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社會學家Esping-Andersen在《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第一章中，嘗試回應兩個問題：第一，隨著社會公民權利的擴張，階級的凸顯是否會減少？易言之，福利國家能否根本地轉變資本主義社會？第二，什麼是在福利國家發展背後的決定力量？（註1，p.22）這些問題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十九世紀便成為政治經濟學家們爭論的主題。就Esping-Andersen看來，不管是自由的、保守的或是馬克思主義信條的，都著迷於探討資本主義與福利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往往聚焦在國家／民主與市場／財產之間的關係。
接著Esping-Andersen梳理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不同立場，而擺放到福利國家的討論中，學者們則企圖找出福利國家出現的普遍法則或體系，大致分為結構論取向與制度論取向，然而，這兩種取向皆有不足。那麼階級動員論會是合適的解釋嗎？Esping-Andersen認為不只如此，至於還有哪些？我們有必要從頭界定什麼是福利國家。Esping-Andersen汲取Therborn、Titmuss、Marshall的理論資源並加以擴充，提出權利與去商品化概念，而修正不平等結構的福利國家，就其本身就是一個階層化體系，是一個積極維持社會關係秩序的力量。
延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遺緒，Esping-Andersen提出知名的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體制（regime）」。必須注意的是，之所以是「體制」，是因為在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影響下，沒有任何一個具體的國家百分之百地符合其中一個。那麼，來到最後一個關鍵問題，是什麼造成這些福利國家之間的差異？什麼是它們背後的決定性力量？Esping-Andersen指出三個特別重要的因素：階級動員的本質、階級政治聯盟的結構，以及體制制度化過程中的歷史遺緒。＊＊＊
讓我們回到最一開始，討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遺緒。面對絕對特權與貪汙橫行的國家，自由主義攻擊壓制自由和進取的政府體系，並擁護市場資本主義，認為市場能作為人民自由發展的場域。如Adam Smith 和J. S. Mill皆採此立場，但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前者拒絕任何其他形式的社會保護，後者則同意少量的政治規則進入。對自由主義者而言，民主是用來削減財產權的工具，並擔心普遍的選舉權讓政治得以干擾市場，並助長無效率的蔓延。不同於自由主義在「國家／民主－市場／財產」二分法中選擇了後者，保守主義者認為，粗糙的金錢交易無法達成自由主義的預期效果，最理想的應該是專制，才能避免資本主義所引發的階級鬥爭。如其中一派提倡「君主式福利國家」，認為有效率的生產體系不來自競爭，而是來自紀律，才能調和國家、社區和個人的利益。保守主義擔心社會平等化，認為階級才是既定、自然的現象，但是階級衝突卻不是，故主張大政府的介入。
至於社會主義，則對議會制是否有助於勞工階級解放，還是只是資本主義適度宣洩的溝渠有諸多討論。其中德、奧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在理論上推進，認為社會政策將一種異化的成份引進到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之中，它是一匹「特洛伊木馬」，它穿破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界線（註1，p.25）。這條思路爾後影響了社會民主，其接受議會改革作為追求平等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並基於以下兩點預設：第一，勞工需要社會資源才能參與，以作為社會主義的公民。第二，社會政策不只關於解放，也是經濟效率的先決條件。就此而言，福利政策具有一種戰略價值。
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下，有關福利國家的詮釋受兩種取向所主導：結構論與制度論。
結構論取向認為整體結構像是有「意志」（will）般會自行運作，故此論者企圖掌握整體性的發展邏輯。其中一派以「社會與經濟再生產」功能論來理解，從工業社會發展理論開端，強調工業化是產生社會政策的必要條件。工業化摧毀了家庭、教堂等互助、凝聚的功能，故再生產出福利國家以維持有效率的組織模式。但這樣的說法與歷史並不吻合，事實是社會政策在傳統社區被摧毀後五十、一百年才出現。另外一派，則是新興的結構論馬克思主義，認為福利國家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不可避免的產物，資本主義的矛盾迫使社會改革出現。這裡預設了權力是結構的，以及國家具相對的領導地位。然而，既然勞工已自願性的服從資本主義，也就是說勞工的忠誠已獲得確保，那麼為什麼國家還要撥高額的福利預算。此外，有些福利國家並不能自「生產模式」的分析中推導出來，如某些東歐國家既非標準的社會主義，亦非資本主義，卻也是福利國家。
換到另一面，制度論取向主張，任何將經濟自社會與政治制度中分離出來的努力都會破壞人類社會，經濟必須深嵌於社會的社區之中才能存在（註1，p.29）。如Polanyi便認為，社會政策是社會經濟不斷整合所必需的一個先決條件。其中一派制度演化論認為，福利國家容易出現在小型、開放的經濟體，這些經濟體在國際市場上尤其脆弱，當企業與勞工都被超越過內的勢力所掌控時，較有可能透過政府與利益的協調來避免衝突。另外一派則認為，福利國家催生自民主制度，不管是勞工還是資本家都會希望獲得市場風險的補償，而民主是一個無法拒絕多數人的制度，保護措施也應運而生。但制度論也同樣面臨實證問題，第一個福利國家立法出現是在民主制度之前，且立法的目的恰恰是去阻止民主制度誕生。
