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張照片裡的我們》於12月24日在台上映後,陸續引發外界討論;本片以 1977年「中壢事件」為歷史背景,由湯昇榮、鄭乃方共同執導,更集結李沐、振永、宋柏緯等實力派演員擔綱演出,透過一段跨越國族的青春情感,回望動盪年代裡個人選擇與社會氛圍之間的拉扯。
在這樣以人物推動敘事的結構下,角色本身成為觀眾理解時代的重要入口;其中,李沐飾演的照相館女兒「范賢英」,串連起影像、記憶與事件之間的關係,也讓故事得以從日常生活出發,逐步靠近歷史現場。
李沐為家族想重返1947 學客語反而拉近時代距離
在《那張照片裡的我們》中,李沐飾演的照相館女兒「范賢英」,生活在1977年這個尚未翻轉、卻已開始出現縫隙的年代;角色站在歷史即將變動之前的位置,也讓「時間」成為理解人物的重要線索,而對李沐而言,回到過去從來不是抽象的想像,而是一條與家族經驗緊密相連的路徑。
她坦言,如果真的能回到過去,自己最想去的並不是1977年,而是1947到1949年這段時間,那對她的家族而言,是極為關鍵的一段時間:「在那一年,其實很多人的命運被改寫。」她形容,那樣的影響並沒有停留在上一代,而是一代一代地延續下來:「到現在我是第三代了,但我覺得,那個影響力還存在。」也因此,這趟回返並不是出於浪漫想像,她甚至直言,如果真的回去,只希望停留一天就好,「如果回去一年,我可能精神承受不住。」真正吸引她的,是想知道父親與爺爺奶奶曾經過著什麼樣的日子,又是如何一步步成為她後來所看到的樣子。
然而,這段歷史並不總是容易被完整說出口。談起長輩對過往生活的描述,她也感受到某種距離:「我覺得長輩都會講得蠻簡短的,他們感覺有很多不願意談的東西。」她說,有些事情可能因為不想再記得,久而久之,連記憶本身都逐漸模糊,於是,她對那個年代的理解,更多來自閱讀與資料的補充,再去揣測,或許他們的人生也曾經歷過相似的狀態。
但這樣的時間感,某種程度上也延續到「范賢英」所生活的1977年。李沐形容,那並不是一個已經全面改變的年代,而是「開始有一點點鬆動」的時期:「是一個開始出現空隙的年代,人們試著往前伸展,也同時在摸索那條界線究竟在哪裡。」在她的理解裡,那是一切正朝向變動前進,卻仍充滿試探與限制的狀態。

事實上,在正式進入角色之前,李沐也曾經歷過一段混亂期,最初接觸1977年前後的電影時,影像所呈現的氛圍,反而讓她感到親切而熟悉,她說:「我小時候是看瓊瑤之類的電影長大的,所以我不覺得那是一個很遠的年代。」但對李沐來說,那些畫面卻也讓她產生錯覺:「它有點像我的現在。」影像所帶來的親近感,與她後來整理出的歷史事件重量,形成了強烈對比。
也正因為這樣的矛盾,她選擇從時間本身靠近角色。她從「賢英」出生的那一年開始查資料,記下每一年發生的重要事件,一路寫到1977年:「我看到那時候的電影是很輕鬆、很活潑、時髦的,可是我寫下來的那些事情,都是很大的歷史事件。」那種落差讓她不斷意識到,影像留下的印象,與歷史實際承載的重量,並不總是對等。
後來,她開始接觸大量1970年代的攝影集,其中也包括以年度為單位整理的新聞攝影刊物;那些由記者在當下拍下的照片,搭配作家回望那一年的文字,逐漸為她補齊時代的輪廓:「那個對我來說幫助很大,」也正是在這些影像與文字交錯之間,她才慢慢找到賢英所站立的位置,介於生活的日常感與歷史重量之間。

