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評書｜讀畢淑敏的《花冠病毒》

這本書並不難讀，但卻花去了我十多天的時間，也許我錯了，這本書其實真的很難讀。

掩卷遐思，覺得這是本很有趣的書。讀書的時候，人在書里，順著敘述一直走，恍惚間進入了過去一個平行、自己曾深諳的世界，那個世界里人們的一舉一動我都無比明瞭，但也往往覺得迷霧重重。閉卷之時，又不得不注意到自己面前這個真正的世界，一個不太需要集體主義、不會有壓迫下的犧牲、傳頌，一個關注個人的世界；這個世界里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臉孔，而非千人一面，這個世界希望在反思里朝著文明再進一步。這兩個世界彼此是那麼遙遠，卻讓一個現今肆虐的「新冠狀病毒肺炎」拉得彷彿近在咫尺。

「花冠病毒」源自於顯微鏡下的SARS病毒，形狀似美麗的花冠。作者畢淑敏把當時深入SARS疫區的經歷寫出來，「魔幻現實」成現在這般模樣。讀罷，有兩個價值讓我覺得值得探討。

這些「怪現狀」在《花冠病毒》裡並沒有被審查，也許是被審查了，但是沒有完全不談。相反，領導對於撒謊、為什麼要撒謊、撒謊分真假好壞等等都有詳細描述。不論是在疫情瞞報還是承擔責任上，撒謊及為撒謊尋找冠冕的理由在任一當官的眼裡都是能一筆帶過的，甚至能再添一個「為人民」、「為你們好」的用心。

疫情數字瞞報時的撒謊是為了免去恐慌，但缺失真相的人民在黑暗裡不會更怕、更恐懼？再者，瞞報與扯謊里藏著的是對大眾判斷能力的不屑。以「父母」的姿態對眾多成年人行管理小孩子的方法，更不用講這樣的辦法對小孩子都被證明並非有效、並不健康。

「院長們面色凝重。……撒這樣的彌天大謊，……每個人心裡都惶恐不安飽受譴責。」

在書開篇二、三頁處，作者便道出了幾近荒誕的「花冠病毒處理現實」：

「技術性處理」、「瞞報」、「縮小死亡數目」……那些書裡得以先戴頭盔的人這麼怕大眾恐慌？一旦「恐慌，悲觀情緒蔓延」，人們進入失望情緒，是不是一定預示著無法控制？我質疑，一定也有很多人質疑。不過，有一個是沒有錯的，失望這一情緒太難忍受了，似乎已經到了無法設想的地步。

書里有個人——郝轍。這個人偷了病毒毒株，買到YY（這個地方由字母代替）去了。女主人公羅緯芝及所有的視角都將他視為「叛徒」。作者對郝轍的描寫也著重於他與女主人公幾乎發生的Casual Sex而帶著無限的蔑視。交易完成，郝轍從海外致電羅緯芝，幾近流氓式的描述包羅了他為了洋車、洋房幹的出賣「大家」的不齒行為，並最終道出「科學是有界限的」這一狹隘概念。

這些橋段的社會價值在於成書的2011年及現今這樣的思維方式並未有一絲改變，而這樣極端的科學理念似乎多少背負著建政之初的「令箭」，而並未有些許「打開」、「開放」的念頭。現今，新冠肺炎疫情時出現的很多反應均是能在書里找到對應之處的。那這究竟是該我們欣慰還是擔憂？

這一層既有社會價值，也有文化價值。在《花冠病毒》這本書里到處充斥著對於女性外貌、價值、年齡的歧視、自我歧視/貶低。

羅緯芝是作為一個大齡剩女出現在讀者面前的。作者很直接地指出相貌並不出眾的羅緯芝婚嫁的機會十分渺茫。「大齡」、「沒人要」、「剩女」這些具有歧視色彩的標籤反復出現，自然成了一個並無不當的表達。

有意思的是，作者自己是女性，而作為女性，似乎也缺少了自我審視與尊重。

本書出版了近十年，這些標籤並未有一絲改觀。對於「性」、「處女」的解讀也在書里形成了一個極有趣的社會縮微片。為什麼會出現這些標籤與觀念？它們為什麼縈繞不散？

羅緯芝與李元是本書僅有的愛情線。而羅緯芝處處重復著自己的期許，希望「有人要」等等。作為受過教育的女性，「羅緯芝們」實在令人憐惜又憤恨。

書里市長孫子得了「花冠病毒」。作為一個特殊的發展階段，作者費了不少筆墨。寫到為了孩子放棄工作待在家母乳的兒媳蘇雅，身為女性的作者竟然用了「奶牛」二字。

而在蘇雅也得了花冠病毒肺炎從而需要羅緯芝帶有抗體的血清救助時，羅緯芝的想法是這樣的——

女主人公在思考自己該不該救市長兒媳，而她的權衡令人覺得冷冰冰的。

我認為，這是本書最為震懾人心之處之一。一個人該不該被救助竟激起「有能力救助者」羅緯芝心裡這樣的想法。讀至此處，我似乎無法表達，而究竟該怎樣表達，怎樣反擊這樣的思維方式？似乎很難解釋清楚。

