麋竺傳(6)：天各一芳

　　麋芳被任命為南郡太守的時間點史書無載。關於麋芳的生平，陳壽僅以短短二十四字的篇幅附錄在《麋竺傳》尾聲，其餘事蹟則是以隻言片語記錄在《虞翻傳》和《賀齊傳》等吳書當中。目前比較廣泛的說法有兩種，按時間順序來講的話，一是劉備西定益州後，拜關羽董督荊州事時連帶任命；二即「湘水之盟」後，由劉備回師成都前所授予。倘若參考《張飛傳》的說法，前者明顯更有說服力一點，即張飛轉任巴西太守後，原來的南郡太守由麋芳接棒。

　　麋芳與麋竺一樣，從關係上來說，都是堂堂國舅，而且，他追隨劉備的時間也很長，在滿朝文武裡，屬於金字塔頂尖的存在，特別是在簡雍、孫乾去世後，論資歷，也就只有關、張兩人比他們早（士仁則沒有確切紀載，故許多人說他是元老，其實也只是根據他幽州廣陽人的出身所作的「想當然耳」的推論），可以說，劉備之所以信任他，有一多半原因是這個小舅子陪他吃了二十年的苦也沒變心的緣故。

　　然而這一次，麋芳背叛了。

　　麋芳駐守江陵，士仁則駐守公安，在劉備所有的荊州領土裡，以這兩處最為緊要，其中又以江陵干係匪淺。關羽在時，嘗累加修築，導致江陵城異常堅固，別說孫權，就是日後曹魏大舉南征，以數萬精卒圍攻江陵，也久戰不下，這讓東吳的朱然以千餘羸弱殘兵守住了吳國的門面，以此威震敵國；故往回追溯的話，關羽修城自是功不可沒，然卻也從側面凸顯了麋芳當年獻城投降，給季漢帶來的損失有多麼巨大的事實。

　　關於麋芳為何投降，陳壽在《三國志‧關羽傳》給出了一個淺顯的說法：「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

　　意思是麋芳、士仁長期與關羽不睦，老是覺得關羽瞧不起他們，又關羽出征時，他們兩個沒有提供足夠的軍需，以此遭到關羽責問，說回去再找他們算帳；這讓兩人惶恐不安，孫權聞知消息，就派人暗中勸誘兩人，使他們心向東吳，當起了內應。

　　此外，在裴松之補上的史料裡，還有一條出自《吳錄》的記載，被收進《三國志‧呂蒙傳》當中：「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

　　羅貫中基於這條史料，在小說裡加油添醋，把兩人叛降的起因歸咎於當初受劉備封賞時，關羽命他二人作先鋒，準備攻取樊城。兩人半夜在軍營裡飲酒作樂，不慎遺落火燭，引燃軍需，導致本部軍人被火礮打死。關羽大怒之下，就要將二人斬首，被前來頒賜王命的費詩急忙勸止，留下一句「必斬汝二人之首」、「得勝回來，稍有差池，二罪俱罰」的恐嚇後，這才導致後面麋芳、士仁在得知荊州失守時，恰逢關羽的使者過來催糧，知道自己此番必死無疑的兩人遂畏罪投降東吳。

　　小說為了讓情節合理，多出不少史書無載的豐富細節，特別是麋芳的部分，羅貫中最一開始還讓他表現出「吾等受漢中王厚恩，安忍背之」、「吾兄弟久事漢中王，豈可一朝相背」的猶豫。當然，歷史上的麋芳未必便沒小說這樣戀主，否則他也不會追隨劉備這麼久都不變心，不過這也是可以討論的。或許打從最一開始，自願捨棄家業追隨劉備的，從頭到尾就只有麋竺一人，麋芳身為「聽話的弟弟」，不論嫡庶，並沒有權利左右家族的未來，一切都由麋竺這個當家大哥說了算；哪怕他可能從未想過要離開徐州，但既然麋竺下了決定，自己也只好捨命陪君子，並一陪就是二十年的光陰。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看《三國志‧麋竺傳》在講曹操拜兄弟倆官職的時候，陳壽僅用一句「皆去官，隨先主周旋。」來陳述他們鐵了心要追隨劉備的事實，卻沒有更進一步解釋這其中的動機。誠然，麋竺對劉備的欣賞與崇拜要遠比麋芳深遠，這點無庸置疑，所以麋竺去官，我們有理由相信那是他本人發自內心的自然之舉，可麋芳呢？天知道麋芳是否猶豫過，是否跟他的兄長有過一番促膝長談，但最後還是被兄長給勸服，這才繼續追隨劉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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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備是個英雄沒錯，卻大器晚成，他寄人籬下了大半輩子，用羅貫中在小說裡藉麋夫人死前以劉禪託付趙雲時的話來說，是「飄盪半世」——這個形容實在精準。撇開陳登不提，歷史上因為「不想背井離鄉去賭不穩定的未來」而和劉備中道分手的人也所在多有，比如田豫、牽昭就是一例；也有人是單純跟劉備不對盤，繼而有了機會就乾脆找個事業已經起步的老闆跳槽，陳群、袁渙就是這一類型的代表。

