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向來不缺乏好人,也不缺壞人,善惡本無明確界線,但當一個懷抱英雄主義的人邀請全世界與他造夢共舞時,往往才是惡魔現身的時刻。
馬克思正是如此。
馬克思主義有其美好之處,唯獨過於美好,從其脈絡發展而深耕於世的共產主義,真正是染血的蒲公英,飛散至俄國、中國、北韓、越南、古巴土壤之下,萌芽成屠殺千千萬萬人的一場「人造瘟疫」,好好的人間成為煉獄,直到 2024 年 12 月 4 日,仍數不清有多少人死於馬克思宏大的夢想之下。
然而,世人仍對這位帶給人世間無盡痛苦的「偉人」抱有高度興趣,拜讀其著作,不得不說,馬克思思想所附帶的力量就像是沾黏於筋骨上的毒液,一旦侵入再難以拔除。
馬克思主義以美好願景為餌,卻在無意間激發人類對權力的無窮渴望,直至今日仍有追隨者心甘情願膜拜,稱其思想為「遺產」,然而理想若全然脫離了現實,該稱為夢想,夢想若全然脫離了人性,是為自戕。
張藝謀《活著》
想像資本主義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無產階級人民起身對抗剝削者,共創一個人人嚮往的烏托邦,畫面竟完美貼合上不到一百年前的文化大革命,血濺饅頭而食,真是相當美妙不過。
共產的底層邏輯在於「你有,我也有。」,延伸而出的文化風氣正是「你穿得起一件洋裝,我家衣櫃也該擁有一件,不用比你好,跟你一樣就好!」
延伸而出的美學意象一如當代中國藝術家岳敏君筆下的千千萬萬「傻笑人」,你快樂於是我快樂不再單單僅是一個起心動念造就的因果,而是刻意為之的算計,現在要是不笑,你瞬間成了千古罪人。
於是嘴角上揚的弧度成為千篇一律的書寫,你與我之間再也沒有區別,真真是像透了愛情,有了「我們」這個詞後,從此失去「我」。
岳敏君《2002 年作太陽》
讀了不少共產主義文學,卻從未細究過「共產時尚」,此次便以與西方文明最接近的蘇聯為例,試著在西方國家為「時尚」(Fashion)定下框架的視角之外,探索時尚是如何被「共產化」的。
蘇聯政權維持了 69 年,從 1922 年到 1991 年,在這段時間裡,蘇聯共產並非一成不變,反而歷經了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時尚層面的各種劇變,一戰、二戰後一直到蘇聯解體前,國內時尚風氣有著相應的轉變,分為三個時期,當中風格的跳轉甚至與 Dior 有些許淵源,十分有趣。
蘇聯建立之初,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內戰的摧殘,國內百廢待興,幾乎所有事務都必須從零開始重建,其中,1929 年至 1941 年的工業化運動對服裝工業產生了深遠影響,也帶動了時尚風氣的轉變。
此時此刻,功能性、舒適、便宜是最重要的,美觀並不在考量範圍內,追求與眾不同甚至被認定為不受歡迎的行為,因此人民經常穿上單調樸素的衣服,政府甚至向人民灌輸一個觀念:
如果你渴望脫穎而出,你該感到羞恥。
以至於那些稍稍出名的人皆被定義成為「暴發戶」、「害群之馬」。
在史達林的統治下,政府不僅嚴格禁止服裝與外國時尚雜誌的進口,還規定人民只能閱讀經官方審核的蘇聯時尚刊物。
這些雜誌包括《Rabotnitsa》(女工)、《Krestyanka》(農婦)、《Worker and Peasant Woman》(工人與農婦)、《Sluzhba Byta》(家政服務)、《Sew Yourself》(自己縫製)、以及《Fashion of Socialist Countries》(社會主義國家時尚),說實話,光是這些刊名,就足以讓人望而卻步。
現在,摸著自己的良心回答,如果是你,會想翻開《Rabotnitsa》(女工)閱讀嗎?
