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一個「新名詞」如何改寫舊現象
當一名老師與學生發生性關係，我們該稱之為「跨越年齡的真愛」，還是「權力的壓迫」？
這個問題的答案，往往取決於我們手中握著哪一把名詞尺標。因為命名從來不是中立的標籤，而是一套決定我們「看見什麼」的特殊鏡片。語言從來不只是描述現象，它在出現的那一刻起，就重新配置了我們裁決現實的方式。
「師生戀」與「權勢性侵」聽起來截然不同，但在歷史的真實切片中，兩者往往共享著同一套權力底色。
近十多年來，「權勢性侵」作為一個高度動員的詞彙，正逐步接收過去由「師生戀」或「感情糾紛」所統治的詮釋領域。這個轉向並非因為人類突然發現了一種全新的犯罪型態，而是這類權力—性關係，在特定的政治、學術與社會運動脈絡中，被重新編碼；使原本被隱藏在「個人情感」外殼下的權力壓迫，被正式拉入公共審議與制度裁決的領域。
這場命名的轉向，本質上是一場權力的重新分配。它不只是「說法改變了」，而是當我們不再使用浪漫化的敘事，轉而使用「權勢」視角時，注目的焦點會瞬間從「情感的真偽」轉向「誰掌握了權力與資源」。原本被視為浪漫的互動，在新的視角下，突然顯露出結構性剝削的底色。於是，誰有資格說話、誰必須承擔責任、制度該如何介入，都隨之徹底重寫。命名在此不再僅僅是修辭，而是一次對現實秩序的暴力重組。
一、概念出現前：沒有「權勢性侵」的語言年代
在「權勢性侵」尚未成為主流框架前，社會並非失語，而是受困於幾套具備遮蔽效果的敘事：
- 浪漫化的戀愛敘事：將權力差異置換為「靈魂的吸引」或「才華的共鳴」。在此框架下，個體被假定為絕對自由，足以抵銷結構的不對等，將剝削美化為浪漫的張力。
- 道德化的不倫框架：關注的是「秩序」而非「傷害」。判定標準停留在個人品德或社會倫理的「越界」，而非權力的掠奪，使討論止步於私德操守。
- 早期的法制語言：僅能指認肉眼可見的強迫或暴力。面對看似「點頭同意」實則被權威包裹的關係，舊有的法律語言往往顯得蒼白。
這三種敘事的共通點在於：它們成功地將結構性的權力壓迫私人化。
只要事件被收編進愛情或道德框架，權力的運作便得以消隱。在這種語境下，權力不對等下的性受害者往往陷入有苦難言的真空：她們經歷著真實的剝削，卻缺乏精準的詞彙來指認這場災難。而這種集體失語，為後來「權勢性侵」概念的強勢介入，預留了爆發的空間。
二、理論埋伏：被結構囚禁的「同意」
「權勢性侵」並非平地一聲雷的新發現。它之所以能在當代社會站穩腳步，是因為其背後早已具備了厚實的理論儲備，足以拆解那層名為「自願」的假面。
這套診斷工具的核心，源於基進女性主義法學家麥金儂（Catharine MacKinnon ）的觀點。麥金農指出，在許多權力不對等的場域中（如職場、親密關係），「同意」往往並非自由意志的展現，而是基於恐懼、生存需求或結構性壓迫下的「脅迫副產品」。也就是說，當一個人的評價、前途乃至生存資源被他人掌控時，受難者的順從不如說是一種「習得性生存」。 在這種深度依附的網絡中，所謂的「Yes」往往只是維持平衡的妥協，而「No」則因代價巨大，從未在受害者的選單中真正出現。
然而，權力的運作並不總是顯露為直接的威脅，更隱晦的壓迫往往發生在「自我認同」的規訓之中。受害者之所以陷入某種「共謀」，是因為其自我價值的建立，往往必須透過權力者的「認可」來完成。當受害者渴望被指認為「具備才華」或「與眾不同」時，壓迫便完成了最隱密的轉化：個體會主動內化體制的規訓，將對方的掠奪敘事化為自我的啟蒙過程。
從這個角度看，「權勢性侵」概念的誕生，是將這套原本封存於學術論辯中的批判性理論，進行了一次暴烈的實務具體化：
它宣告了在不對等的結構深處，純粹的「自願」幾乎不具備成立的空間；剩下的，往往只有主體在被編排好的劇本裡，為了生存或順應而進行的勉強演出。
三、轉折點：林奕含事件與集體認知的斷裂
2017 年林奕含事件在台灣社會撕開了一道認知裂縫。這之所以是巨大轉折，是因為它炸毀了那條長期存在的、「以愛為名」的緩衝帶。
長久以來，當權力不對等發生在具備高文化資本的對象身上時，社會往往擁有美學上的寬容。我們習慣將位階落差編排為「大師與繆思」式的靈魂共鳴，讓「才華」成為稀釋權力風險的過濾機制。然而，林案徹底扭轉了這個公式。她並非否定情感的存在，而是殘酷地揭露了：當才華與精神引導被作為武裝時，「愛」與「權力」並非互斥，而是共生。那種看似心甘情願的愛慕，實則是精密權力編排下的結果。自此，精神的崇拜不再只是愛的證明，而是權力者操縱與掠奪的「裝備」。
這種認知上的劇變，轉向為對現行體制的強烈叩問：如果這種「在愛裡的剝削」是真實存在的傷害，為什麼我們的法律卻對此失語？
這股不甘於「失語」的集體情緒，迅速轉化為具體的法律行動。儘管最終因法律證據門檻（法律真實）難以跨越而不起訴，但林案證實了：當一種新型態的權勢敘事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時，它能改寫調查啟動的政治門檻。這場「未果的調查」精準地曝露了現行證據制度與性暴力經驗間的結構性落差，隨即引發了諸多學者加入這場對法律認識論的辯論。
