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探討「自願性」和「邊界程度」的界定
《死了一個娛樂記者之後》播畢之後，討論度隨著近期的性別議題持續發燒，一直延續至今，許多人表示這種聚焦於娛樂圈性醜聞類的台劇，可說是相當應景，當然也有許多看過原著的朋友認為影集改編的幅度過大，大大的壓縮了原著裡角色的豐富程度。因此，已經看完原著小說的我們，也會在這裡跟大家聊聊小說和影集改編方向的不同。
以及小說裡非常強調的「自願性」和「邊界程度」的議題，這當中也牽涉到我們總是習慣檢討被害人的心理偏誤，希望透過這篇的分享，可以讓大家在關心這議題的同時能有更多的同理，畢竟性別議題其實要細膩處理並非容易，很容易淪為對立的思考，亦或是又變成「女生為難女生的窘境」。願我們對這世界的溫柔，是關注與同理並行，走在紛亂的雜音中，轉動漸進改變的可能.....
原著小說和影集最大的不同
➲ 圖片來源 / 授權 𝙋𝙝𝙤𝙩𝙤 𝘾𝙧𝙚𝙙𝙞𝙩 ：鏡文學
(1) 複雜的社會議題，是來自一本優秀的原著
早在改編為影視作品之前，《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早已聲名大噪。這部劇改編自柯映安於 2019 年出版的同名小說，作品自問世以來便獲得極佳評價，2020年更邀請賴雅妍錄製有聲書，而在作者出版原著之後，也立馬被鏡文學選定為自製戲，而作者柯映安本身也是一位編劇，過往的編劇作品還有《動物園》、《旺的Girl》。
《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原著可說是集結了眾多足夠搏人眼球的元素：娛樂圈、權勢性侵、性朝貢、媒體嗜血性、懸疑...等，而當中最被引人好奇的無非是關於娛樂圈的潛規則、性朝貢的文化，雖然台灣前陣子演藝圈的 Me too 事件頻傳，但是相比於韓國N號房事件這種較為規模性的犯罪結構，台灣娛樂圈的潛規則可說是存在於「時有耳聞」的幽微狀態，因此，書中藉由「娛樂記者」這個貼近大眾又五光十色的行業，一探名利場裡的黑暗煉獄設定，當然就很能引發讀者的好奇。
(2) 影集改寫的方向更著重在娛樂圈的性朝貢文化
在影集當中雖然對於媒體的嗜血性雖有觸及，卻並非核心重點，在媒體噬血性的部分，雖然影集有透過釘子戶一案展現知君的內心掙扎，但這部分的刻畫卻淪為淺薄，未能充分突顯知君內心的矛盾，甚至到了後半段幾乎被淡化。相比之下，原著在這方面的描寫更加完整，不僅深入探討媒體的嗜血性，還詳細揭露了娛樂媒體產業的運作模式，而這一切主要是透過「羅姐」這個角色來支撐。
在影集中由陳幼芳飾演的羅姐，角色被大幅壓縮，讓她的角色淪為過場，導致媒體嗜血性的描寫也隨之削弱。相較之下，小說中的羅姐不僅是最鮮活的角色之一，更完整詮釋了媒體嗜血性與道德權利之間的微妙平衡。
而在影集當中可以說是更聚焦在娛樂圈的潛規則、性朝貢的文化的描繪，並多寫出了姚姐、梁辰漢、高佑霖三個角色，以此打造影視帝國的權力生態，更加強調女性在權勢、資源的不對等下，迫於劣勢所面臨的條件交換。而影集與原著最大的同在於，影集的描繪更像對女性直接的迫害，因此劉知君揭發醜聞的過程，更像是一個善惡涇渭分明的英雄式征途。
但問題在於，它將故事塑造成一場「善惡分明的英雄征途」，讓受害者形象變得較為單一。例如，影集中呈現的受害女性，如小安、朱品芸等，她們多是被迫進入招待所，然後遭到迷姦，因此，整體的呈現更像是直接性的迫害（從權勢性侵直接過渡到強制性交）
雖然劇情中有一句台詞提到：「我們就算自願參加這個飯局，但不代表我們可以接受這樣的對待。」然而，這樣的討論點僅是輕輕帶過。
相比之下，小說對此議題的處理更為複雜，許多受害者並非典型的「完美受害者」，而故事中也探討了「自願性與邊界程度」的灰色地帶。例如，部分女性可能樂於透過這些潛規則換取資源，而新聞揭發者也需面對道德與智慧間的選擇。這也是為何我更偏好小說版本的原因——它不僅描繪了娛樂圈的潛規則，更深刻探討了媒體的運作與道德界限，讓整個故事在黑白之外，還保留了值得深思的灰色地帶。
只要有一點“自願”的可能性，都是不值一提的活該？
