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出版的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一書中，Pickett和Wilkinson描述到：現代社會的我們活在物質與技術成就的巔峰，卻發現自己充滿焦慮和抑鬱，擔心他人眼光、對友誼缺乏信心。在缺乏社交情況下，容易轉向暴飲暴食、強迫購物和消費，或是沉溺於酒精、精神藥物與非法毒品。我們談論生活的艱難，同時，生活的奢華與浪費，卻已達到威脅地球的程度（註1，p.3）。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內頁
這樣的說法我們並不陌生，在1990年新自由主義的反撲話語中，國家社福資金能夠順理成章的縮減，因為我們作為能動主體必須為自己的不幸負責。2014年，在那本《被討厭的勇氣》中，哲學老人家藉阿德勒心理學告訴我們年輕人，不幸肇因於希望達到某種目的的你。2025年，在錫蘭所揭露的台灣LGAT課程裡，導師對學員吼著「要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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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ett和Wilkinson，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作者有不同看法。他們先是發現到一個值得考察的現象。在《渴望平衡》（Yearning for Balance）的全美調查報告中，絕大多數人都表示，希望社會遠離貪婪和過度，轉向注重人與人之間連結的生活方式。然而這群人卻也同時認為，大多數其他人並不如此，其他人總是孤立、自私和不負責任。故與其他人想法不同，讓他們常感到孤立。最後這群人被召集在一起，他們才驚訝地發現原來許多人與自己抱持相同的觀點（註1，pp.3-4）。
Pickett和Wilkinson指出，對社會價值流失的焦慮，以及我們被吸引至物質追求的過程，往往被視為純粹的個人矛盾，使我們與他人更加疏離，而非將我們凝聚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註1，p.4）。也是因為這個歸因，許多富裕國家的政策聚焦在限於個人的解決方案與治療，政治思維似乎就在這裡停滯不前。不同於新自由主義式的幸福論，Pickett和Wilkinson認為，如果我們要進一步提升生活品質，就必須將注意力從物質標準與經濟增長，轉向提升整個社會的心理與社會福祉（註1，p.4）。相較於Csikszentmihalyi「個人應該負起擺脫社會獎懲機制的責任」的主張，對Pickett和Wilkinson來說，我們應該一起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從而透過政治，比如改變我們的投票選擇，以及提出我們的訴求，來共同創造一個擺脫獎懲機制的社會。
Pickett和Wilkinson企圖展開一幅新圖景：社會關係的品質建立在物質基礎上，而收入差距的規模，則對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具有強大影響力。因此，「不平等的規模」對我們心理健康影響重大，「轉向提升整個社會的心理與社會福祉」才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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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量化分析，Pickett和Wilkinson再次證明兩點：一，在較貧窮的國家，經濟發展對人類福祉至關重要，當物質生活水準提升，客觀福祉（如壽命）與主觀福祉（如幸福感）都會顯著改善。二，當國家步入富裕行列後，收入的進一步增長對人民福祉的影響便日益減弱。針對第二點作者進一步發現到，社會內部的收入差距極為關鍵，而有這兩種可能（註1，p.10）：
第一種可能性是，在富裕國家，真正影響個人生活品質的並非實際的收入水平，而是與同一社會內其他人的比較。也許，影響個人福祉的不是國家的平均生活水準，而是你在社會階層中的位置——你比其他人過得更好，還是更糟？
另一種可能性則是，社會健康梯度並非源於相對收入或社會地位對健康的影響，而是來自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的結果——較健康的人較容易向上流動，而較不健康的人則可能被社會階層篩選到下層。
為了支持上述觀點，作者首先談「使我們感到不幸福的社會問題」。許多研究皆顯示，較不平等的國家更常出現以下社會問題（註1，p.19）：
- 社會信任程度
- 心理健康問題（包括藥物與酒精成癮）
- 預期壽命與嬰兒死亡率
- 肥胖率
- 兒童教育表現
- 青少年生育率
- 謀殺率
- 監禁率
- 社會流動性（美國各州無此數據）
換言之，收入不平等會加劇健康與社會問題的發生率，提高平均收入並不能有效減少這些社會問題，真正的關鍵在於縮小收入差距。而可能面對的批評是兩種常見的假設（註1，p.19），即社會問題來自「個人」生活環境（如貧困、不良住房、營養不良、教育機會匱乏等）、特質（健康不佳、學業成績低落、青少年懷孕）的影響，故要解決社會問題，必須從改善個人因素著手。在政策上，我們聘請醫生與護理人員來治療疾病、動用警察與監獄來應對犯罪、依賴補救教師與教育心理學家來解決學業問題；並透過社工、戒毒中心、精神科服務與健康促進專家來應對其他各種社會問題。然而不僅服務成本高，也無法阻止「再生產」這些問題，以及延續到下一代。
Pickett和Wilkinson認為，收入不平等反映了社會階層化的程度，透過量化分析，顯示收入不平等與「社會階層梯度」以及「社會階層的範圍」有關。是此，真正重要的是改善整個社會範圍內的不平等程度，而非僅僅關注某個小區域內的資源不均衡。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思想家認為不平等具有社會分裂性，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框架，讓社會區隔與階級文化得以形成與延續。而這也回應了為什麼人們擁有相同的想法卻彼此分裂，正如我們一開始在《渴望平衡》調查中見到的。
最後Pickett和Wilkinson重申，一個國家的健康標準，乃至於各種重要社會指標的表現，主要由社會的不平等程度決定。如果我們想知道為何某個國家的整體表現優於或劣於另一個國家，首要關注的應該是該國的不平等程度（註1，pp.28-29）。這也意味著，促進健康公平、提升學童學業表現，以及提高國家整體競爭力，並不是彼此分離的目標——降低社會不平等，才是同時實現這些目標的最佳途徑。舉例來說，如果一個國家希望提升學童的平均學業成就，那麼它必須解決導致學業成就社會梯度變得更加陡峭的不平等問題。這再次印證，社會公平不只是道德議題，而是決定一個國家長遠發展與競爭力的核心要素（註1，p.29）。
註
- Pickett, K. & R. Wilkinson. (2010).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Ch. 1-2).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延伸閱讀】
《被討厭的勇氣》（上）：「否定心理創傷」是一種邏輯語言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