　　上述這些人，最終都投入了曹操的麾下，一方面，這固然是因為曹操那與生俱來的領袖魅力和王者氣質足以替他吸引到海量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曹操彼時的姿態，大有逐鹿中原的潛能，即便那時北方以袁氏為尊，但最起碼「唯才是舉」的曹操要遠比屢屢受挫的劉備要來的更有希望，是以這些人選擇曹操當老闆是很正常的行為。

　　相反的，像麋竺這樣，一口咬定跟隨劉備，浪跡天涯也無怨無悔的人，雖說不是沒有（孫乾、陳到、劉琰、袁綝等皆是），但到底少見；我們甚至說句不中聽的話，會在那時候學麋竺這樣放棄財產，把身家All-In給劉備的人，要嗎是個賭徒，再不然就是神經病。

　　以麋竺商人的出身和劉備後來的表現來判斷，我們合理懷疑，麋竺是那種權衡再三，經過無數次縝密計算後，確認有把握才出手的賭客，但在麋芳眼裡，他哥則可能是個神經病。他那時候或許心想，曹操這人雖然殘暴，隔三差五的總要屠城，但他那時候畢竟也沒殺到咱家，如今徐州不會再被他屠了，給你一次選擇的機會，你卻放著大好日子不過，硬是要賭那翻身一把，難道留在徐州學陳登那樣從曹操手裡撈個太守不香嗎？

　　那麼，麋竺賭錯了嗎？沒有。事實證明，麋竺看人的眼光要遠比麋芳優秀。和麋竺比起來，麋芳少了肩負整個家族的壓力，所以他可以悠然自得地當他的麋家二少爺，從自身利益做出發點去考慮事情。麋竺則不然。和麋芳這個甩手掌櫃不同，麋竺掌握著闔門老幼的命運，無論是涉足徐州政壇，還是在呂布滅亡後，於劉、曹之間擇一而侍，只要他走錯一步，就全家跟著完蛋——這是有實據的；曹操這人有他英明神武的一面不假，但同時他也殘暴、猜忌，比起「龍驤虎視」這種冠冕堂皇的形容詞，「豺聲狼顧，鷹視猿聽，一世陰鷙梟雄之主」更入木三分。跟在這種人身邊，做臣子的永遠都不知道哪一日就大限到頭。

　　比如說荀彧，被曹操呼為「吾之子房」的元老，跟在曹操身邊二十餘年，為其出謀劃策、出生入死，只因為不贊成曹操稱魏公，就被曹操忌恨以致憂死（一說被迫自殺）；又比如婁圭，長年侍奉曹操，多立功勳，平日裡也與曹操互動良好，結果晚年因為隨口說錯一句話，就被曹操毫不猶豫的誅殺；再比如崔琰，同樣也因為講出來的話被曹操斷章取義，先是處以髡刑，之後到底也沒放過，直接下獄逼他自盡，時人無不為其叫屈。身為舊臣的毛玠，因為曹操冤殺崔琰這事而心懷不快，曹操知道後，二話不說就把毛玠丟進大牢關起來，最後還是靠著別人不停求情，這才躲過一死。

　　曹操對臣子如此，家人卻也沒放過，曹植的老婆崔氏（崔琰的姪女），因為穿了一件華麗的衣服，被曹操看到後，就借題發揮，以她「違制命」而令其自殺。甚至有個小妾，只因為看曹操午覺睡得香甜，不忍心按他說的時間把他叫起來，是以曹操睡醒後，第一件事就是叫人把這個妾拉下去亂棒打死。（《三國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卧，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

　　在那個君主掌握臣子殺生予奪的年代，君主本人有沒有成就一番事業的潛力固然重要，但君主問鼎天下之餘，做臣子的也要有那個命去享受富貴才行。麋竺不選曹操當老闆，就是因為他從曹操一面吟詩作對，臉不紅氣不喘地喊什麼「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一面又大肆屠殺百姓的雙標行為裡，看到了那張隱藏在人皮之下的惡魔臉孔，這才舉家依託劉備。

