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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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而言，她象徵著人性中最美好的善念，願意去正視他人所受的痛苦，並且奉獻自己的生命和工作，讓他人的生活（在實務上和倫理上）能夠有所不同，即使這些改變可能是有限而短暫的。我在這裡講述她的故事，因為她對於身陷貧窮和絕境的人們，懷有強烈的道德責任；因為她願意默默地行善，而不追求任何職業成就或公眾名利。
帶動病人和家屬說出內心話的解釋模式，有助於醫師正視病人的觀點，以此組織臨床醫療的對策。而醫師將自己的解釋模式清楚地傳達給病人了解，相對也有助於病人、家屬對於什麼時候要開始治療，要找哪些醫師治療，進行怎樣的治療，成本效益大概如何，作出比較實用的判斷。
《兩種心靈》為美國人類學家譚亞．魯爾曼（Tanya Luhrmann） 所著，是精神醫學體制的民族誌。作者以詳實的筆觸，生動了記述1990年代的美國精神醫學的醫學教育與臨床實作，生物醫學與精神動力學兩種看待精神疾病的治療典範的發展，即「兩種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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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電影「薩滿」中，片中的神明附身相信讓不少觀眾都聯想到了台灣的民俗醫療中很重要的角色-「乩童」，而筆者在大約十多年前因為選修一門名叫《醫療人類學》的課，有幸能夠與北部兩間宮廟的乩童、善男信女進行關於民俗醫療與附身行為之訪談，於此和大家分享當時之訪談資料。
我也有被煞到去喝符水的經驗😆
不是有選擇與沒選擇，而是照護與漠不關心
在傳統的醫病關係中，醫師是主動治療的一方，病人則是被動接受治療的一方；病人毫無選擇的權利，只能服從醫師的權威。然而，在西方理性主義崇尚「個人選擇」的潮流之下，病人的選擇權開始被重視。病人能夠也應該要表達自己的意願，選擇合適的治療方式，以證明病人的自主權。
例如
亞瑟的勇敢，最為讓我動容的，則是他揭露自我的勇氣。他對自己的信心，對瓊安生命意義的信心，對於「照護」如何深化人性的信心，讓他能夠在這本書裡坦誠無隱、生動描述他在這「黑暗十年」裡的種種難堪、心如刀割的痛苦、起伏轉折的心境。他也坦率地以他個人的成長歷程，來彰顯為何一般人，尤其男性，對照護的議題如此疏離。
這本自傳與其先前的著作有所不同，不僅娓娓道來凱博文專業生涯中力行的理論與實踐，即關於疾病苦痛的理解與照顧，也自我揭露了照護罹患阿茲海默症妻子時的茫然困頓與不知所措。精神科醫師善於聆聽苦痛的敘事，醫療人類學者擅於敘說生命的故事，慢性症病人或家屬熟悉生命的不適。這本書便是凱博文身兼各方角色......
醫學作為一種人文科學，其實正是凱博文教授一直以來對醫師與醫學教育發出的提醒。提醒意謂著遺忘。由於人們傾向將康復視為面對疾病的勝利，於是醫學成了武器，醫師成為戰士，終極目標則是戰勝「病魔」。如此，醫學成為與「病魔」的周旋，就經常與人的生存紋理擦身而過。
沒有什麼比重大疾病更得以讓人聚焦生命經驗與釐清生存的條件了。凱博文強調病人的病痛敘事，目的不在要求病人忠於歷史，而是理解病人如何創造敘事的意義，因其攸關患者的病痛與人生。換言之，醫者聆聽病人敘事的姿態，會影響病人如何訴說病痛，以及醫者聽到的是什麼。這不僅需要醫者的同理心，亦需勇氣。
「滾！給我滾！」我的妻子，瓊安，正對著她床邊的陌生人瘋狂地尖叫和拍打。她非常地激動和恐懼。「離開這裡，滾出去！」但那個被她視為陌生人的人是我，與她結縭超過四十年的丈夫。瓊安剛從午睡中醒來。這時是二〇〇九年夏季，地點在麻塞諸塞州的劍橋。我們在住了二十七年的家中臥室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