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專題｜死了一名修女之後──《守護者》中共謀的社會體制

1969 年 11 月，年輕的凱薩琳（Catherine Cesnik）修女在上完課後，親切地與同學們告別，並閒聊到自己將前往商場，為親人挑選禮物。駕車離開學校後的凱薩琳，卻在深夜裡遲遲未返，最終人們再也無法等到她的歸來。兩個月過後，儘管警方找到凱薩琳的遺體，並對事發處進行大範圍的搜索，案情依舊陷入膠著，這起事件最終成了一宗懸案。

然而，究竟誰會謀害修女凱薩琳？在吉奧主教高中（Archbishop Keough High School）任職的她，深受學生愛戴，像是學生們的大姐姐一般與他們打成一片，大家都很喜愛這位行事作風很酷的修女。除了與學生們的互動良好外，在家庭裡，她是妹妹的好榜樣。凶殺案發生後，妹妹馬洛琳（Marilyn Cesnik Radakovic）一度相當自責──案件發生那年，馬洛琳剛與男友訂婚，而姊姊便是在購買訂婚禮物的途中喪命。馬洛琳曾認為姊姊可能是在「錯誤的時間點上，在錯誤的地點出現」，在兇殺案毫無線索可循的情況下，這似乎指向了兇手的隨機犯案。

但這一切真的是隨機作案嗎？凱薩琳失蹤那天的深夜四點鐘，座車在離公寓不遠處被找到，車輪沾滿泥濘、車內凌亂且垂掛著小樹枝。車輛在道路上明顯違停，半截車尾橫跨在馬路上。很顯然地，將車停靠好的人，是希望這輛車被人發現的。從車輛被棄置的地點來說，犯案者特地將被害人的座車開回住處附近，顯示了犯案者應是認識凱薩琳。對於一般的罪犯來說，在犯罪後應會傾向將車輛棄置在無人發現之處，但在凱薩琳案中，犯罪者冒著一定的風險回到附近區域，這又是為什麼？此一舉動是否帶有一定的示威作用？

隨著時間的流逝，來到了九〇年代，一名曾就讀過吉奧主教高中的學生簡（Jean Wehner）站出來指認，她認為凱薩琳之死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性侵案件有關。在簡還在就讀高中的期間，她曾鼓起勇氣到懺悔室告白曾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罪行」──患有戀童癖的叔叔曾對她進行性虐待。這件事讓曼克奈斯（Neil Magnus）神父知道後，他便利用著天主教的權威繼續對她施虐。女孩對性的羞恥感，給了曼克奈斯更寬裕的侵犯空間。神聖的懺悔室，反倒成了犯罪者挖掘女孩軟肋的神棄之地。簡事後回想起來：在懺悔室的那天，曼克奈斯一邊要求她詳述叔叔的施虐過程，一邊在那狹小的空間裡歡快地手淫。

此後，簡的生活彷彿落入了地獄之中。曼克奈斯猶如獻祭一般，將她獻給了另一位馬斯克爾（Joseph Maskell）神父。在嚴肅拘謹的天主教學校體系之下，女孩的不能言說，更是方便了犯罪者的罪行。簡不僅僅是遭受兩位神父的侵犯，更在馬斯克爾的引薦下，接連被介紹給本地商人、牧師、警察們取樂。事實上，除了簡以外，亦有多名高中女孩是馬斯克爾手下的獵物。高中女孩們鮮活的身體，成了馬斯克爾最大的資本，藉以對外進行利益交換。

當校園裡的罪惡正在進行著，年輕的凱薩琳修女發現了在深淵裡掙扎的女孩們，她勇於直面黑暗，向她們保證自己會處理這件事。但沒過多久，凱薩琳卻失蹤了。簡在回憶高中往事時說到，有次馬斯克爾把她叫到辦公室裡，並聲稱已找到了消失的凱薩琳。她滿懷期待地隨馬斯克爾來到一片荒蕪之處，在那裡，她看見去世多時、身上長滿蛆蟲的凱薩琳。簡痛苦地趴倒在凱薩琳的遺體上，撥開臉上那些蛆蟲：「拜託幫助我！拜託幫助我！」她說。馬斯克爾只是默默靠近女孩的耳邊，喃喃著：「你看到說別人壞話的下場了吧。」