　　那麼回過頭來講，劉備是否哪裡待麋芳不好，以至於麋芳寧願獻城投降，也不願意繼續待在季漢？從現存的史料來看，說劉備待麋芳不好那是誣衊，但麋芳在劉備底下不快樂卻是事實，這是他最終背棄劉備的一個原因；而構成這個原因的關鍵，主要又著重在兩點：一是長期與關羽不睦，二是覺得自己的待遇受了委屈。

　　先說第一點。關羽這人什麼都好，就是性格方面有問題，他孤高自矜，愛護卒伍卻驕於士大夫，整個季漢從上到下，除了劉備、諸葛亮受到他的尊敬之外，也就只有張飛、趙雲等少數幾位立下汗馬功勞的元勛能獲得他的肯定。至於其他同僚或下屬，對不起，假設關羽覺得你這個人能力平庸、徒有虛名，那麼他對你的鄙視就表露無遺，絕對不會顧及同事關係或劉備的面子就假以辭色。有證據嗎？有，而且很多，麋芳、士仁就是一例。這兩人的資歷可和關羽比肩，卻因為沒立下顯赫軍功，長期不受關羽待見；此外，被劉備指派為治中從事的潘濬，也因為和關羽的性格起衝突，而與關羽不睦；這幾人名義上都是關羽的下屬，是劉備入蜀時留給他的班底，可關羽卻出於各種原因，不能與他們和衷共濟；更糟糕的是，關羽不僅對下屬高傲，就是對同僚，他也很護前。

　　遠得不說，就拿馬超入團那次來講，身在荊州的關羽聽到消息，說傳聞老大身邊來了個很厲害的馬超，以他「舊非故人」為由，寫信給諸葛亮，問說馬超這人本事如何、能跟誰相比，一副尋釁滋事的樣子；及至後來劉備平定漢中，封他為前將軍時，聽到黃忠是後將軍，在地位上與他同等，就直接炸毛，公然嗆聲：「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諸如此類的事情層出不窮，每隔幾年，有新的成員入團或升職的時候，劉備跟諸葛亮就要帶新人給關羽拜碼頭，這讓關羽就像是一隻對劉備死忠的獒犬，自詡為劉備以下第一人的他，警戒心特別強，絕不容許有新入團的成員敢威脅他軍事二把手的地位，甚至是同列也不可以。

　　史書沒有特別提到關羽是怎麼看待麋氏兄弟的，但從他沒有因為麋竺「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而不高興的紀載來判斷，他對麋竺應當是抱持著敬重的心情，畢竟沒有麋竺這個大股東，就不會有現在的季漢集團，出於這份恩情，關羽自然也不會在雞毛蒜皮的小事上與麋竺爭先；何況麋竺既是文官，又沒有實權，任憑他如何受寵，都不會撼動到自己集團內部軍事大佬的地位。

　　然而麋芳就不一樣了。這不是指兩人之間的不睦是因為關羽從麋芳身上感受到威脅所引起，而是麋芳擔任的南郡太守雖然是行政職，但南郡地處前線，受「董督荊州事」的關羽節制，這讓本來就算看彼此不順眼，也不用勉強共事的兩人，一夕之間變成了必須一起共事的上下級關係。

　　面對曹魏、孫吳這兩大鼎足勢力，關羽必須時刻維持精銳的軍容才能起到威懾作用，這讓他不僅對自己要求嚴格，對同僚跟部屬也一樣，偏偏麋芳、士仁這兩個元老，估計都仗著自己是國舅與舊臣的身份，能打混就打混，平日治軍也不甚嚴謹，這才引發後面南郡城內失火，大量軍械糧草遭到焚毀的事件——即另一個讓麋芳投降的可能原因。

　　針對這起失火案件，現代許多人在把《吳錄》與《三國志‧關羽傳》的說法進行交叉統整後，都傾向於一個結論：麋芳藉由職務之便，背地裡盜賣軍需（交易對象則可能是荊州本地商旅或吳地大族），造成虧空。眼看一時三刻難以填補，就乾脆在事情敗露前放一把火裝成意外，把虧空全推給火災。本來這也只是挨頓罵就了結的事，沒想到後面關羽北伐，俘虜了對面于禁的數萬魏軍，突然多出這麼多張嘴要吃飯，前線糧草頓時供應不上，關羽便以此責問負責後勤的麋芳、士仁；麋芳擔心自己盜賣軍需的秘密會被關羽發現，就決定在關羽回師江陵前，與士仁開城投降東吳。

