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守娘案考

已知關於陳守娘案的最早記載，來自劉家謀的海音詩註解: 陳守娘，郡城東安坊經廳巷人，夫歿守節，姑強令更適，不可。姑之女常譖之，百端凌虐，肌無完膚。一日，母女共縛守娘於凳，以錐刺其下體而斃。里人鳴諸官。台灣令某欲寢其事，檢屍曰：「無傷也」。眾憤，毀令輿，令懼乃定讞，此道光末年事也。初葬昭忠祠後山仔尾，屢著靈異，祈禱者無虛日。官以其惑民，為改葬之。

再來才是半世紀後連橫的台灣通史: 陳守娘，臺灣府治經廳口人也，嫁張氏。夫死守節。而夫妹少艾，作倚門粧，縣署某客時至其家，見守娘而艷之，囑通款曲。姑利客多金，誘之不從，脅之亦不從。百端凌辱，任其凍餒。而守娘矢志靡他，操持益堅。一夕，母女共縛守娘於凳，以錐刺其陰，大號而斃。守娘之弟來臨，見而異之，里人亦嘖嘖不平，遂鳴之官。知縣王廷幹以客故，欲寢其事。見者大譁，噪而起，磔石以投。廷幹踉蹌走，乃上其案於府道，母、女論罪死。初，守娘藁葬於昭忠祠後，眾欽其節，多往祭，屢著靈異。官以其惑民，為改葬之。

關於殺人動機的分析:

案件發生在何時

劉家謀的海音詩錄得其事，顯然陳守娘案件最遲不晚於劉病卒的咸豐三年(西元1853年)，而最可能的時間下限，則在劉氏擔任台灣府儒學訓導的道光二十九年(西元1849年)之前。台灣通史記載中還提到王廷幹，王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擔任台灣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未有擔任過台灣縣知縣的記載，而同知這職位上，確有參預署理地方刑事的可能，看當時怎麼分工，沒有絕對。至於之後王廷幹歷任嘉義縣、鳳山縣知縣，陳守娘案都不在他署理範圍，因此，台灣通史所記目前仍是孤證，無法落實其人。倒是同一期間，台灣縣知縣閻炘，因強徵暴斂，導致 "官暴至此，民不堪命矣。" 縣民譁變而去職，卻是惡聲在外。從形象從時間看，把他代入那個被鄉民丟石頭的知縣也不違和倒是。

台灣通史說 "廷幹踉蹌走，乃上其案於府道"，知縣搞不定，事情到知府，再來就鬧到台灣道(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署(也在台南)，至於當時的道員是誰，道光二十四年是熊一本。現存連橫台灣通史原稿在斷句處均以句號標點，雖然 "乃上其案於府道" 的府與道間，依例顯然不作斷句，但還是要依 "乃上其案於府、道"的次第理解才是。

海音詩說陳守娘案 "此道光末年事也"，道光年號持續了三十年，認知上的末年，當在這三十年的後三分之一不到，而以最後五年間才算合理。這最後五年，扣除海音詩收錄時間下限，發生在閻炘知縣任內確有可能，若說台灣通史記憶錯誤，這樣牽連到台防同知王廷幹還能說得過去。台防同知作為台灣府知府副職，知府再往上就是道台裁奪。

凶器和死因

海音詩註解和台灣通史在描述陳守娘被謀殺過程，分別提到 "一日，母女共縛守娘於凳，以錐刺其下體而斃。"，以及 "一夕，母女共縛守娘於凳，以錐刺其陰，大號而斃。"，犯案過程相同，差別在前者記 "一日" 犯案時間未具體，後者則明白指出發生在晚上。婆婆和小姑先把守娘綁縛在凳上，這可能是古早常見的木製長凳，至於作為凶器的錐，則可能是當時婦女手工常見的銅錐子: 一端金屬柄、一端針錐的縫衣工具。這樣造成的死因大概是陰道、子宮穿刺大量出血了。傷口雖在體內，但要達到 "檢屍曰無傷也" 的程度，行凶後還得清洗大量血跡...，從行為上看，這婆婆和小姑心態是十分凶殘的，性暴力動機有可能出於摧毀守娘對貞操的堅持。

陳守娘和林貞女是同一人嗎?