除了從歷史與影像靠近年代,語言本身,也成為她進入角色的重要支點。
李沐提到,學習客語這件事,對她而言並不只是技術層面的準備,反而在表演上帶來一種意外的鬆動:「我覺得語言對我幫助很大。」李沐直言,如果不是用客語來演出,這部戲對她來說或許會更困難。
她進一步解釋,在語言被限制的狀態下,反而讓心變得比較自由:「因為我只能講這些話。」那種無法任意切換語言的狀態,給了李沐一種說不上來的安全感;尤其面對 1977年這個年代,她原本最擔心的,其實是講話的狀態,擔心自己一開口就露出不合時代的破綻,但客語的存在,反而像是幫助她「作弊」了一次:「所以客語並沒有拉開我跟那個時代的距離,反而幫我更快進入那個時代。」

除了語言,為了貼近照相館女兒的生活位置,她也實際走進攝影的技術現場。她去上了暗房課與放相課,這些課程帶來的影響,並不只停留在操作層面:「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幫助也很大。」李沐也回憶,上課過程中,老師會花上半個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介紹不同世代的攝影名家,談他們觀看世界的方式,以及在放相時所做出的選擇。
那些討論,慢慢改變了她看待角色與世界的角度,她說:「感覺我好像還不夠關心這個世界。」相較於那些攝影師投注在時代、在現實裡的凝視,她意識到,自己距離那樣的投入,還有一段路要走:「我覺得我還做不到像這些攝影師這麼關心這個世界的程度。」
也正是在這些語言與技術的練習之中,角色不再只是劇本裡的設定,而逐漸與她自身的觀看方式交疊;「賢英」站在照相館裡,所面對的,不只是影像如何被留下,更是一個人如何選擇去看、去理解、去回應所處的時代。
路人吵架反讓她更專心 李沐對角色情感充滿疑問

在《那張照片裡的我們》裡,「賢英」因為喜歡拍照,所以很常拿著相機,站在一個相對邊緣的位置觀看世界;對李沐而言,這樣的觀看方式,不只是角色的行動設定,也清楚地標示出她與「賢英」之間的差異,那是一種來自視角本身的不同,而不只是身分或時代的落差。
談起兩者之間的差別,她說:「非常不一樣。」在詮釋「賢英」的過程裡,這樣的差異反而讓她感到開心;她坦言,自己看待世界時,經常帶著不少批評與不滿,但「賢英」並不是如此,「賢英只對這個世界有很多好奇。」在她的理解中,「賢英」的世界很小,也充滿各種局限,無論是閱讀上的困難,或是因此影響到的學習能力,都讓她的生活被限制在一個相對狹窄的範圍裡。
也正因如此,任何一點新鮮的事物,對「賢英」而言,都是很大的存在,李沐形容,「賢英」對世界有一種欣賞的能力:「明明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她卻能看到它發光的地方。」相較之下,她也清楚意識到自己與角色之間的距離:「我覺得我自己有很多批判,然後有很多看不慣的東西。」這樣的對照,讓她在表演時,必須刻意收起原本熟悉的觀看方式,轉而貼近角色的直覺。

這樣的差異,也反映在拍照時的狀態上;李沐提到,「賢英」在拍照時是很直覺的,並且會把自己放得很小,她說:「我覺得要做攝影師,最厲害的一件事情,是要可以隱形。」能夠讓被拍攝者自在地被捕捉,甚至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留下影像,才是她眼中真正困難的地方。
而這一點,正是她覺得自己與「賢英」最不一樣的地方:「我在拍照的時候很大,」她直言,自己很常被注意到、被發現;但「賢英」不是如此:「賢英不是站在光裡的人,而是把光取進來的人。」在她的理解裡,角色並不是主動佔據視線的人,而是默默站在一旁,把已經存在的光接住。
至於「賢英」拍下的照片,究竟想留下什麼?李沐認為,那樣的心思在一開始其實非常單純,她認為,在那個年代,拍照並不像現在這麼昂貴,加上家裡本身就能洗照片,拍攝更像是一種生活習慣:「我覺得那是她寫日記的一個方法。」李沐眼中,那是用影像記錄事情、記得生活的一種方式,對「賢英」而言,拍照幾乎像是本能的一部分:「就是有趣,然後就會情不自禁地按下快門。」