　　這件事史書無載，但我們也不排除有這個可能，畢竟即使是現代，類似醜聞也屢見不鮮，什麼上頭派人要來清點庫存時，倉庫就莫名自燃，或是重要帳本、文件碰巧被工讀生當作垃圾銷毀等……倘若這件事情是真的，那麼這就構成了另一個讓麋芳投降的理由：孫權握有麋芳貪汙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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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有人會質疑，麋家富得流油，哪需要靠貪污來撈錢？再者，以麋家的恩情跟劉備的為人，就算貪汙了，也斷不至於處死，麋芳又何必非得受孫權的挾制而叛降不可？這也是可以討論的。

　　首先，麋家再有錢，到底不會點石成金，古時不比現代，有許多利滾利的理財方式或基金能生利息，面對成天死人的亂世，他的家產不可能一輩子都花不完；事實上，在寄寓荊州之前，劉備的人生不是在跑路，就是在跑路路上，麋家的財產被這樣反覆折騰，別說二十年了，能撐過頭兩年就很了不起。麋竺跟在劉備身邊倒還沒什麼，麋芳好好一個有錢少爺，被自己大哥這樣一搞，名下財產瞬間歸零不說，就此淪為甲級貧戶，跟著劉備滿天下到處流竄；這樣的日子，讓他好不容易站穩腳跟、當上太守後，八成就起了「報復性補償」的心態：要把他當年失去的一切連本帶利全撈回來。

　　至於貪污犯罪的處置，劉備也許看在麋竺的份上不會殺他，但不代表諸葛亮等一干人會饒過他。季漢治國，講究的是法律的公平、公正，循得是法家「賞罰必信」的理。劉備入蜀後，發現益州豪強橫行，這是由於此前劉焉父子濫施恩惠，導致法律的威信蕩然無存的惡果。為了扭轉這個局面，使社會秩序恢復安定，劉備二話不說，立刻以他最快的速度擬了一份法務名單，由伊籍、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等五個人共同制定《蜀科》，專門針對益州豪強的不法行為進行打擊。

　　儘管這招頗見成效，一舉改善了過去二十年來益州法律委靡不振的亂象，卻也因此招致了那些受打擊的既得利益者的排斥，是以果若麋芳真有貪汙醜行，且按律當誅的話，則劉備到底該如何是好？饒了麋芳，那些驕縱不法的益州豪強必會藉此大做文章，新政府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法治威信毀於一旦不說，「公平」二字從此休提；對季漢政府而言，無論是荊州派、東州派，還是益州派，三者的支持缺一不可，而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對三者一視同仁，做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的程度。那麼劉備、諸葛亮做到了嗎？做到了。所以在他們的執政下，季漢內部的政治矛盾要遠比魏、吳兩國，甚至是劉璋時期都來得小，也鮮有大規模的叛亂；一切全都得歸功於諸葛亮執法嚴峻、賞罰公平，這才使季漢舉國，不論出身皆上下一心。

　　眼下，麋芳於公有太守之責，於私有國舅之親，不管他有沒有盜賣軍糧，今天他和士仁沒有提供足夠的軍需是不爭的事實。倘若只是單純貪污被抓到的話，或許還構不上死罪，但他們今天是在大軍北伐時出包，導致關羽圍攻襄樊，差點就要了曹仁腦袋一事功敗垂成；這件事情原本可大可小，但此前因為他們的瀆職，使得南郡城內大量軍需遭到焚毀，如今再加上這次失誤，使襄樊戰爭未竟全功，故認真追究起來，二罪俱罰的結果，未必便不能送他們上刑場。

　　饒了他，就等於是給標榜「執法公平」的劉備政府一記耳光，所以麋芳回到成都，其下場可想而知，何況關羽說不定也有考慮到這一點，並為了不讓劉備為難，而自願承擔惡名，行使他「假節鉞」的權利，按軍法殺掉麋芳？這個可能性不是沒有。關羽的政治能力雖然不及其軍事能力出色，但這不表示他的政治能力是零，在失荊州之前，曾發生過孫權以慕名和親為由，替自己的兒子向關羽女兒提親一事。這件事的目的，從表面上來看，是孫權為了強化同盟所釋出的善意，可實際上卻用心險惡；倘若關羽答應了，那麼孫權便能藉此給關羽扣上「私通外國」的帽子，來離間劉備對關羽的信任感——當然，他失敗了，關羽不僅沒有上當，還大發雷霆，把孫權的使者痛罵一頓，表明自己就算出任邊鎮、權傾一方，也依然忠劉的原則。後世許多論者通常就此事批評關羽，說他個性過於高傲，不懂變通，全然沒從大局出發作考量，把諸葛亮規畫得「結好孫權」的方針拋諸腦後，一再刺激東吳，才會導致孫劉聯盟破裂，實在是大謬不然。