不過根據蘇聯媒體的資料顯示,當時的時尚雜誌其實相當精美,這一點倒是令人意外。
雖然難以完全考證其真實性,但這些由「主流媒體」所推廣的時尚風潮,實際上並非根植於俄羅斯的美學傳統,反而大多是受到來自西方影響的啟發與渲染。
即使大城市中零星存在一些專門設計新款服裝的「Model Houses」,但每件作品在展出前都必須經過政府審核,設計上的色彩選擇也侷限於深棕色和灰色等沉悶色調,幾乎是乏善可陳,難言創新。
如果想在人群中顯得稍微「與眾不同」,唯一的辦法便是自己動手縫製衣物。
在這樣的情況下,別說模仿西方潮流,其實多數蘇聯民眾對於西方流行的真貌知之甚少,他們往往天真地以為,時尚雜誌上的風尚就是蘇聯自身的美學表現,卻不曾意識到那背後的外來影響。
當然,時尚與底層人民無緣,在蘇聯街頭,男人多半戴著無產階級帽,身穿夾克、素色襯衫與簡樸長褲;而女人則以寬鬆的無領襯衫搭配過膝長裙為主,樸素成為生活的標誌。
更誇張的是,女性內衣只有三種尺寸可選,政府規定妳只能在 A、B、C 罩杯之間湊合,別無選擇。
不過,如果妳的老公在政府部門工作,或許還有機會穿上絲襪,至少在週末時稍微增添些浪漫情調,算是一點奢侈的調劑吧。
在蘇聯,時尚似乎是一種代代相傳的節日儀式——妳阿嬤只有在逢年過節時才能穿上稍微時髦些的衣服,而妳也是。
深植於骨血的傳統,正是蘇聯的時尚。
蘇聯的美,是共產體制下獨特的印記。
而這個時期最具標誌性的服飾之一正是「紅色頭巾」,蘇聯海報上海量勤於勞動的女性頭上都有這一抹紅,彷彿硃砂痣般,是男人心中劃定為好女人的標準,是成為白月光的但書。
到了 1930 年代,那頭歐洲 Flapper(飛來波女郎)現正流行中,CHANEL、Schiaparelli、Lanvin、Mainbocher 等品牌登上時尚巔峰,露背禮服、褲裝以及度假風格成為流行的象徵。
然而,在蘇聯,最流行的卻是帶有花卉和波點印花的服裝,並且越是裝飾上荷葉邊、蝴蝶結和褶邊,越顯得高人一等,與 Gabrielle Chanel 女士強調賦權於女性的精神理念是全然背道而馳。
二戰後,時尚如同一顆隕落的星星,無論再珍稀,也無法發出光芒。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時尚已死,由於當時的服裝工業集中於生產生活必需品,女性只能自尋樂趣,將舊床單、廢棄降落傘等材料拿來縫製洋裝,成為一種別具特色的流行風潮。
隨著經濟狀況逐漸穩定,西方時尚進入 Dior 霸權時代,人們迫切遺忘戰爭所帶來的傷害與束縛,因此男性凝視再度成為主流,與先前四零年代蔚為風行的「男性化輪廓」形成鮮明對比,New Look 強調纖細如蟻般的腰身、蓬鬆的裙擺、華麗的配飾,這股風潮讓女性重新體驗到難以言喻的快樂,每天像個紙娃娃精心打扮自己,穿上讓人喘不過氣的束腰裙、臀部加入薄紗與裙撐、塗上濃豔的紅唇....,頗有種回到維多利亞時代的氛圍,這時「女性化輪廓」成為時尚界的最強賣點。
Dior New Look 廓形
Dior 外,Balenciaga、Balmain、Jacques Fath、Hardie Amies 也都是箇中好手,不用過多久,巴黎的高級訂製服市場迅速復甦,許多時尚歷史學者將 1947 年至 1957 年間稱為「高級訂製時裝的黃金十年」,甚至有人乾脆將這段時期稱為「Dior 的黃金十年」。
那一頭,蘇聯不知怎麼地,似乎也無法抵擋男性凝視所帶來的誘惑,束腰裙、蓬鬆長裙成為所有男人、女人心目中最愛,甚至在史達林逝世後的 1959 年,最高領導人赫魯雪夫為了彰顯政權的崇高性,試圖讓人民見識「繁榮的蘇聯」與「衰退的西方」有多大差異,在該年夏天,他不惜花費巨資邀請 Dior 來莫斯科舉辦時裝秀,想當然 Christian Dior 先生的接班人 Yves Saint Laurent 是不願意出席的,在政治因素外,更是因為他深知俄羅斯壓根沒有任何「市場性」可言。
當年的時裝秀從新建成的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跑道一直延伸至莫斯科街頭,當歐美模特兒在鏡頭前搔首弄姿,展示西方時尚的誘惑力時,當地灰頭土臉的人民也在無意間順道入了鏡,究竟赫魯雪夫欲展示的「繁榮的蘇聯」與「衰退的西方」有多大差距?Dior 大秀就劃下了分水嶺。
1959 年,Dior 模特兒在莫斯科伸展台及街頭情景