如法學者陳昭如指出，法律對性侵的想像長期受限於「陌生人暴力」的框架；這種狹隘的認識，恐導致法庭難以指認熟人關係中、具備評價權位階的權力壓迫。王曉丹則進一步提出「共構論」，「同意」並非真空中的選擇，而是被權力結構預先編排的結果。因此，自願性的判斷需回到具體情境與權力脈絡，而非僅僅執著於當事人口頭上的「同意與否」。
當法律無法捕捉那種滲透在「崇拜」與「導引」中的剝削時，大眾被迫在浪漫敘事崩毀後的真空裡，尋找新的認知工具。公眾對「權勢性侵」制度化的集體渴望，在此刻正式由感性的哀悼，轉化為驅動制度改革的政治動能。
四、#MeToo：從概念到制度的「裝備化」
隨著 #MeToo 運動於 2017 年在全球爆發，「權勢性侵」正式從學術概念轉化為可動員的公共語言。然而，台灣真正的斷裂與爆發，則遲至 2023 年才藉由大眾文化的觸發，完成了最後一哩路。
引信與連鎖反應
2023 年 4 月，台劇《人選之人—造浪者》中那句：「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 成為了埋在地下的引信。這股火苗迅速從政界延燒至藝文界與演藝圈，最終湧入階層森嚴的學術圈。許多長期受人景仰的學者如陳芳明、李明璁等人相繼落馬，其背後的指控語言驚人地相似：權力者利用學術魅力與評價權位階，對學生進行長期性掠奪。
社群媒體也在此刻扮演了關鍵的轉化機制，它讓個人碎片化的創傷轉向結構性的集體見證。原本隱匿在「提攜」、「愛慕」或「私人情感」外殼下的掠奪軌跡，在公共語言的強光照耀下，終於顯影為清晰的權勢剝削。
對國家機器的「政治倒逼」
這種由下而上的詮釋權奪回，不僅止於道德層面的清算，更進一步形成了對國家機器的強大驅動。當「權勢剝削」不再只是受害者的私語，而是成為一種足以撼動政權與體制信用的社會共識時，國家便無法再躲藏於舊有法律的認識論漏洞之後。
這場運動最具威脅性的轉變，在於它迫使國家體制必須完成「裝備化」以回應社會壓力。2023 年 7 月，立法院迅速完成了《性平三法》的全面翻修，將「權勢性騷擾」正式定義化並加重處罰。制度的修訂將原本模糊的「評價權」與「資源分配」具體化為可舉報與可懲戒的法律分類。
這就是命名的終極權力：它不再只是描述現象，而成為能驅動行動、讓權力者瞬間落馬的武器。 林奕含事件中那種因法律失語而產生的荒涼，至此終於在制度的武裝中，獲得了補償性的回應。
#MeToo運動視覺形象。圖 / 社會主義行動 提供
五、概念的共構：學術、政治與運動的合流
然而，正因為這個概念如此有效，我們必須看清其背後精密的生成機制。學者王曉丹曾剖析，「權勢性侵」並非單一來源的產物，而是學術理論、社會事件與運動策略三者跨界合流的產物，這是一場對詮釋權的結構性佔領。
學術研究首先提供了診斷工具，透過對「權勢」性質的重新界定，將法律原本難以指認的「心理操縱」硬生生拉入可分析的框架；接著，社會事件提供了感性真實，將冷硬的理論轉化為集體共感的創傷敘事，強行填補了法條與經驗間的斷裂；最後，運動將上述兩者轉化為一種極高效的分類機制。
這是一場政治上的「裝備化」：運動藉由學術的合法性與事件的渲染力，將原本曖昧、需長時辯論的私人關係，濃縮為一套能迅速界定位置、驅動制度改革的政治判斷。這種共構機制的力量，就在於它轉化了法律辯證的啟動門檻，先行在公共領域中提供了一套具備絕對正當性的社會裁決。這種合流，最終讓「權勢性侵」從一個孤高的理論詞彙，演變為一種足以撼動現存權力秩序的政治語言。
六、結論：命名的技術化——從救贖語言到政治利器
對許多人而言，「權勢性侵」概念的出現，確實改變了經驗能否被聽見的條件。然而，「權勢性侵」與其說是一個新的知識發現，不如說是一場策略性的重新命名。它成功改寫了責任的流向，迫使制度回應長期被隱匿的結構暴力。
但正因如此，我們同樣必須保持清醒：當我們鑄造出這套概念來對抗舊秩序時，我們也同時生產了一套具備「高度穿透力」的雙面刃。命名可以是解放，也可以是禁錮；它可以為弱者撐開說話的空間，也必然會成為新型態的權力技術。
「權勢性侵」的存在揭示了：知識與政治的合謀從來不是意外。它能拆解壓迫，也能被複製、被挪用，成為任何意識形態手中用以收編或排除異己的武裝。
當「權勢」的邊界因政治效能而無限擴張時，它既是受難者的盾，也隨時會異化為獵巫者的利刃。我們必須意識到，當「權勢性侵」被視為一種能補償傳統證據缺失、加速動員國家機器的詮釋工具時，它便具備了在法律裁決前，先行發動社會定罪的能量。這是一種潛在的政治越位：一旦「命名的權力」先行取代了「證據的查證」，這把我們親手鑄造、用以對抗強權的政治利器，終將在下一個權力更迭的時刻，無差別地轉向對準我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