　　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關羽在這件事上會有如此激烈的反應實屬正常，畢竟孫權好歹也是江南之主，要是真想透過聯姻來強化，或者是彌補他與劉備之間貌合神離的同盟，那麼他就應該在把孫夫人接回去以後，再找機會與同樣身為一方之主的劉備另尋親好，而不是私下繞開對方去攏絡關羽。再說，關羽的女兒嫁過去之後，無疑會變成東吳手上的人質，你孫權綁架劉禪未遂的帳都還沒跟你算了，這就又想動人家女兒的主意，你說關羽能不生氣嗎？何況關羽又不是沒有兒子，這邊放著一個現成的關平，成都那裡也有關興，孫權果若想要和親，倒是把他自己或者哪個孫家宗室的女兒送過來啊，這不也是和親嗎？怎麼就非要人家送女兒給你呢？所以就這件事來說，孫權無疑是那個使壞還在裝委屈的小人，實屬欠罵至極。

　　儘管孫權態度噁心，但相對的，關羽的表現太過凌人也是事實。倘若關羽能再圓滑一點，則這件事情可以得到更穩妥的處理。比方說，他可以先好好款待使者，接著再把禮物原封不動的退回去，說自己身為劉備的臣子，這件事情不能擅專，要派人回去成都告知劉備，由劉備出面作主，還請孫車騎體諒，讓我們兩家繼續保持盟好，共抗曹賊、勤獎漢室。如此，則不但給孫權軟釘子碰，還能避免授人口實。

　　然而，關羽剛愎驕矜的性格決定了他沒辦法像諸葛亮這樣圓滿處理政治工作，面對比軍事複雜的政治問題，他往往只想到了簡單粗暴的解決方案。比如面對孫權居心不良的提親，他只想到了要表態給劉備看，卻沒顧慮到東吳再怎麼前科累累，現階段的他們還是盟友，該有的面子跟往來還是要有；同樣的道理，麋芳現在替你看家，不管你關羽今天是否想殺他，都不應該在進門之前就先說出「還當治之」這種重話，就不怕把他逼急了，他會把門鎖換了不讓你回家嗎？

　　對麋芳這種作賊心虛的人來說，他們這類型的人，一旦犯了錯，往往只會想到自己平日裡跟對方有多少過節跟恩怨，而不會去冷靜分析對方說重話的理由，究竟是真的要動刀殺自己，還是只是做樣子給底下人看。而關羽平日裡對同僚、部屬有著高標準要求的同時，又常瞧不起對方，這樣的行為模式，在麋芳眼裡便成為了那種沒事只會找部下麻煩，動不動就挑剔這個、嫌棄那個的老害主管，導致他們相處起來形同水火，打從心底看對方不順眼。這種長期積累下來的情緒壓力，以及職場失和所引起的連鎖反應，就是麋芳決意背離劉備的第二個原因：自覺待遇受了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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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備有沒有虧待麋芳？這個問題的答案，主要取決於我們拿誰當對照組。倘若比較對象是麋竺，那麼麋芳的處境明顯就偏薄許多，劉備把麋竺帶在身邊，與他共入成都享受榮華富貴，待遇冠絕諸臣，而麋芳卻只能窩在最前線的荊州，整天和難討好的關羽共事不說，所獲得的官爵也僅止於太守（當然太守也已經是很高的官了，此不贅述），這和當年曹操拜他的彭城相比起來，其實差不了太遠。假設麋芳那時真有考慮過出仕曹操的選項，和兄長分道揚鑣，跑去抱曹操大腿，那麼只要他沒站錯隊（曹丕、曹植的儲位政爭）、說錯話（恃舊不虔）、交錯朋友（魏諷案），按照年資制度，麋芳早晚都能靠他的資歷熬出一個太守或侯爵，未必比現在差。

　　然而這裡面也有個盲點，那就是以麋芳的能力跟背景，他能勝任多大的官職。我們知道，早期從劉備那裡轉投曹操的人，以才華出眾的陳群最受重用，其餘諸人，比如田豫官至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牽招先是護鮮卑校尉，後為雁門太守；雖然不低，但細細品味就不難看出，這些人當中，陳群與劉備的瓜葛最少，又是名士，所以仕途順暢，餘下二人則是因為與劉備具有深厚交情，為人所猜忌，所以活到七老八十都未見大用，只能一直蹲在曹魏邊疆當看門狗，連陳壽在寫《三國志》時，都替他們「未盡其用」的遭遇感到惋惜。

