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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到舊
Coleman企圖以文化研究中的「表面」概念來理解女性主義的時間性與發展軌跡。藉由將「表面」詮釋為「一個可能狀態的空間［與時間］」，以及一個「開放的、過程性的、非線性的、並且持續運動中的」場域，Coleman進一步提出五項指標：反身性、可能性、線條、結以及圖式。
女性主義理論如何能夠被理解為一種「表面」？「表面」這一概念能為理解女性主義理論的軌跡與運動提供什麼？若以「表面」來構想女性主義理論，如何能說明在關於理論轉向的持續辯論中，女性主義理論的時間性是如何被理解的？
過年期間，也難得有比較長的時間和親友的小孩相處，一起去公園玩、唸故事書、玩玩具，和大一點的小孩聊最近的生活。聽到小孩說「養的小倉鼠過世了，但沒關係，因為小倉鼠很便宜」，或是在不太理解的情況下使用「政治迫害」這個詞，或是在生氣的時候向你舉起拳頭。
如果一直處在佛洛伊德與拉岡為我們設定的閱讀標準，那麼表徵差異的替代方式就幾乎不可能被看見。而可行的起點便是建構一種將陰蒂置於核心的女性性觀。若沒有陰蒂，理論家無法找到定位女性性自主感的身體場域。最終可能如Spivak所言，女性的性慾容易被吸納進家庭與國家的社會組織中，形構一種「子宮式社會組織」。
近二十年來，生物學界迎來後基因組轉向，不再將基因突變視為在生命歷程中對環境無動於衷的存在，而是探究環境如何在相對短的時間尺度內進入身體並調節基因組。不少學者指出該認識視角的轉向，大大地影響了我們如何理解自己和生活環境之間的關係。
嘗試吸納後結構主義的交織性理論帶有三種承諾：複雜性的承諾、批判性的承諾，以及克服分裂的承諾。依作者之見，三者不是基於錯誤的理解，就是建立在虛假的回應之上。
為什麼「交織性」能迅速從概念、理論，到建制於研究機構，而這過程卻令人意外地在向來內部意見分歧的女性主義學術圈中，幾乎未有衝突或相應的批判立場，是什麼背景和可能的原因導致女性主義學者們一致認同並投入其中？在這種大家都一樣是女性主義者的語境下，會不會模糊並弱化了原先批判主流女性主義論述的政治力道？
繼上一篇談義大利十八世紀學術體制中的女性Bassi、Tambroni和Dalle Donne，接著談第二部份，1990年代、後冷戰時期的女性所遭逢的另一場戰爭——科學戰爭，而這場戰爭又如何讓女性主義者們以連結第一波與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來回應「女性大腦」的神話。
Govoni併置1790與1990年代女性的學術發展，分析橫跨兩個世紀，女性學者們如何同樣透過建構一種「女性網絡」，來面對不同時空背景下的「戰爭」與「女性大腦」神話。感覺在閱讀的過程中也分享了一點這種跨時和共時的網絡體驗——而我認為這是單純的演化生物學式的連結所做不到的。
基建於生物本質論的建構式觀點，看似將能動性的身體重新納入討論，但究其本身仍舊在生殖差異的框架下來理解我們的身體。Lancaster的立場為典型的雙元論場，性別既是機械般的生物程序，亦是受性別角色互動影響的畫布。最終，基礎的生物性仍作為最後還原的解釋力，使在生物性的框架中各種社會制度都行得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