那麼來自社會民主的階級動員理論，會是合理的解釋嗎？此派論者並不必然反對結構論或制度論，但強調議會制能夠將動員出來的權力轉化為大家所期待的政策與改革，因為福利國家本身，就是一個權力資源。然而如何界定權力動員的條件？工會組織程度？選票分配比例？左派或工黨佔內閣的席次？一個變遷動因的權力程度，不能單靠其所擁有的資源來衡量。Esping-Andersen進一步整理了三點根本性的批評。第一，決策可能會從轉到調解利益的組合主義。第二，歷史上工黨影響福利決策的情況少之又少，這樣的說法會不會犯了太過「瑞典中心主義」的問題，我們應該探問的是在什麼條件下，勞工會成為社會主義者。第三，認為選票、工會化，或席次在數量上的增加，即會轉化成更具福利國家主義色彩，是過於直線式的權力觀點。從對階級動員的反思出發，Esping-Andersen認為Barrington Moore探討現代國家轉型的問題時，所提出的階級聯盟理論是一個可能進路。
通過以上爬梳，Esping-Andersen進一步論到，我們必須從「社會關係」的角度來思考，而非只是社會類型。一方面，結構功能的解釋觀點能辨識出福利國家趨於現代化結果，而階級動員典範所觀察到的是大的、但卻是直線分配的差異，諸如聯盟取向之類的互動模式則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導到不同的福利國家體制（註1，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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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論典範有一個共通點，即對福利國家本身是什麼著墨並不多，而對福利國家的研究，則是從對其他現象的關注而來，例如權力、工業化、資本主義矛盾等等。現在，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什麼是福利國家？否則我們無法檢證各個彼此爭執不休的論點。Therborn（1983）建議從歷史轉型來判斷一個國家是否，以及何時才是一個福利國家，因為福利國家的大部分活動必須是要服務家戶的福利需求的。然而單從支出與人力來測量，我們會發現在1970年以前，沒有一個國家能被稱之為福利國家。Titmuss（1958）則典型地將福利國家區分為殘補的與制度的。前者是指當家庭或市場失靈時，國家才介入並負起福利責任，福利只限定在邊緣團體。後者則普遍性地著重在整個人口上，蘊含一個制度化的福利承諾，以垂直分配社會福利。此種分類雖不夠細緻，但有助於我們將討論重置於福利的內涵之上，且與Marshall（1950）主張有相應之處，其認為福利國家的核心概念是社會公民權利。當然，也有從理論上選擇出分析判準，以判斷一國是否達到福利國家的分數，但卻是反歷史的進路。
Esping-Andersen揉合了Therborn、Titmuss以及Marshall的討論，指出：福利國家不能單從權利賦予的觀點來理解，我們必須將國家活動如何與市場和家庭在社會措施中的角色結合在一起，也納入考量。易言之，社會關係，才是探討什麼是福利國家的核心。Esping-Andersen提出著名的「權利與去商品化」概念，從而延伸出三個福利國家體制。
當市場成為普遍的而且是具主導地位之後，個人的福利才開始整個依賴金錢交易關係。剝去社會中除了勞動契約之外的其他確保社會再生產的制度安排，所剩的即意味著人們已被商品化了。接著，現代社會權的引進則隱含此種純粹商品地位的鬆綁。去商品化是出現在當服務是被視為一種權利時、以及當一個人不必仰賴市場而能維持其生活時（註1，p.39）。
循著「權利與去商品化」概念，去商品化程度最低的模式，為以社會救助為主導的福利國家，權利賦予是依據需求，然而當需求調查等同於資產調查，其結果反而增強了市場的力量，因為除了在市場上失敗的人之外，所有人都被鼓勵從私人部門中取得福利。典型的代表為美國，其中鼓勵市場競爭的自由主義思維，暗暗影響著去商品化的程度。去商品化程度次之的模式，為奉行強制性的國家社會保險，並有相當嚴格的領取條件。以德國為例，極度取決於制度設計的社會保險，實際上仰賴個人的職業和工作成就。也就是說，個人將依其職業成就投保，並因此有不同待遇，權利賦予雖普及但卻有明顯的階級差異。至於去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模式，即貝佛里奇式（英國經濟學家Beveridge提出）的公民給付。它提供一個基本、平等的給付給所有人，而不論其之前的薪資、保費繳納、或是成就表現。這類方案也面臨困難，很難給付到一定水準，使個人真的有選擇工作的能力。總結以上討論，就Esping-Andersen看來，福利國家就其本質就是一個階層化的體系，權力賦予與去商品化程度，深刻影響階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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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權利與去商品化」概念，Esping-Andersen提出福利國家的三種體制，如下表整理。
既然福利國家能被歸類為三種不同的體制型態，那麼產生差異的原因是什麼？Esping-Andersen發現有三個特別重要的因素：階級動員的本質、階級政治聯盟的結構，以及體制制度化過程中的歷史遺緒。除了前面已整理到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遺緒，Esping-Andersen爬梳了歷史上階級動員並形成政治聯盟的過程，發現二戰之前，不管是北歐諸國還是美國，紅綠聯盟乃催生福利政策的必要條件。二戰後新中產階級崛起，如何拉攏逐漸廣大、不需依賴福利政策的新中產階級成為政策支持者，便成為福利國家的主要課題。殘補式的福利國家並未積極，或未成功拉攏新中產階級，制度式則開放更高階的保險層級，讓新中產階級能夠有別於一般勞工，額外獲得一筆保險金。保守主義式的福利國家，則採大規模年金改革，企圖恢復新中產階級的忠誠。
註
-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p. 9-3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本：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第一章）
【延伸閱讀】
平等與社會（一）：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