　　麋芳倖存者偏差，想到的是自己在他國能夠混得比劉備手下更好，卻不想想看，以他跟劉備的關係，還有他那平庸的能力跟背景，就是到了曹魏、孫吳，又能擔任多重要的官職？劉備用人的能力或許不及執政前期的孫權，可識人的水準卻始終與曹操旗鼓相當；他讓麋芳擔任的南郡太守，恰巧就是麋芳這一生官場上的極限。

　　這並不是說麋芳如果繼續待在季漢的話，最終僅能止步於太守職，事實上，劉備對功臣的封賞是循步漸進的，尤其是最後三次更能看出這一點。首先是平定益州，這讓他有了三分天下的資本，成為雄踞一方的諸侯，然而，此時他還只是漢朝政府的左將軍，實際權力不大，故除了財富，真正能給出去的官爵很小。其次是稱漢中王，登上王爵，意味著自己有著更大的官位能給出去，但礙於禮制，數量有限，且若是把官爵都封滿了，不說臣下沒有進步餘地，就是日後真的再興漢室、統一天下，屆時又該怎麼封賞？所以這次的封賞，是斟酌再三所作的安排，有許多不如意跟不得已的妥協。最後是登基稱帝，儘管魏、吳未滅，但這不影響新王朝的人事安排，甚至還能反過來激勵臣下建功，以統一天下的最終目的來論功行賞。

　　我們不用畫大餅給麋芳看，只要參照諸葛亮、張飛等人的待遇就知道了。諸葛亮在劉備稱漢中王時，依然只是軍師將軍，頭銜待遇皆不如麋竺，但在劉備當上皇帝後，就立刻拔擢成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一開始只是討擄將軍、巴西太守，劉備當上漢中王後，先是升為關羽以下第一人的右將軍、假節，等季漢開國時，又再遷升車騎將軍，領司隷校尉，進封西鄉侯。

　　也許有人會說，諸葛亮「功德蓋世」，張飛「萬人之敵」，這些都不是麋芳比得上的，又怎麼能夠以此證明麋芳日後的待遇會有所提升呢？誠然，麋芳的能力、表現固是遠不及此二人，但他們的資歷卻一樣深，甚至別忘了，在早期追隨劉備的元老裡面，還有一個不學無術，整天除了講些似是而非的幹話外，就只會玩女人的劉琰。

　　劉琰，字威碩，是劉備還被人叫作「劉豫州」時就加入劉備陣營的角色，因為跟劉備同姓，且擅長高談闊論，有名士風采，所以儘管毫無貢獻，卻依然被劉備引為上賓，做了劉備的顧問。（《三國志‧劉琰傳》：「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賔客。」）

　　用今天的話來形容，劉琰就是「名嘴」，對劉備陣營的貢獻度可說是零，除了忠心，無一可取。他有文采，善談論，卻沒有孫乾、簡雍那樣值得一書的外交成績，也沒有麋竺兄弟舉家侍奉的恩情。然而劉備又是怎麼看待這個只會吃閒飯的舊人呢？《三國志‧劉琰傳》：「先主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衞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

　　劉備定益州後，二話不說就封了個太守職給他，地位與麋芳同級，但劉琰所在的固陵郡，無論是重要性還是資源，在當時皆不及麋芳任職的南郡，雖然不能說是苦缺，但肯定沒麋芳肥。而劉備駕崩後，劉禪這個新皇帝則藉其資歷，先是封了個都鄉侯的侯爵給他，接著又給他衞尉、中軍師、後將軍等職務，在朝堂班位上，僅次於託孤副臣李嚴。

　　這還不算完，劉琰最後的官爵當到了車騎將軍，車騎將軍是僅次於大將軍、驃騎將軍的軍事職位，權利、名位都很靠前，季漢開國以來，第一任車騎將軍是有百戰之功的張飛，第二任有紀錄的就是他劉琰！

　　似劉琰這種毫無建樹的人，之所以能夠任職車騎將軍，除了資歷，我想也沒其他理由。畢竟季漢那時舉朝上下還活著的「先帝舊臣」，沒有一個資歷比他還老；與他差不多同期的不是死了（關、張、簡、孫、陳、麋），就是另有重職無法分身（諸葛、趙、袁），實在是沒人選了，才輪到他上位。