當簡決定與同為受害者的特蕾莎（Teresa Lancaster），站出來控告馬斯克爾神父的罪行時，兩位受害人的經歷卻被認為是不可信的。簡在高中時的受創經歷，使她在離開高中後就徹底壓抑（Repression）了這段痛苦的記憶。在九〇年代時，「壓抑記憶」（Repressed Memory）的說法極具爭議，心理學家對於這個理論並無完整的定論：「記憶有可能會被壓抑」的概念並沒有獲得普遍的認可。

弗里克（Miranda Fricker）在提到「知識的不正義」時，舉出了「詮釋不正義」一說，意即在集體詮釋資源的落差下，使受害人在講述自己的經歷時，仍舊不被社會所理解。在簡的案例中，正是因為當時社會對於心理學知識的欠缺，使受害者在法庭上身處劣勢。另外，兩位受害者也遭遇了「證言不正義」造成的傷害。「證言不正義」是指：基於認知者的個人身份，而降低了他說話的可信度。正是對於認知者身份上的不尊重，使他失去話語權，從而導致不正義的後果。

比方說，簡在自述目擊到凱薩琳屍體時，表示她看到了屍體上的蛆蟲。此一說法，卻遭到現場警探的反駁，甚至遭受嘲諷，說是她的記憶力太差了，不值得信任。因為凱薩琳被發現時，正值寒冬，理當來說蛆蟲是不會在冬天進行繁殖的。事實上，根據屍檢結果顯示，遺體本身的確被檢測出有蛆蟲的存在。

在這起事件中曾出現過一個插曲：馬斯克爾曾在九〇年代要求教堂的看守人在教堂的墓地裡挖一個大坑，聲稱要將一些心理學的研究資料裝箱後掩埋。這名看守人趁其不備時，偷看了箱內的物品，並從中窺見了幾名少女的裸照。後來，接到線報的警方前往指定地點挖掘，也確實挖出了掩埋的紙箱。但當證物轉交給負責該案件的檢察官梅（Sharon A. H. May）時，檢察官卻認定挖出來的資料不足以起訴馬斯克爾。這些作為證物的箱子，更在日後的一場暴雨中全數毀壞。而當警察帶著法院的傳票前往馬斯克爾的辦公室時，卻發現辦公室裡早已人去樓空，現場被清理得一乾二淨，就連神父也在教會的安排下住進了醫院躲避風頭。

由此可見，兩位受害者所對抗的對象，不只是馬斯克爾本身，還包含包庇馬斯克爾罪行的天主教總教區，以及推諉卸責的巴爾的摩地方政府。他們的對手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兩人在嘗試對外發聲時，又被迫噤了聲。教會曾告誡簡，她是第一位站出來舉報馬斯克爾神父犯行的人，試圖孤立她的遭遇。但是，在馬斯克爾來到吉奧主教高中之前，早已有了侵害男童的前科。這是教會慣用的伎倆，孤立受害者之餘，同時弱化他們的創傷經歷。巴爾的摩總教區在他們的謊言中創造出巨大的沉默螺旋，逼迫受害者們閉上嘴巴，並奪走了他們的聲音。於此，這部紀錄片的主軸不只是為了挖掘凱薩琳之死的真相，還嘗試去重探真相是如何被掩蓋的。

2017 年，當這部紀錄片在 NETFLIX 上映後，隨即獲得廣大的迴響，上萬人請願巴爾的摩總教區公布馬斯克爾神父的相關文件。目前在巴爾的摩總教區的網站上，已公布了涉嫌性侵兒童案件的神職人員名單（該名單最早發布於 2002 年，但未包括已去世但被指控罪行的人員，意即馬斯克爾、曼克奈斯並未出現其中）。令人惋惜的是，巴爾的摩總教區至今還是未回應公佈馬斯克爾檔案的請求。

與同樣講述神父性侵案的《驚爆焦點》（Spotlight）相比，儘管兩者皆是立基於真人真事，但電影起碼讓我們看到了對於社會正義實踐的希望。而在《守護者》上映之後，正義還是未能如期而至。紀錄片形式的真實與殘忍在於，它並不能賦予事件一個完美的結尾。當影集播映後，它仍時刻提醒我們，現實的腐敗依舊持續，整體社會依舊需要人們為此作出改變。

但值得慶幸的是，凱薩琳修女的學生們持續地發揮她們的力量，在力所能及之處為逝者發聲，並積極地投入「兒童性侵相關法案」。該紀錄片名為《守護者》，指的不僅是凱薩琳修女對於女孩們的守護，更包含著那些不願放棄對真相的追求，依舊投入力量的改革者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