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貴族制的意思是「政府權力掌握在一小群家族傳承的菁英手上」，那按照拜占庭學者麥可．安戈爾德（Michael Angold）的說法，在十一世紀以前，拜占庭不是貴族制。相反地，帝國的理念很有「用人唯才」（meritocracy）的特色。
馬其頓王朝的皇帝，利奧六世，就曾在其著作中鄙斥貴族菁英可以自然得到軍隊高位的現象。他說：「人之所以高貴，並不根據於他的出身，而是來自於他的作為。」真正的高貴品行取決於個人的能力以及「關鍵時刻是否能夠遵從命令」，意即：服從帝國政府。所以，拜占庭理想的狀況下，公僕是否能夠顯貴，決定於他的才能，以及是不是對以皇帝為首的帝國盡忠職守。
然而，為什麼利奧六世要特別撻伐「世系優先於才能」的現象呢？因為在他的年代（九世紀至十世紀初），情況已經變了。
在拜占庭東方的邊境，小亞細亞各地的軍區長官們，由於掌握大批的軍事、行政資源，已經開始擁兵自重，成為地方上世代傳承的軍事家族。換言之，就是軍區長官開始自行貴族化，把職位據為己有，一如唐末節度使的狀態。
與之相伴地，就是軍事家族開始採納姓氏，例如福卡斯（Phokas）、杜卡斯（Doukas）、斯克萊羅斯（Skleros）……這些姓氏在拜占庭接下來的政治中，會反覆出現，乃至於成為九五之尊，變成拜占庭皇帝。
馬其頓王朝的政治史，也就成為帝國政府與邊境貴族之間的鬥爭史。
到了拜占庭最強大的皇帝之一，巴西爾二世時期，他成年後擊敗大批貴族叛亂，使帝國政府佔據了優勢。讓貴族不得不集中於君士坦丁堡，仰著皇帝的鼻息。
然而，在巴西爾二世死後，貴族化的趨勢並沒有逆轉，反而再次加速。
其中一個可以討論的例子，來自於十一世紀中期的拜占庭歷史學家，米海爾．普賽洛斯（Michael Psellos）。
他在記載同時代皇帝君士坦丁九世時，這樣寫道：
「（皇帝）並沒有根據出身來給予政府職位和帝國顧問的位子……因為他認為以下現象極其荒謬：把出身看作根本法則、將遵從家族傳承視為不可變易的規矩，以至於一個人僅憑血脈就可以進入宮廷，即使他除了呼吸以外啥都不會，除了家族以外一無可取。」
然而米海爾．普賽洛斯很快地就跟貴族結親，開始誇耀自己新取得的家世，並忙著與杜卡斯家族攀關係。可以看到的是，「用人唯才」的理想雖然還存在，但貴族世系已經逐漸並駕齊驅了。
到了科穆寧王朝時代，貴族制在拜占庭政府一舉勝利。科穆寧家族自己就是小亞細亞的軍事貴族。他們把自己塑造成貴族之首，並把家族紐帶正式化成政治制度的一部份。科穆寧家因此頒布了特殊等級制度「Sebastos」，依照與皇帝的親疏關係給予高低不等的頭銜。此外則有「Pronoia」，即皇帝授予的財稅、土地特權。
不過，在科穆寧王朝之時，一百年間的三大皇帝（阿列克賽、約翰以及曼努埃爾）依然是強而有力的貴族集團領導人。中央與地方政治開始家族化，但興衰還是高度受皇帝的意志干預。
只是，天秤在曼努埃爾一世皇帝死後就轉往貴族集團傾斜。不久幾大貴族家族就成為可以推翻皇帝的勢力。按照麥可．安戈爾德的講法，從十二世紀末以後，拜占庭帝國的政治有五個大家族：
巴列奧略（Palaiologos）
坎塔庫澤諾斯（Cantacuzenus）
拉烏（Raoul）
佩特拉里法斯（Petraliphas）
布拉那斯（Branas）
另外其他帝室家族，例如科穆寧、杜卡斯、安傑羅應該也繼續存在。在拜占庭後期的史料，摩瑞亞編年史上，則寫著有十二大家族。
所以，拜占庭是不是個貴族制政府，應該是看時代而不同：九世紀以前大概不算，九至十一世紀是轉換期，之後就像地心引力一樣不斷往貴族制傾斜了。
當然，即使以前拜占庭不是貴族制政府，但我想依然是個等級制社會，有奴隸、自由人、身世優越的良家子弟等等區別。而雖然自由人可以憑藉功勳晉升高位，有關係的人提早受栽培，更容易受提拔，應該也是普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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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巴西爾二世
圖片來源：
Wiki Commons, "Basilios II.jpg"
資料來源：
Michael Angold ed., 《The Byzantine Aristocracy: IX to XIII Centuries》(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221, 1984), pp.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