　　劉琰尚且如此，以麋竺、麋芳對劉家的貢獻，就算沒有赫赫功勳，要爬上高位也不是難事，我們甚至有理由相信，倘若麋芳那時沒當背骨仔，今天這個車騎將軍就會由他或是他哥來當。所以，不要說劉備只給麋芳安排南郡太守是虧待人家，事實上恰巧相反，是麋芳自己沒那個耐心和毅力，在年終獎金與新的人事命令下來前，就不安分的和敵對公司眉來眼去，做起了內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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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在看《三國志》的時候，對於陳壽三言兩語就把孫權如何勾搭麋芳一事給交代完畢感到不解，好像這件事情就跟水到渠成似的，先是麋芳犯錯害怕受罰，接著孫權得知消息，就約他出來喝咖啡，表明要挖牆腳，於是麋芳就帶著商業機密跳槽——讓人看得滿臉黑人問號。照正常邏輯來說，這種攸關身家性命的事，絕對不是今天我跟你打聲招呼說來我這上班吧，你只考慮一下就答應這麼簡單，孫權應當從很早開始（確切時間不明，可能是諸葛亮等人入蜀後）就持續性地以各種理由「潛誘」麋芳，比如安插奸細在麋芳四周，時不時地為麋芳叫屈，說劉荊州大材小用，虧待咱們文武雙全的麋將軍；或是偶爾讓使者偽裝成商人，藉經商名目，到南郡給麋芳送些禮物、請喝花酒之類的，順便居中牽線，說江東的孫車騎一向敬重麋將軍國士無雙，特遣小人送點薄禮，聊表江左諸人對您的敬仰云云；久而久之，麋芳就漸漸的為自己的際遇感到委屈，也越來越受不了關羽，最終入了孫權的毂。

　　這就像是已婚男女偷情，不管誰先主動，肯定也要經過一番你來我往反覆挑逗後，才能把對方拐到手一樣。麋芳不是關羽，面對孫權的誘惑，關羽想得，是自己與劉備出生入死三十年，吃同一碗飯，睡同一張床，哪怕日子過得再艱苦，都不離不棄，何況如今苦盡甘來，熬出頭了？麋芳想得，則是自己把大好人生都賠給劉備，苦巴巴地熬了大半輩子，稍微拿點盟友的好處怎麼了？沒我們麋家，你劉備能有今天嗎？於是關羽「罵辱其使」，而麋芳則「潛相和」。

　　然而，在《三國演義》第七十五回「關雲長刮骨療毒，呂子明白衣渡江」裡，羅貫中卻把這個頭號內奸的角色塞給士仁，讓他的遊說成為壓垮麋芳的最後一根稻草，使讀者對其恨入骨髓；這多少有些冤枉了他，畢竟歷史上的士仁並沒有小說裡那樣卑劣，在吳軍一路突破烽火台的防線後，士仁馬上做出堅守城池的決定，挺身對抗吳軍……

　　然後就被虞翻用一封信給勸降。

　　據《三國志‧呂蒙傳》注引《吳書》的記載，士仁在公安拒守時，呂蒙讓虞翻去當說客要見士仁，被士仁拒絕，於是虞翻便寫了一封信讓守軍轉交，上面說道：「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孰思焉。」

　　虞翻這封信，除了表示南郡有他們的內應外，基本上都是些尋常說詞，之所以能夠奏效，主要還是收信人水準不高。倘若今天收這封信的人是諸葛亮、司馬懿等任何一位敏於軍事的角色，或者羅憲、朱然、郝昭這樣堅不可拔的悍將，他虞翻就是說破了嘴，公安的大門還是不會開。然而士仁投降了。投降的原因，除了平日裡與關羽處不好，擔心被關羽責罰外，大致上還可分成兩點，即「守備不足」和「情報混亂」。

　　關羽北伐後期，為了對付前來增援的于禁，並加緊拿下襄樊，不得不從後方抽調大量兵力開赴前線，導致南郡守備空虛。加上吳軍出現的太過突然，事前毫無半點徵兆（烽火不及舉），本就底氣不足的士仁，這時就算想要部署防禦工事，也已錯失良機；再加上城內對外的聯繫通道已被吳軍截斷，消息走不出去，不管是對外求救，還是等關羽回師，援軍皆非旦夕可至，於是，在經過一番掙扎之後，士仁最終「流涕而降」。

　　值得注意的是，當士仁投降後，虞翻對呂蒙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

　　虞翻、呂蒙都很清楚，士仁投降，是出於情勢所逼，不得已而為之，一旦讓他抓到機會，他必然會倒打一耙。於是呂蒙留下吳軍把守公安，自己則拽著士仁跑到南郡，把他丟給麋芳看，麋芳看到士仁被捕，也就跟著開門投降了——注意，和郝普「慙恨入地」與士仁「流涕而降」的反應不同，麋芳是一看到吳軍抓著士仁來了就馬上投降，彷彿雙方事前已經喬好一樣。

