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不是神話：一套打造永續幸福國度的方法論》由三位挪威作者共同執筆，旨在透過回應對北歐模式福利體制的批評，引出，並闡釋北歐模式的倫理觀與實用主義精神。作者特別提醒，這裡分析比較的北歐模式僅限斯堪地那維亞三國，挪威、丹麥與瑞典，並選擇使用概念較清晰的「社會民主」一詞，而非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
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同時受到極左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和右派自由主義的批評，前者將參與「雇主－工會－國家」三方協商的工會視為接受妥協的絆腳石，反而阻礙了無產階級革命。後者則認為完整的福利體制會養出依賴國家金援的懶惰人民，以及被國家強行介入的市場，將失去自由，變得無效率和缺乏競爭力，因為國家本身即笨重的機械。自由主義舉例到，北歐模式未排富的財富重新分配政策，正是無效率、資源無法被有效利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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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三者之間有激烈的理念之爭，但相同的是，三者皆對「自由」有深切的關懷。更進一步說，在這三種不同立場背後，是對不同種自由的追求，而再追求的背後，則展開對平等的不同理解。就英國哲學家Isaiah Berlin而言，自由分成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前者指不受干涉的自由，後者指更進一步自我實現的自由；右派的自由為消極自由，左派則屬積極自由。於是左派聚焦於使個人無法自由發展的結構，並企圖彌平結構上的不平等，而右派則消極面對，以免對個人自由干涉過多，只在必要時給予窮人補助金（他們要怎麼花是他們的自由）。
乍看之下採取混合經濟的社會民主像是既不右也不夠左的四不像，但回到歷史脈絡來看，二戰後各國面對金融風暴的挑戰，社會民主走出第三條路是非常自然的。面對視政府為問題本身的右派勢力崛起，自由主義主張政府應像守夜人般，只需負責最低限度的公共財建設，如路燈、道路，以及組織警察、軍隊，讓人民之間互不侵犯自由即可。右派讓國營事業私有化，擁抱供給面經濟學，大張旗鼓的舉措獲得不少支持，催使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為了重新奪回主導權，想到一方面接受全球市場力量，一方面保障每個人自由的方法：以大國家來引導市場。換言之，社會民主並未拋棄核心精神，而是接受並動態調整那不可避免的全球化下的經濟衝擊。
那麼社會民主其追求自由的治理策略，能夠回應最一開始左右兩方來的夾擊嗎？作者回覆到，首先，強調政策大餅必須有相對應可執行策略的社會民主，拒絕僅存在於抽象理論中的馬克思社會主義烏托邦。其次，國家普及教育機鼓勵人民自我探索並追求，而在平等的社會裡，人民能透過工作來自我實現，故事實上並未養出一群拖垮財政的懶惰人民。再者，國家介入的市場實際上效率更好，更有競爭力，在金融風暴時，勞方和資方能透過國家主導，避免長期爭執，以迅速調整適應策略。如勞方同意特殊期間不漲工資，讓資方將資金投入在產業升級以因應市場變化。此外，保障最低薪資、讓薪資低落差的國家介入措施，讓企業主為了生存，積極創新、尋求高生產的營運模式，而不適於市場的低效率企業，在無法透過壓低工資來獲利的情況下，自動從市場中淘汰。最後，未排富的分配政策，能夠作為福利普及的代表，將不同階級、財富狀況的人凝聚在一起，整體而言使每個人更願意納稅，形成更好的資源循環，故效率其實更好。況且，通過資產調產的排富分配，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與時間，反而使效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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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北歐模式社會民主的福利運作方式具有以下特點：（1）全面性與高效率的福利國家；（2）低落差薪資結構；（3）普遍的工會化；（4）「雇主－工會－國家」的普遍合作，建立一套社會夥伴之間的談判為基礎的經濟制度；（5）勞動市場相當彈性化；（6）普及教育，鼓勵人民就業與自我實現。由此我們要進一步討論的是，究竟社會民主運作背後的精神是什麼？其如何理解人民和國家之間的關係？
