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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到舊
嘗試吸納後結構主義的交織性理論帶有三種承諾：複雜性的承諾、批判性的承諾，以及克服分裂的承諾。依作者之見，三者不是基於錯誤的理解，就是建立在虛假的回應之上。
為什麼「交織性」能迅速從概念、理論，到建制於研究機構，而這過程卻令人意外地在向來內部意見分歧的女性主義學術圈中，幾乎未有衝突或相應的批判立場，是什麼背景和可能的原因導致女性主義學者們一致認同並投入其中？在這種大家都一樣是女性主義者的語境下，會不會模糊並弱化了原先批判主流女性主義論述的政治力道？
繼上一篇談義大利十八世紀學術體制中的女性Bassi、Tambroni和Dalle Donne，接著談第二部份，1990年代、後冷戰時期的女性所遭逢的另一場戰爭——科學戰爭，而這場戰爭又如何讓女性主義者們以連結第一波與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來回應「女性大腦」的神話。
Govoni併置1790與1990年代女性的學術發展，分析橫跨兩個世紀，女性學者們如何同樣透過建構一種「女性網絡」，來面對不同時空背景下的「戰爭」與「女性大腦」神話。感覺在閱讀的過程中也分享了一點這種跨時和共時的網絡體驗——而我認為這是單純的演化生物學式的連結所做不到的。
基建於生物本質論的建構式觀點，看似將能動性的身體重新納入討論，但究其本身仍舊在生殖差異的框架下來理解我們的身體。Lancaster的立場為典型的雙元論場，性別既是機械般的生物程序，亦是受性別角色互動影響的畫布。最終，基礎的生物性仍作為最後還原的解釋力，使在生物性的框架中各種社會制度都行得通。
在整理女性主義與後結構主義遭逢時的三種態度後，循第三條路徑的Canning企圖重寫「經驗」與「論述」這兩個術語的意涵，帶出前者隱含的能動性，以及後者之中的身份概念。
寒假整理了閱讀書單，預計接下來會陸續把閱讀筆記放上來。這次讀歷史學家Kathleen Canning的文章“Feminist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Historicizing Discourse and Experience”（1994）。
結果2025年新的學期開始就忙的不可開交，這學期貪心的修了三門課，排在同一天從早到晚。除了每周要趕在上課日前閱讀近十篇的paper外，上課當天也很考驗體力，早上六點半出門，往往到晚上九點半才回家。讀的很快，也沒有好好寫成筆記放上來，感覺有點可惜。
田野工作能夠讓真實立體化，這是什麼意思？卯靜儒（2003）在〈性別、族群與教學：教師生涯發展傳記史研究之初探〉中，批判傳統對「教師生涯的線性想像」，認為以教師作為職業者，關鍵在於「是否具備知識」，在一路直（職）升的師範體系裡，忽略了教師作為人的多元生命經驗。
這個光是用想的就覺得好累的田野工作是怎麼一回事？由謝國雄主編的《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提到，田野工作是四位一體的活動，由可見的「技法」與「基本議題」，以及隱含的「存在論」與「認識論」這四者交織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