直到後來,這樣的狀態才慢慢出現轉變,她認為「賢英」開始意識到,自己所看到的事物,或許也值得被其他人看見,影像不再只是個人的紀錄,而逐漸帶著分享與指認的意味;而這樣的轉折,也讓角色的觀看,從單純的好奇,走向更自覺的位置。
而談到拍攝過程中最喜歡、也最印象深刻的一場戲,李沐則說:「應該是跟金教練告別的那場。」那一天對她而言格外真實,也格外確定,比起拍攝期間偶爾會出現的遲疑,那場戲讓她很清楚自己正站在那個年代裡。

那場戲讓她記得很深的另一個原因,是拍攝現場出現了一個完全意料之外的插曲:「拍那場戲的時候印象會深刻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那天拍那場戲的時候,明明是很難過的,在講一些離別的話,可是遠方有鄰居在吵架。」吵架聲從遠處傳來,還越來越大,她忍不住在心裡想著:「我想說怎麼那麼早就在吵架啊?」現場甚至出現警車。她說:「後來拍我這側的時候,警車還來了。然後警車因為看到人很多,所以就以為吵架的地方是真的,所以車子還停在歐巴的後面。」
李沐進一步解釋,照理說,這樣的狀況很容易讓情緒被打斷,但她卻意外地發現自己沒有被拉走:「我不知道為什麼,照理說應該會很分心,但是當下還是覺得我很專注,就是跟金教練告別的這件事情上,而且情感一直都在。」
不過當話題轉向另一場情緒重量同樣集中的戲時,她的語氣反而更遲疑一些,那是一場「賢英」獨自面對困境、情緒被推到很深的位置的段落;談到拍攝前的狀態,她先很坦言:「其實要很誠實的說,有好多時候,我覺得我都不知道那些是什麼樣的情緒。」

尤其是面對「弘國」時,那份不確定感更強:「尤其是對『弘國』的情感,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她解釋,依經驗來說,每場戲的動機與心理的狀態都應該很清楚,但偏偏與「弘國」有關的戲,她自己都抓不到明確的答案:「跟『弘國』有兩場戲,其實我都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那份不確定,讓她一直在兩種可能之間來回,是彼此情感深厚的保護?還是除此之外,還有更難說清楚的東西?她說:「我覺得『賢英』可能知道,但不願意面對,或者是不敢確定。」於是那種情緒在她心裡變得很奇怪,「所以那個情感對我來說很奇怪,就是有一個很難過的感覺,但我說不上來那到底是什麼。」

那份難過同時也帶著一種模糊的歉意,她說:「會有一種對不起的感覺,可是又不知道我到底做錯什麼。」那些說不清楚、也尚未被命名的情緒,並沒有在拍攝結束時被整理成答案,而是被留在角色與當下之中。
在《那張照片裡的我們》裡,「賢英」的成長並不是往前衝的軌跡,而是在一次次被否定、被比較的生活裡,慢慢找到自己的過程。
李沐貼近角色談勇敢 羨慕「賢英」擁有很多無條件的愛

談到電影所描繪的「勇敢」,李沐並沒有從關鍵行動或戲劇性選擇談起,而是回到角色一開始所處的位置,她說:「我覺得她是本來就很有想要做什麼事情的慾望,但是前面有人做得太好了。」在她的理解裡,姐姐的優秀,加上父親經常指出她哪裡做得不夠好,讓「賢英」很早就習慣把自己放在後面:「所以賢英其實是很沒有自信的。」
也因為這樣,來自熟悉環境裡的鼓勵,對「賢英」而言,並不容易真正被接住;她提到,其實「弘國」一直都有在支持「賢英」,也不斷告訴她做得很好,只是那些話,對她來說早已變成生活的一部分,很難真的產生作用。
真正產生力量的,是來自另一個位置的肯定。她回憶,讓「賢英」開始動起來的瞬間,是「金教練」對她拍下的照片表達欣賞,並且鼓勵她去參加比賽的時候:「因為金教練跟賢英說,她有一雙很特別的眼睛。」對「賢英」來說,那是一種來自「厲害的人」的認可。