　　針對這起「白衣渡江」行動，我個人認為，麋芳是知情的，不但知情，還直接參與。他很可能在某次與孫權的私下往來中，接受了孫權開出的條件，並約好了要是吳軍襲取荊州的話，就要先取公安，因為士仁並不在本次行動的內應名單內，所以若是自己率先響應，極有可能面臨士仁和關羽的夾擊，則吳軍將功虧一簣；反之，若是趁士仁不備，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他逼降，待公安淪陷後，自己再舉江陵而應的話，則不但能切斷關羽回師的道路，還可以把零陵、武陵切割開來，進一步孤立關羽。

　　陳壽在《三國志‧虞翻傳》記載了這麼一段話：「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

　　呂蒙因為作戰行動出乎意料的順利而開始得意忘形，人還沒進城，就已經迫不及待的在沙灘上作樂開趴，卻因此被虞翻點醒，說現在跟我們一條心走到底的人只有麋芳，其他人居心叵測、不可不防，為什麼不趕快進城，派人把持各個要道呢？於是呂蒙當即聽從，以至於城內的伏兵未得成功。

　　這段文獻清楚說明了兩個重點，一是麋芳是東吳的內應，二是即便麋芳與孫權「潛相和」，他底下的荊州官員、士兵也並未同謀，所以才會出現麋芳獻城投降後，底下士兵不甘心就此束手，便埋伏在城內要攔擊呂蒙，只是因為有虞翻的提醒，使呂蒙有了防備，這才宣告失敗。

　　回過頭來看，麋芳固然是純粹的叛徒，但士仁就未必好無辜好可憐，畢竟孫權當初拉攏潛誘的對象不只麋芳一個，他士仁也有份。但凡士仁有那麼一絲忠直之性，向成都舉報孫權的小動作，也能使劉備在戍守問題上有所警覺，然而他卻同流合汙，認為收受「盟友」的饋贈是種無傷大雅的行為，這種自欺欺人的心態，正犯了防微杜漸的道理；何況士仁的不戰而降，才是真正意義上開啟了接下來一連串導致關羽覆亡的悲劇的開端。倘若士仁那時像隔壁滿寵、曹仁一樣選擇堅守，荊州是否能夠保住很難說，但吳軍的「白衣渡江」肯定不會進行的那麼順利，至於什麼「流涕而降」云云，說句不好聽的話，誰知道你究竟是真哭假哭？看看你的同僚潘濬，在荊州失陷後，遺臣態度做得比誰都還要堅定，先是裝病不見孫權，被人連床帶人的抬到孫權面前後，又把臉埋在枕頭裡哭的跟家裡死了老娘一樣傷心，結果孫權一番溫馨撫慰後，叫人拿手帕給他擦眼淚，他回過頭來，馬上就意氣風發的幫孫權把昔日的老同事樊伷給滅了，用樊伷血淋淋的人頭去換取東吳的加官晉爵——我就好奇，跟區區「流涕而降」相比，潘濬這齣「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的演出又若何呢？

　　順帶一提，當年被呂蒙騙降的郝普，雖在湘水之盟後，被孫權連同零陵一起送歸劉備，劉備也沒有就此事責怪他，而是讓他繼續待在荊州（至於是否還任零陵太守則無載），但隨著南郡陷落，郝普也再度投降東吳。這一次，郝普再也沒有回到季漢，而是認命的為孫吳政權效忠，一路官至吳國的廷尉，直到十年後，即西元230年（吳黃龍二年／漢建興八年）時，因為捲入魏國奸細隱蕃的政變陰謀，受到孫權的責難而被迫自殺，就此結束人生。

　　我一直認為，在投降孫權的荊州官員裡，郝普一直都是最可惜的那個。想當初，在孫權突襲三郡時，別人不是望風降服，就是棄城逃跑，只有他負起太守的責任，以一己之力對抗呂蒙，使劉備有足夠的時間得以回師公安；其投降也殊非本意，實是消息斷絕，無從辯證情報真偽，熬不住了才投降。然而造化弄人，好不容易重返劉備麾下，隔沒幾年便又再次遇到東吳入侵，最終成為遺臭萬年的奔臣。

　　當然，郝普果若一心忠於劉氏，他大可以學武陵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或者學零陵北部都尉、邵陵太守習珍那樣詐降，「暫屈節於彼，然後立大效以報漢室」。面對潘濬來攻，習珍先是大罵：「我必為漢鬼，不為吳臣，不可逼也。」然後引軍死守月餘，最終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自殺報國。其弟習宏，雖在兄長死後降了東吳，卻終身不為孫權設謀，《襄陽記》說他「在吳，凡有問，皆不答。」——對比郝普後來的作法，此數人皆可謂之「忠」，是以我說郝普可惜，卻不替他的結局感到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