➲ 圖片來源 / 授權 𝙋𝙝𝙤𝙩𝙤 𝘾𝙧𝙚𝙙𝙞𝙩 ：鏡文學
關於書中描寫受害女性的「自願性」和「邊界程度」的思考，就好比書中的薛薛提到：「賣淫、包養根本也沒什麼，但為什麼出了事之後，永遠只有一方受傷？」「大部分的人都覺得我們這種女孩子活該，我有時候也覺得是我們活該，當我這樣想的時候，心裡就不那麼痛苦了。」這裡就點出了就算女性出於自願接受性交易、出席飯局，為此換取更多的資源，但是在尺度超越原本協商的範圍之後（外流、虐待、餵食毒品..等），這些女性的受害好像被社會認為是不值一提的活該。
而當事件曝光之後，也理所當然的讓那些“有可能”的「自願性」，淪為檢討受害者的工具，甚至引發更多的蕩婦羞辱，卻沒人去撻伐加害者，好像當我有一點自願的意圖，當對方做出超越我邊界程度的事情，我就沒有資格成為一個完美的受害者？甚至受害者有時就會如薛薛所言，讓自己也跟著輿論的聲音，反向回來檢討自己，以便對不公義的感受有所減緩。
但關鍵問題在於—即便是自願的行為，邊界應該如何界定？
即使一個人選擇透過這樣的方式交換資源，她的自願性應該僅限於雙方協定的範圍。然而，現實中往往並非如此。女性無論是穿著性感，或是選擇參加某個飯局，都可能被男性誤解為「完全自願」，甚至被視為「接受任何後續行為」的默許。然而，每個人的邊界程度都不同，為何女性只要釋出一點自願的意圖，便會被認為「接下來什麼都可以」？
即便在性交易中，某些人是出於自由意志選擇這條路，但她的邊界仍應受到尊重。例如，她可能同意發生性行為，但這並不代表對方可以偷拍並外流，也不代表對方可以在性愛過程中做出超越其接受範圍的行為。
「自願」的每一步，都是有範圍的。
當超過這個範圍，任何強制行為都不應該被合理化。
(1) 自願≠放棄界線
自願參加飯局，並不代表同意任何程度的肢體接觸。
自願接受資源（例如金錢或工作機會），不代表同意性交換。
當超過這個範圍，任何強制行為都不應該被合理化。
(2) 「她知道風險」並不等於「她該承擔傷害」
很多人認為：「她知道這種飯局可能有問題，為什麼還要去？」這種論點的錯誤在於，風險存在 ≠ 受害者就應該承擔後果。
一個人知道晚上走小巷有風險，但若被搶劫，錯的仍然是搶劫者，而非受害者。
一個人知道喝酒有風險，但若有人下藥，錯的仍然是施害者，而非受害者。
你去講「她本來就不該去」，這就是一種對女性行動自由的剝奪。
這種邏輯變相地將女性的行為自由限縮，變成「只要妳踏入某個場域，就等於同意被侵犯」，這種思維本身就是對女性權益的壓迫。
所有的人際互動都有「邊界」，而侵犯邊界就是「侵害」，無論這個關係是基於利益交換還是單純的社交。換句話說，哪怕一開始是基於交換，當邊界被跨越時，受害者的抗拒就應該被認可，而不是被責怪。那「不同意」的表達方式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許多加害者會說：「她沒有拒絕」，但這裡有幾個問題：
(1) 恐懼造成的沉默不等於同意
許多受害者在當下因害怕報復、擔心權力不對等而無法明確拒絕，這種情況下，「沉默」並不等於「願意」。
權力不對等下的「同意」有時是被迫的，這就是之前聊《她和她的她》再提的權勢性交
當一個人面對的是比自己更有權勢的對象（如上司、富商、導演），即使「表面上沒有拒絕」，也可能是因為害怕影響自己的生存環境，而非真正的自願。
因此，「不同意」的表達不該只限於「激烈反抗」，任何不願意的信號都應該被尊重。
(2) 改變社會對「自願」的看法
接受邀約、參加社交活動，不該是被侵犯的理由。
不應將「她知道這種場合可能有風險」當作合理化傷害的藉口。
應該讓社會認識到，「同意」必須是清晰且自由的，而不是基於恐懼、壓力或權力不對等的「假性同意」。
因此，任何的自願，都應該建立在別人許可的界線之內，但往往只要有一點可能性，就會成了檢討被害者的利器。
為什麼我們總是習慣檢討受害者？
➲ 圖片來源 / 授權 𝙋𝙝𝙤𝙩𝙤 𝘾𝙧𝙚𝙙𝙞𝙩 ：鏡文學
那我們為甚麼那麼喜歡檢討被害者呢？
當我們聽到有人遭遇不幸時，社會上常常出現「檢討受害者」的聲音，例如：「她一定是穿得太暴露，才會被騷擾。」「他怎麼那麼笨，會掉進詐騙的圈套？」這樣的反應其實並非出於惡意，而是源自於一種心理防衛機制。
