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臺灣建築的解嚴世代》談解嚴的再解嚴

　　筆者出生於解嚴後的1988年，看完展後，覺得有許多未盡之處，主要部分有三，分別為：以世代定義建築師的問題、以建築師中心思考臺灣建築的問題、及建築自我批判傳統式微的問題。

第一、以世代定義建築師的問題

　　序言中說道：「本展以『解嚴世代』稱呼約1963年前後數年出生於臺灣，並於1987年解嚴前後完成大學建築教育的建築人。本展聚焦於這群解嚴世代的作品或行動所展現出非傳統、非傳承的『不連續性』特質，從展覽、媒體、設計等面向梳理出解嚴世代的特殊群像。」

　　撇開本展挑選之解嚴世代「代表性的問題」，及同今年上半年於北美館展出之《摩登生活：臺灣建築1949—1983》僅部分、去脈絡化而非整體、脈絡化的認識臺灣建築史的「斷代問題」。以某世代定義建築師，彷彿建築師可跳拓歷史的連續，產生不連續的創作。

　　建築師並非獨立於時間、獨立於歷史創作，建築師仍不斷再改變、成長、進化，而非凝固、靜止、不再改變。如同本展中邱文傑建築師設計的新竹東門圓環，邱建築師分別於1999年與2020年設計該案，從單純以動線串連古蹟到強化人與古蹟的連結。此即反映邱建築師仍不斷再改變、成長、進化，而非停滯不前。

　　另解嚴並非偶然的獨立事件。本展從1971年我國退出聯合國談起，並比對1987年解嚴之前與之後「房價指數」與「股市指數」，呈現錢淹腳目的時代。可惜的是，該圖表僅呈現我國之狀況，而未與國際事件、國際情勢做對比，彷彿臺灣可獨立於世界存在，彷彿解嚴與國際間毫無關係。

　　不可諱言，解嚴之於臺灣歷史，具有關鍵的發展作用。然而，歷史並非因此停滯，以某世代定義建築師，否定了建築師持續變化的可能。重要的是展示建築師自我辯證的過程，而非彷彿橫空出世、不連續的結果。

第二、以建築師中心思考臺灣建築的問題

　　序言中說道：「『建築』作為眾人之事，則需要集體的努力才能共同成就，建築文化涵蓋了多元的專業領域，並與社會整體經濟及政治緊密連結。」

　　由此可知，展覽團隊有意識到建築是眾人之事，建築需集體努力才可成就。然而，展場內容卻又多集中在「建築師」；即以建築師為中心思考建築，而非以「營建體系」思考建築。營建體系除了建築規劃、設計、施工、使用的所有參與者、使用者，向上還可包含國土規劃、都市計畫、文史研究人員等，向下還可包含建築銷售（如：不動產經紀人）、建築過戶（如：地政士）、建築修復等人員。建築師僅是營建體系中的一員，且其與他人的關係為平等的互動關係，而非上對下的權力關係。

　　若以「營建體系」思考臺灣建築，展覽所介紹的建築媒體就不只是提供給建築師、建築系師生的建築相關期刊雜誌，而可拓展至都市、營建相關之期刊雜誌，如：1975年創刊之《都市與計劃》、1980年創刊之《現代營建》、1981年創刊之《營建世界》、1983年創刊之《地工技術》、1989年創刊之《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刊》、1991年創刊之《建築與環境》、1992年創刊的《住宅學報》等，進而探究解嚴對營建體系整體的影響。

　　「臺灣建築」並非只有建築師的定義，任何營建體系的一員都是成就、定義臺灣建築的一份子。而唯有以整體的「營建體系」看建築，才有可能真正回答與認識「解嚴」之於臺灣建築發展的意義。

第三、建築自我批判傳統式微的問題

　　本展之於筆者最大的收穫是讀到漢寶德先生（1934—2014）於1990年，為賀陳詞教授（1918—1994）七十壽辰祝賀、刊載於《雅砌》雜誌的文章—〈大乘的建築觀〉，當時57歲的漢先生正任職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一職，此文充分反映當時建築「自我批判」的傳統。