在她的理解中,「賢英」並不是突然變得勇敢,而是在被看見、被相信之後,才慢慢願意往前走一步;她形容,「賢英」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但她小小的世界,被兩個世界很大的人打開了。」那樣的打開,不是替她做出選擇,而是讓她第一次相信,自己也可以有選擇。
她也補充,「賢英」所處的年紀,本來就容易感到沒有自信、沒有方向,覺得自己的能力很小;而她特別珍惜這部電影的一點,在於三個年輕人之間的關係,她說:「這三個年輕人,他們的價值觀雖然不全然相同,他們不完全同意彼此的想法,可是他們還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對方。」

而當被問到,是否會羨慕這樣的相處時,她的回答很直接。李沐表示很羨慕「賢英」身邊有「弘國」,在她眼中,「賢英」其實是很幸福的,她有姐姐,也有「弘國」,後來還遇見了「金教練」,她說:「賢英其實在生活裡,有很多無條件給她愛的人。」
跟振永對戲零距離 李沐:歷史其實離我們很近

當視線從角色身上拉回拍攝現場,跨國合作也成為《那張照片裡的我們》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尤其對李沐而言,與振永的對戲,從一開始就不是建立在流暢語言之上,而是另一種更直觀的溝通方式。
李沐笑著說,兩人幾乎是用各種最簡單的語言在交流:「基本上我們會用很簡單的韓文、很簡單的英文、很簡單的中文,然後加上大量的肢體語言。」有些時候,語言真的走不下去,她也不諱言會直接放棄,「就會直接轉頭跟翻譯老師,然後老師就會馬上翻譯得很精準,告訴他。」

也因為語言並不完全相通,她坦言,在拍攝初期,要培養默契、慢慢靠近彼此,其實沒有那麼容易,她說:「因為語言沒有很通,所以在一開始培養默契、要靠近彼此的那個過程,是比較不容易一點的。」但這樣的困難,並沒有持續太久;她也提到,振永的個性相當隨和,「很多事情他都願意試試看,」因此整個過程,比她原本預期的來得順利許多。
在表演上,她也很快注意到振永的狀態;她形容,振永的表演給她一種「很穩」的感覺:「就是他都已經想好,自己的角色該怎麼表達。」這樣的穩定,反而讓她在一開始拍攝時提醒自己要收住狀態:「因為他很穩,所以我也提醒自己要穩一點,不然只要我一浮動,跟他一對戲,那個浮動就會被看得更清楚。」
她接著補充,自己後來意識到,那種略帶拘謹的狀態,其實相當符合人物之間的關係:「我後來也覺得,其實蠻符合我跟他應該要有的人物關係。」也正因如此,她反而很感謝振永在表演上的穩定感,「讓我可以找到『賢英』對『金教練』的那個方向。」語言的不對等,沒有成為阻礙,反而在彼此的調整與試探之中,慢慢形塑出角色之間的距離與節奏;對李沐而言,那樣的過程,也讓角色關係在拍攝現場,自然地被長出來。

回到這部電影最終要與觀眾相遇的時刻,對李沐而言,比起希望觀眾該感受到什麼樣的情緒,她更在意的是,這段故事是否能被看見、被理解。
她說:「我覺得有一個蠻重要的事情是,發生過的事情就是發生了。」在她看來,事件本身其實是一種很中性的存在,「發生過的事,其實不需要再多說什麼。」也因為自己一直很喜歡歷史,她特別能感受到歷史與當下之間的距離,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遙遠,她說:「我覺得歷史離我們沒有這麼遙遠,很多事情的影響力,其實離我們是很近的。」只是多數時候,人們在日常生活裡,並沒有意識到那些影響早已存在。
因此,她形容這部電影更像是一個提醒的機會,李沐希望透過故事,能讓觀眾突然發現,其實很多事情一直都離我們很近,進而開始回頭思考:「為什麼我們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哪些東西影響了我們?」這樣的觀看,不是為了得到答案,而是回到理解本身:「我覺得每個人都有知道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