現在從台南孔廟節孝祠牌位，我們知道陳守娘夫家應該是姓林，並非台灣通史所記的張氏，牌位是真，入祀孔廟的年代也該比連橫開始提筆來得早，所以 "林壽妻陳氏守娘" 可信度更大些。在當時像陳守娘那樣以貞烈入祀孔廟卻未立貞孝節烈牌坊的，並不罕見。按清代的貞節旌表，陳守娘案也許有資格依烈婦事蹟造冊向上舉報，但從地方到中央層層上報到禮部，最後由皇帝欽准，過程十分嚴格，候選人也多，能夠奉旨建立牌坊，簡直鳳毛鱗爪。貞節牌坊是當時無學無術的婦女們的最高榮譽，猶如男人狀元及第，時空背景這麼理解就對了。

在陳守娘案發生後，擔任台防同知的黃開基，依永川縣志記載: 二十五年剿辦逆匪陳勇，賜花翎，以海疆繁缺知府陞用，特補臺防同知，調署淡水，淡多盜墓賊不可獲，因禱於神，一夕柩壓賊手遂寘重典。將爲林貞女建綽楔苦無石，忽內山崩裂數十丈露石柱四，其精誠所感，多類此...

當中 "爲林貞女建綽楔" 一事，發生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黃擔任淡水同知任內，這裡的林貞女依淡水同知管轄範圍和時間，最可能是大甲的林春娘: 林春娘牌坊在大甲溪以北，是當時淡水同知管轄範圍，而依史料記載黃開基也確實主辦撥款過。無論如何，這裡的林貞女，絕不會是戶口在淡水同知轄外，也未奉旨立牌的陳守娘。

雖然每年舉報旌表的案件多如過江之鯽(清史稿：歲會而上，都數千人。列傳二百九十五)，但清代旌表並不推崇殉節事例，這種價值觀，可從世宗雍正說的一段話看出端倪：

婦人從一之義，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然烈婦難，節婦尤難。夫亡之後，婦職之當盡者更多，上有翁姑，則當代為奉養。他如修治蘋蘩，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得以一死畢其責乎？朕今特頒訓諭，有司廣為宣示，俾知孝子節婦，自有常經，倫常之地，皆合中庸，以毋負國家教養矜全之德。倘訓諭之後，仍有不愛軀命，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概加旌表，以成激烈輕生之習也。

-清史稿 列傳二百八十四

與其表揚激烈輕生的烈婦，朝廷更想彰顯的是對社會更有積極作用的節婦事蹟；更何況在這裡，陳守娘案看來也就是一起殺人刑案，跟殉節好像沒啥明確關聯。至於官府將陳守娘入祀孔廟，我想更多的動機是為了安撫輿情吧。("官以其惑民，為改葬之")

情節類似的命案

和陳守娘情節類似的命案，依台灣通史:

吳氏女，彰化人，為韓嫗嗣子康論養媳。嫗故娼家，得女美，將居為奇貨。女不從，輒箠之。歸家泣告。母劉氏亦再醮婦，遂以迫媳作娼訟於官，而嫗亦以嫌貧奪婚訴之。官集兩造，仍以女屬嫗，嫗益無忌憚。有差夥吳水者與嫗通，時宿其家。見女少艾，屢挑之。不從。一夕闖入女室，女號救，眾至始得脫。水自是恨女，與嫗謀所以虐之之法。夜持刑具來，嫗以鐵梏女手，褫其衣褲，繫髮於樁，各持棍擊。女抵死不從。水怒，以棍椓入陰中，又以刃剸其腹，女遂死。時道光七年春正月二十有一日亥刻也。是夜劉氏夢女被髮流血來告，覺而異之。昧爽奔視，果見屍，請官詣驗。拔其椓，噴血數尺，見者慘目。事聞，知府鄧傳安為白其冤，並請旌。而水棄市，嫗論絞，聞者稱快。