讀畢，瞭解這是三次修改的成書，還是留有此類並不是從人道主義、普世價值觀念出發的思考，著實痛心疾首，難掩失望與無助的情緒。但是，這也是本書的社會及文化價值所在。它所體現的正是過去二三十年里經濟發展下掩蓋的人性及平等價值觀的缺失；人們在荒漠里摸爬滾打。這正是世界所需要瞭解的社會價值：痛且真切。

《花冠病毒》一書的文學價值遠不及其社會文化價值。依我看來，它的文學價值基本相當於零。即便作者是作協的作家，但她的文筆幾乎差到無法體驗出一絲審美。行文充斥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流行的、也一定是作者能精煉背誦的「文本節選」，從「星星之火，燎原之勢」到郝轍與境外「某股勢力有所聯繫，所以他力排眾議到抗疫第一線去，原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等，很多都是平日里依舊能看到、讀到的判斷。

在此，我願從書里所用的一些不當比擬里舉例——

「李元的身體像一株十一月的白樺。」白樺的筆直在那個特定時代都是被傳頌的，當然也是被背誦的。將「身體」比作「白樺」，還是「一株」，算是作者描寫手法的貧乏。更多是刻板性的比擬，正直的人一定是白樺，而反面人物又是什麼？茅盾筆下「旁逸斜出」的、不「偉岸」的楠木？

以「鳳凰男」郝轍比納粹軍官，羅緯芝比猶太女性是在二人自願未果的Casual Sex Scene里。太不當了！（115頁）

當郝轍讓羅緯芝寬衣解帶的時候，他則在作者眼裡成了「納粹軍官」？這樣的比擬顯示了作者對於納粹/猶太大屠殺的不瞭解，也極具侵犯性。一個男人，即便是書裡定性的「叛徒」，在令女人寬衣時便成了納粹？自願寬衣的羅緯芝便是受虐的猶太女性？這樣的比擬在太多層面都錯了，而這樣的比擬至今都在網上、宣傳機構裡層出不窮，這些是很嚴肅的錯處，是教育的失敗處之一。

155頁處，作者把眼睛在恐懼時睜大比作與「得了甲亢」一樣。這似乎失去了對於甲亢病人的尊重。Susan Sontag在1978年寫的Illness as Metaphor正是希望通過對病人及其症狀帶來的歧視、隱晦意義的反思而讓生病的人有一個不偏頗的社會環境來康復。而書里這樣的比擬，眼睛睜得大，與得了甲亢的一樣；什麼樣，又會與盲人聯繫起來……在這本抗擊「花冠病毒」的書裡，我沒有看到一絲對於病人的關愛，反而，充斥著等級觀念——市長孫子生病了不得了；毒株賣到海外不得了；普通人連最基本的數字、消息都無權獲悉。這樣的康復，太難了。

首先，作者是這樣描述全球化的——「全球化時代，地球是扁平的，沒有什麼東西能真正將人們……」在這裡，我認為「扁平」二字是不當的。地球並不是扁平的，而將地球認為是「扁平的」至今仍是一些陰謀論者的看法。雖然作者並不是要重復這一陰謀論，但是，扁平的地球是不太好的比擬。

在文學批評里，「扁平」二字其實有它自己的用法。它是與「立體人物」相對的「扁平人物」，是類型化人物，沒有真正為人的立體性，更多的是單方面個性。關於莎士比亞及其他作家的代表性扁平人物在網上有太多文章，多是互相抄襲。「扁平」這個描述並不准，也沒有什麼深度。將愈發「全球化」的地球這樣描繪，稱為「扁平」是不對的。相反，全球化帶來的是多元化，多元的人、多元的文化都與「立體」相聯繫，正是扁平的反面。

其次，接下來作者講薩特的「他人是地獄」理解「不僅過時，而且根本行不通。」這與之前的全球化、地球「扁平」並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是很混雜的思維構建。更進一步的是，薩特關於「他人是地獄」的理解也可以看作是在人與人之間相互過度依賴、互為拖累下提出的概念。薩特看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惡性循環，存在的惡性聯繫，無法自拔，無處逃遁。全球化，人與人聯繫更緊密，那薩特的理念究竟是過時、行不通還是……？

再者，作為存在主義，薩特討論的是philosophy，是人性，是人類自天地混沌之初便有的思考，並不會「過時」，更不存在「行不通」。作者此處進行的判斷有待討論。

本文贅述過多都是不好的地方。《花冠病毒》還是有寫得很美好的比擬。下面是我認為寫得最好，也最能代表全書的一處。

得花冠病毒的人們紛紛死去，已經無法及時焚化，所以當權者找到了一處常年貯存紅酒的地方，徵用了。紅酒騰出來，屍體移入，低溫儲存。藏酒的老闆道出了他的神傷，「這裡永遠不能再藏酒了。……陳年的葡萄酒是有靈魂的……」而謝耕農道，

「這裡將不缺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