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州錄像：消失的四小時》（Gwangju Video: the Missing）（2020），它是以一卷「喔！光州」的家庭錄影帶為本，重返（revisit）這個在1980年代違法、非正式與地下流通的「銀幕記憶」（screen memory），進一步探討「五一八」是如何被韓國社會所看見的（同時也是不被看見的）。
1980年5月18日至27日，為反抗全斗煥的獨裁政權及其全國戒嚴，光州與其所在全羅道的大學生、市民展開了示威活動，最終卻是以戒嚴軍的血腥鎮壓失敗收場，這也就是所謂的光州事件（Gwangju uprising），它直接影響到的是後來1987年的六月抗爭，間接呼應的則有前後在東亞各國所發生的民主化運動。
「五一八」成為記憶所繫之處
在此之後，一首紀念抗爭戀人而譜寫的〈獻給你的進行曲〉，成為光州事件的主題曲，乃至於各種社會運動場合的戰歌；死傷者及其家屬組成了不同的團體，於每年的5月18日都試圖舉行悼念會；1993年政府將光州事件從共產黨與暴徒的叛亂（rebellion）平反為民主化的運動（democratization movement）；1996年全斗煥、盧泰愚等人被以事件主謀遭到起訴；1997年政府將5月18日訂為國家紀念日；全南大學、光州公園、全羅南道廳、五一八墓園、尚武台營區等等場所成為象徵的空間；2011年光州事件的檔案列入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
伴隨著紀念活動與新的發現，光州事件的紀錄片製作亦不少，除了真相調查、受難者口述歷史，還出現了加害者現身說法的《我是戒嚴軍》（2021）；而它也往往成為電影作品的背景或主題，《華麗的假期》（2007），片名即是戒嚴軍血腥鎮壓的行動代號，《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2017），說的正是被稱之為「藍眼珠目擊者」的德國記者Jurgen Hinzpeter如何冒險進入現場並取得第一手的影像。
換句話說，「五一八」已然成為Pierre Nora所說的「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透過悼念會、紀念碑、場所或空間、音樂和歌曲、紀實或虛構的影像、博物館的展示等等文化性的媒體，使得韓國社會不斷地回憶、形塑並重構「五一八」的集體記憶。
而這裡要討論的《光州錄像：消失的四小時》（Gwangju Video: the Missing）（2020），卻採取了一個非常不同的切入點，它是以一卷「喔！光州」的家庭錄影帶為本，重返（revisit）這個在1980年代違法、非正式與地下流通的「銀幕記憶」（screen memory），進一步探討「五一八」是如何被韓國社會看見的（同時也是不被看見的）。
家庭電影與錄影帶的力量
本片從一開始就點出了這卷「喔！光州」錄影帶的重要性，關於光州事件，當時高度受到管制的韓國媒體自然隻字未提，只有少數的國外媒體作了相關的報導，而這卷編輯自上述報導、曾在民間私下流通的錄影帶，後來竟成為1989年國會聯合聽證會調查真相的重要依據，正好凸顯了家庭電影與錄影帶的意義、價值與重要性。
由於攝影機的日益輕便與普及化，家庭電影（Home Movie）也逐漸成為一個影像的類型，尤其是用來紀錄家庭的重要時刻，第一波的風潮即起源於16和8厘米的手持式膠卷攝影機；在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政府開始對於11萬的日裔美國人進行扣留、迫遷與囚禁，而1995年由Robert A. Nakamura與Karen L. Ishizuka所編撰的Something Strong Within，這部影片即是大量收集了當時被隔離在集中營的人們所拍攝的家庭電影，或許這類家庭電影的內容看起來再日常不過，也缺乏什麼作者論的美學，但是，它們累積起來卻足以成為後來日裔美國人要求美國政府道歉、賠償與回復名譽的呈堂證供。
後來的家庭錄影帶（VHS）則盛行自1980年代，直到2005年才被光碟片所取代，在當時，除了是租借、流通與放映的媒體之外，很多人也會用V8或是Hi8拍下婚喪喜慶等等家庭生活，再轉拷成錄影帶保存，它更成為了異議媒體乃至於傳播社會運動的重要媒介；例如台灣的綠色小組紀錄了解嚴前後數年之間的政治和社會運動，累積超過3000小時的影音素材，並以販售錄影帶拷貝的方式進行流通，多次揭露了當時不被主流媒體所報導的事實真相，像是1986年的桃園機場事件、1988年的520農民運動等等。
當我們看到片中的受訪者，帶著各自仍然保存良好的「喔！光州」前來現身接受訪談，顯而易見地，這卷錄影帶，不只是其中的內容，也包括物件的本身，已然成為他們所珍惜的集體記憶；然而，事實上，錄影帶作為視聽的媒材，已經面臨到死亡的大限（2025年），一方面是因往往不受重視而被當作垃圾丟棄，另一方面則是磁帶及其磁性有自身的壽命限制，這都意味著封存於錄影帶之中的紀錄、檔案或記憶，也即將跟著被淘汰或無法讀取。
重返「喔！光州」作為紀錄片的方法
伴隨著錄影帶推進又退出的喀噠聲音，導演帶著我們重返「喔！光州」這卷家庭錄影帶，在朝鮮總會電影製作所的影像之外，旅居海外的韓國人想自己製作一卷光州事件的錄影帶，他們取得膠片、轉錄影像、重新編輯並搭配旁白，其後，這卷原本只在海外流行的「喔！光州」，在1985年終於透過走私進入韓國，並且大量地拷貝、流通，更在教會系統之中舉辦放映與解說，這可以說是一個民間自發、由下而上與公民參與的轉型正義之過程。
然而，導演重返「喔！光州」這卷家庭錄影帶之後，在2019年新出土一批保安司令部當時所拍攝的照片之際，出現了新的懸念，也就是1980年5月21日下午血腥鎮壓的那四個小時，竟然沒有留下任何的照片或錄影，它有如憑空消失一般，也隱約暗示著檔案有可能是被刻意隱瞞或銷毀掉的，而這也讓我們得以進一步去思考看得見的與消失了的檔案，乃至於它們彼此之間的辯證關係。
什麼是檔案？正如Suzanne Briet關於文獻羚羊（documenting antelope）的比喻，也就是說，在自然世界裡原本就住著許許多多的野生羚羊，但是，如果其中一隻野生羚羊被我們抓到動物園裡去作展示，它就會從單純的動物變成為我們認為重要的文獻。
換句話說，當有人公開或發布某某特定的檔案時，我們關注的不應只是這個檔案說了些什麼，還需要留意的是這個檔案為何、如何、在此時成為了文獻的羚羊？以及在自然世界裡還有多少野生的羚羊沒有被看見；反之，當有人說某某特定的檔案已經損壞或找不到的時候，我們更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它是為何、如何與何時消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