在蘇聯時代的最後幾十年,或許是 Dior 打開了當地人對時尚的眼界,西方流行文化的影響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深遠。
七零年代是屬於女性的年代,隨著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推進,父權凝視逐漸退場,時尚變得貼身、崇尚自然曲線,甚至,連內衣也不再被視為必需品了。
女人的解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爽感,褲裝成為她們的最愛,牛仔褲成為衣櫃的必備單品,阿波羅登月引發的「金屬色潮流」席捲而來,擋也擋不住,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蹦迪(Disco)」年代,美國紐約傳奇俱樂部 Studio 54 每天擠滿男男女女。
性解放讓男女都愛極了自由所帶來的快感,披肩、斗篷、披風成為熱賣單品,擺脫束縛成為七零年代時尚的關鍵詞,而從六零年代延續至今的嬉皮文化則持續擴大影響力,長流蘇、飄逸感...等元素成為流行風潮,天阿,女人從未想過,擺脫束縛竟是如此爽。
另一頭,蘇聯人民雖然因 Dior 打開了眼界,卻明顯慢了一拍,即便已然邁入七零年代,但當地人民仍沈浸於西方六零年代流行文化殘留的餘溫中,Mary Quant 形塑的輕盈感此時才慢慢吹進蘇聯世界,大家紛紛穿上迷你裙、喇叭褲及羽絨夾克,有時候在官方市場買不到,人民就偷偷購買非法進口的商品,塑料首飾、緊身褲、非對稱幾何印花....等元素共同構建起屬於蘇聯時尚的「高光時刻」。
如果沒有像八零年代誕生的 Demna Gvasalia 和 Lotta Volkova 這樣的設計師,在蘇聯解體後投身西方並大放異彩,或許今天世人仍無法真正領會「俄羅斯美學」的真諦。
最有趣的是,七零年代的蘇聯流行著一首時常在非正式聚會中演唱的歌曲,副歌以諷刺的語氣唱道:
「公墓裡一片寧靜...一切都那麼文雅得體....真是令人羨慕的幸福。」
這段歌詞無疑是對共產時尚的最精確描述。
即便蘇聯有「俄羅斯的香奈兒」Nadezhda Lamanova,但大多數時間裡這位香奈兒也僅為上流階級提供服務,或是在黨的授意下,為人民設計服裝。
Nadezhda Lamanova
Nadezhda Lamanova 確實有其過人之處,曾在 1920 年代的巴黎國際工藝美術展(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Arts and Crafts in Paris)上,以其服裝作品驚豔四座,她甚至試圖違逆黨的意志,推動時尚的個性化,然而,在共產體制的嚴苛束縛下,她的努力終究難以施展,只能無奈淪為「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經典寫照。
Nadezhda Lamanova 服裝作品
並非刻意貶低她,但若 Nadezhda Lamanova 真擁有如 Gabrielle Chanel 般顛覆時代流行的才幹,那蘇聯政府又何需重金邀請 Dior 親臨莫斯科舉辦時裝秀呢?
還是說,在共產體制下,除了黨的領袖,便無所謂「時代性」,也無所謂「傳奇」?
1941 年逝世的 Nadezhda Lamanova,在生前是有機會為蘇聯創造「時尚奇蹟」的,倘若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社會真能「容許」美麗存在的話。
倘若。
不妨以山本耀司在《製衣》一書中,娓娓道來他人生徬徨時刻的一段心念為總結:
「我思考的是『什麼都不想幹』,開始拒絕參加所謂的『人生』,如果可以的話,希望一直停留在『猶豫選擇期』,不願面對人生,或許這就是『無感世代』的反映吧。」
倘若你堅信你眼前的政權是美麗的,黨的目光所及之處皆是生機盎然,那就盡情相信吧。
倘若。
截稿時,南韓剛經歷了戒嚴又解嚴,曾經在閱讀朴妍美《為了活下去》一書時泣不成聲的我,儘管知道這個世界不可能免於苦難,但我仍希望這篇文章能引起更多人對極權背後統治者的深思。
那些坐穩王位的人,並非神明,而是親手開創地獄、擁有肉身的真實存在。
朴妍美
圖片出自:IMDb、Soviet Art、岳敏君、Dior、LIFE、Thomas Taylor Hammond、Lucas Martin Vintage、朴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