　　「我預期未來的建築界與其他工業生產體系一樣，會進一步的合理化。因此我認為社會並不需要建築師制度，應該結合營造業，成為完整的經營體系，因此『合理的設計原則』可以發揮作用。我對當時立法院通過了《建築師法》，使建築專業化得以西洋式的形態的合法化，感到是一種開倒車的做法。」

　　由此可知，漢先生有意識到「建築師中心」的問題，雖然漢先生提出的「合理的設計原則」仍是奠基於「建築師中心」的思維，但漢先生有意識到建築師看建築的拘限，並試圖將其擴展至「經營體系」（營建體系），以現在來看仍具前瞻性。可惜的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建築圈仍不脫「建築師中心」的思維。

　　「做為民主時代的人文主義者，首先要恢復自己的地位與『人』格。承認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自己的貢獻要視民眾接納的程度而定。」

　　「人文主義的建築家所努力以赴的是把人性中高貴的品質呈現出來，提升人之為人的水準。」

　　建築雖被視為藝術，建築師卻不可成為高高在上的藝術家，而是走進大眾、入世的藝術家。漢先生雖未明說建築師之於營建體系的角色；即平等關係，而非上對下的權力關係。卻多少隱含跳脫「建築師中心」的思維；建築師不能自視甚高、孤高自賞的限於滿足自我的小乘精神，而是走入大眾，成為大眾的一份子、符合大眾需要的大乘精神，此即是漢先生提倡的大乘建築觀。此亦是「建築人類學」的問題；即透過建築讓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

　　漢先生認為可透過大眾建築提升人之所以為人的水準。然而，何謂大眾建築？是適合大眾的建築？還是大眾都可使用的建築？亦或是大眾創造出來的建築？

　　「我很高興的發現，新的人文主義社會中的一些特質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似。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逸樂取向』，...... 這種趨向在藝術上，就是對美的追求，是新的唯美時代的來臨。」

　　「我認為在現代的建築家所可以做的，就是提供這兩種服務。尋求百看不厭的美感，同時提供民族感情的滿足。」

　　由此可知，漢先生的大眾建築是提供大眾美學的建築；建築的風格不是建築師的風格，而是大眾的風格。此建築是普遍的、永恆不變的、同一的、感性的。然而，此邏輯卻排除了特殊的、變化的、差異的、理性的建築。且民族情感奠基於民族主義，亦排除了民族以外、跨民族的情感。與後現代講求多元價值的脈絡相互矛盾，反而將建築限縮於單一的美學與情感。

　　建築本身就是大眾的，因為建築師本身就是大眾的一份子，漢先生卻試圖在大眾之外談論建築師，將建築師獨立於大眾作為一對象探討，如同試圖在語言之外談論語言、在世界之外談論世界、在結構之外談論結構，或本展試圖在解嚴之外談論解嚴（策展人卻又多為解嚴世代），都是不可得的。如同試圖談論建築的本質，將其獨立於世界、獨立於人、獨立於環境，而與之無關、無變化。然而，真實的建築卻是在時間變化之中的、在開放互動關係之中的。

　　本展並未提出新的問題或答案，除了近年來建築自我批判傳統的式微，更在於並未展出當今世代對解嚴世代（不限於建築圈）的反思與對話，仍然是舊瓶新酒的為展覽而展覽。今天距解嚴已逾37年，本展卻彷彿這段時間空白。本展展出龔書章老師獲2004年臺灣建築獎的宜蘭凱旋社區公園，可惜未看見龔老師對自身的批判。解嚴後對校園建築、宗教建築、住宅等產生不同思維與影響，本展最應該論述的是，這些思維與影響辯證至今的樣貌，即什麼是臺灣建築解嚴的解嚴？

　　綜上，將今年上半年於北美館展出的《摩登生活：臺灣建築1949—1983》與本展合在一起看，可發現我國建築展最核心的問題在於未跳脫「建築師中心」的思維，認為建築可從紙上建築推向真實的建築，並且真實建築能夠還原到紙上建築。然而，此背後的邏輯卻是線性因果的、排除差異的，如同在實驗室可控制的環境下談論建築，而無法反映真實建築的開放性（多因多果、互為因果）、脈絡性及充滿矛盾、差異的關係。於是，在排除差異、化約後，產生認為建築有不變的本質、建築師有統一的風格的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