探討上述問題，或許可以借用德國社會學家Max Weber其對「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之考察法，對比到社會民主，轉變為「社會民主倫理與實用主義的精神」。粗略來說，Weber認為催生出資本主義的個人，之所以表面看來成為不斷累積財富的守財奴，甚至視時間就是金錢，背後存在著一套基督新教倫理觀。相對於舊教，雖然個人無須再透過教會便能夠因信稱義、成為神的選民，但同時也產生沒了教會的某種保證、個人該如何證明自己是神的選民的問題。在個人主義的轉向下，我們不再只顧著抬頭仰望，而是聚焦在如何經營與神的關係，而這個關係的體現，便是個人－世俗社會。更進一層，個人如何在世俗社會中展現得救的證明，其體現物就是財富。越多的金錢，代表你與神有越深厚的連結，更像是神的選民。
從Weber的考察汲取靈感，把握社會民主的特點來剖析其運作邏輯，我們看到社會民主的人民相信集體力量、相信政治至上但卻不是集權主義，因為國家的介入，可以由上而下的找到個人參與的痕跡。之所以如此，始於戰後動員的人民力量，在十幾二十年的社會運動中培養出互助與共同體精神。而當時的社會運動者，也紛紛進入議會成為體制改革者，成為制定國家政策的具體個人。普遍的工會，亦使一定比例的人民能夠具體參與三方協商，而協商結果。更直接成為國家政策。在日常生活中，人民會自組活躍的社團組織，形成互助的鄰里關係。因此就社會民主的人民而言，政治是從個人－鄰里－社區－工會－政黨－國家，逐漸上升的一系列自治過程，反過來說國家也一層層受到人民的監督。政治的連續體也是日常的連續體，也是歷史的身體。如此強調互動、溝通、變化的倫理觀，一併催生出在治理策略上，注重手段勝於目的、不介意意識形態純淨與否、認為能用就用、保持彈性、充滿學習力的實用主義的精神。當然，方法（手段）應該與時俱進，是在價值觀（目的）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正如1952年詹金斯發表《新費邊社文集》，討論社會民主運動應該如何理解平等：
社會民主派不應該浪費時間去思考如何打造一個完美的社會，而是應該關注世界的現狀，努力讓它變得更好。（註1，p. 365）
社會民主必須持續以知識為基礎去制定政策，才能確保政策能夠賦予所有人更多機會。（註1，p. 378）
作者認為，詹金斯的觀點很適合拿來解釋社會民主運動在二戰後對於「實用主義」以及「治理能力」的追求。社會民主一方面選擇有效執行的策略，贏得多數選民支持，一方面保持基進，不斷找方法讓社會更平等（註1，p. 366）。而我認為，帶有修正主義本能的社會民主，之所以能夠以「一次一小步」，來調和妥協與改革來實現基進主義，背後存在一個與極右自由主義、極左社會主義截然不同的「相信」。社會民主相信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之間能夠溝通，他們相信溝通可能，所以信任國家。對這個信任的維護和實踐，正是那些生活裡大大小小的鄰里互動、社會運動、工會組織與三方協商。在社會民主倫理與實用主義的精神之下，如作者所言，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反觀極右自由主義和極左社會主義兩者在國家－市場、國家－人民之間塑造的對立態度，則來自溝通障礙與深刻的不信任，以及個人與國家之間有名無實的互動關係。如何消弭對立態度？就台灣來看，擺脫威權壓迫、去寬恕與和解，才能重新建立連結。但是講起來簡單，如何以實用主義的精神來執行呢？或許從我們已經看到的擺脫對下一代威權管教，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和關心政治的這一代人身上，以及在太陽花學運誕生、努力翻譯本書的經民連，可以發現一個實踐的方法。
註
【延伸閱讀】
平等與社會（一）：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