這件命案發生在道光七年，較陳守娘案早約十七年，當時的確在鄧傳安擔任知府期間，時間上沒有疑慮。和陳守娘案對比，除時間、地點不同外，情節倒出奇地神似: 同樣有個惡婆婆，同樣企圖逼良為娼，同樣勾結外人不遂，被害人也是遭到以器械插入的極端性暴力方式致死，同樣含冤昭雪，同樣兇手伏法、同樣出現靈異。可以說吳氏女案和陳守娘案根本是同一情節骨幹下的兩個變異副本。看來，陳守娘案命案本身不奇，但就事後民間 "屢著靈異"，以及出現孿生版本兩事看，又確實夠奇。連橫在撰寫台灣通史時，兩事同置孝義列傳，相互距離不遠，不知他老人家是否也察覺到這癥結?

不過呢，再放大考察的時間尺度，會發現陳守娘案並不只一個孿生版本！

刻板化行為成就刻板化事件

陳守娘案屬於數量規模更大的烈婦殉死類型，這類型不只發生在清代台灣，整個中國從秦漢以來直到近代類似案例層出不窮，光是明清兩代，婦女們在貞操文化感召下更是前仆後繼，據統計節烈婦女人數高達一萬一千餘人! 當數量和時間跨度大到一個規模，就要作為現象來解釋了。

正因為烈婦殉節案例母體數量太大了，才能反覆出現類似情節，例如發生在明嘉靖年間:

嘉靖二十三年，有嘉定張氏者，嫁汪客之子。其姑多與人私，諸惡少中有胡巖者，最桀黠，群黨皆聽其指使。於是與姑謀，遣其子入縣為卒，而巖等日夕縱飲。一日，呼婦共坐，不應。巖從後攫其梳，婦折梳擲地。頃之，巖徑入犯婦。婦大呼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婦自投於地，哭終夜不絕，氣息僅屬。詰旦，巖與姑恐事洩，縶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婦，槌斧交下。婦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利刃刺我。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㭬其陰。舉屍欲焚之，屍重不可舉，乃火其室。鄰里救火者蹋門入，見嚇然死人，驚聞於官。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具得其實，皆以次受刑。婦死時年十九。邑故有烈婦祠，婦死前三日，祠旁人聞空中鼓樂聲，火炎炎從祠柱中出，人以為貞婦死事之徵云。 - 明史 列傳第一百八十九 列女一

再完全複製貼上前段說的: 除時間、地點不同外，情節倒出奇地神似: 同樣有個惡婆婆，同樣企圖逼良為娼，同樣勾結外人不遂，被害人也是遭到以器械插入的極端性暴力方式致死，同樣含冤昭雪，同樣兇手伏法，同樣出現靈異。看到吧？又一個陳守娘類型的變異版本! 如果仔細翻查明清兩代史傳，就能發現烈婦故事也就幾種類型反覆變異著，除了陳守娘類型，其他還能歸納出： "老公死，老婆跟著死" 類型。 "老公死，把公婆當爹娘，養育兒子成材，終身不改其志" 類型。 "惡賊逼姦不從殉死" 類型。 "惡賊逼姦不成，沒死，惡賊受感召" 類型。 等等...，模式相當固定，這並不是說它們都是虛構，會發生這樣個體行為刻板化現象，可以用心理學的促發效應(Priming Effect)來解釋，行為者本身受到身處時空的價值取捨所提示，一旦進入了相仿情境聯想接續促發，他們也就自然而然循著過去所習所知的去回應刺激：我現在遇到了這樣的情形，女誡或長輩教導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追根究柢，癥結還是在儒教文化薰陶下的、價值單一的前現代社會，已經形成一種牢固的、長期壓抑個體自覺能力的共犯結構。當中，迫害女姓的過程更不乏女性積極參與哩。因此，陳守娘的悲劇不是一個女性的悲劇，它是成千上萬女性的宿命，縱使她有很多個名字，等待她的結局卻只有一種，不能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