但問題是，這樣的心態不僅對受害者造成二度傷害，更可能讓社會忽視真正的問題所在。讓我們一起來探討幾個導致「檢討受害者」的心理因素。
1. 公正世界假說（Just-World Hypothesis）
人們天生傾向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好人會有好報，壞人會有惡報。因此，當我們看到有人受害時，為了維持對「公正世界」的信念，我們會試圖找出受害者「做錯了什麼」，以合理化這個結果，例如：
- 「她一定是穿得太暴露，才會被騷擾。」
- 「他怎麼那麼天真，才會被詐騙？」
這種心理機制不僅適用於犯罪事件，甚至當名人英年早逝時，人們也會急於找出原因，例如：「他一定是生活習慣不好，才會早逝。」這些論點看似理性，實則是在為世界的不公平尋找藉口，好讓自己安心。
然而，世界本來就不公平，人生充滿無常。當我們檢討受害者時，反而是在助長不公，讓真正的加害者逍遙法外。
2. 迴避自身脆弱性的恐懼
如果我們承認受害者完全無辜，就意味著「任何人都可能無端受害」，包括自己。這種不確定性會帶來極大的心理壓力，因此，我們寧願找個理由說服自己：「我和受害者不一樣，所以這種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例如：
- 「他一定是晚上不該走那條小巷，所以才被搶劫。」
- 「她怎麼會去那種地方？活該出事。」
這種想法雖然讓我們暫時覺得安心，卻無助於真正解決問題，反而讓受害者承受不必要的責難。
3. 社會規範與順從心理
許多時候，受害者的經歷暴露了社會不願面對的問題，例如：
- 職場性騷擾的普遍性
- 家庭暴力的結構性問題
- 權勢性交易的黑暗面
如果承認受害者的經歷是「社會問題」，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推動改變，而這遠比簡單地責怪受害者來得困難。因此，社會往往選擇讓受害者噤聲，或讓他們感到羞恥，以維持現狀。例如：
- 「這麼多年輕女藝人都這樣混出來的，她為什麼不行？」
- 「他被家暴卻不離婚，一定是他自己的問題。」
這種論述其實是一種社會集體防衛機制，讓人們避免面對體制性的問題。
心理學研究顯示，人們對「單一可見的受害者」會產生更強烈的同情心，而對於「大規模災難」，反而會變得冷漠。
例如，美國曾有一個「小潔西卡事件」，一名小女孩掉進後院的大坑，全國上下湧入70萬美元的捐款，但對於戰爭與種族屠殺，社會反應卻往往冷漠。同樣地，在烏克蘭戰爭中，捐款給小動物組織的人，甚至可能比捐助戰爭難民的人還多。
這說明了什麼？
當問題過於巨大時，人們會覺得「無能為力」，救助也只是杯水車薪，甚至乾脆不去理會，而是轉向更容易幫助的小事件。因此，在結構性問題上，我們更容易選擇逃避，甚至反過來檢討受害者，讓受害者閉嘴。
結語：讓我們停止檢討受害者，轉向譴責加害者
「檢討受害者」的心理機制，並非因為人們天生殘忍，而是源自於對世界的恐懼與不安。但我們應該意識到：
- 受害者不應該被譴責，真正需要被檢討的是加害者。
- 這個世界本來就不公平，沒有人應該因為「沒做錯什麼」而受到傷害。
- 面對體制性問題，我們應該思考如何改變，而不是逃避。
這並不是要求大家必須成為社會運動者，而是希望大家能夠多一點反思，少一點苛責，讓這個世界變得更有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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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80《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娛樂圈性朝貢文化真的有這麼嚴重嗎？聊聊娛樂圈的那些潛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