸如：身材變形、賀爾蒙失調、外界眼光…等，情感面也少有女性願意將視如己出的孩子送出撫養而沒有愧疚，但比起墮胎這方面或許更勝一籌。

或許我們還可以用其他方向來思考這個議題，比如：2021 年來自包括華威大學臨床醫師兼科學家詹‧布洛森斯在內的研究團隊的發表，其研究結果認為月經很可能與懷孕前篩選不良的胚胎有關，並可以解釋不孕症的病人。如果子宮對胚胎進行了篩選，那有問題的胚胎就會隨月經排出，造成不孕。

以這個研究做為出發點，人體本身就有篩選胚胎的機制，是以胚胎的健康程度作為篩選的條件，但現此社會已經和過去不同，就如同現今篩選結婚對象，也不再只是以外貌、健康作為條件，更多出了其他條件，比如：價值觀、學歷、財力…等，那是不是在現今社會胚胎的篩選機制也會不同，以確保胚胎能更順利的成長呢?

如果墮胎權基於這個想法，也如同每個人對篩選各自的結婚對象一樣有各自的篩選條件，並且都以胚胎未來出生後能有良好生長條件為目的，是否更能證明其必要性?

如果經濟貧困的夫妻意外懷孕，在無法墮胎的狀況下，嬰兒出生必定會面對物質窘迫的情況，這樣是否足夠供應嬰兒成長所需呢?；如果未成年少女懷孕在無法墮胎的情況下，她與她丈夫是否已經有足夠的準備，能夠撫養以及教育他們的小孩?；又如果女性在被迫懷孕的情況下無法墮胎，那出生的嬰兒能夠獲得足夠的母愛甚至是父愛嗎?

我們也許不應該單單用嬰兒能否出世或這是女性個人自主且隱私的決定來衡量墮胎權，更該考量到嬰兒出生後，小孩與其父母將會面臨到的狀況，法律是否應該保障出世的嬰兒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水平呢?抑或生命只要有機會能誕生在這世上就不能以人為方式做其它決定呢?

而法律是否應該保障女性讓女性擁有全然的身體自主權?又或是保障女性避免因此劇變所喪失生活水平和未來機會?

以上觀點只是稍微談論我個人的相關心得，關於這個議題仍有許多值得思考的部分，等待公民社會持續探討，才能得出最適合當代社會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