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上次討論，我們能在性騷擾論述脈絡中，看到受害者形象如何轉變。首先從1970年代面對不公的憤怒主體，變成飽受心理創傷的被動與柔弱主體。而到了1990年，以至爾後的30年，被賦權的受害者又成為必須對自己負責的能動者。本書作者Lazard指出，這樣的轉變是政治性的，同時也是對抗性的，性騷擾受害者（主要是指女性）被擺在「能動性即善，被動性即惡」的二元對立框架中，並在其中游移，以識時務地符應於當前的異性戀常規。這樣的常規我們並不陌生，像是台灣「母豬教」事件中的「愛女－厭女」結構，規範什麼是好女人、什麼是壞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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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出現的「性騷擾」論述，挑戰了社會結構中的文化支架：異性戀常規。受害者的建構與社會不公正緊密相連，這一點可以從 1975 年《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女性開始公開反對職場性騷擾》（Nemy, 1975）中清楚地體現出來（註1，p.44）。受害者被呈現為「決心堅定且憤怒（但並非病態怨恨）的變革推動者」（註1，p.46）。然而到了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焦點從社會不公正轉向女性的情感困擾與性暴力的心理後果（Loney-Howes, 2019）。我們所想到的受害者（女性），是一個優柔寡斷、憂鬱、哭泣、無助、被動、等待救援的主體，然而同時，也使加害者（男性）成為暴力的根源。要怎麼解決性騷擾？被簡單的與解決男性連結，也因此在反撲話語中，往往理解為女性主義者仇恨男性，並被視為對公民自由的威脅，甚至被調侃的稱之為「受害者女性主義」（victim feminism）。在台灣演藝圈#MeToo運動中，我們也看到類似觀點，有人認為這是一場「你說什麼就是什麼」的「獵巫行動」。
到了1990年代，試圖擺脫女性被動框架的後女性主義（postfeminist），巧妙地與流行文化帶起的新女性形象結合，能動與賦權被視為女性受害化的解藥。許多研究紛紛指出，這樣的論述將帶來更進一步的壓迫。如Burkett和Hamilton提到，後女性主義敏感性強迫女性展現性別能動性，忽視了同意的持續協商，因為當性別平等時，女性不能再表達不安。Pomerantz認為，當女性聲稱自己經歷過性別歧視時，她們同時也在聲明某些人對她們擁有權力。這一主張將女性和女孩定位為無權的受害者，並削弱了她們將自己與獨立且賦權的女性形象對接的能力。而從新自由主義框架來看，Baker提到，受害者身份成為自我創造的產物，痛苦成為心理上的選擇，而不是由錯誤所強加。Conley更精闢指出，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這樣的歸因提供國家對女性性暴力和家庭暴力削減服務資金的理由（註1，p.53）。在台灣，輔大夏林清教授對受害女學生說「我不要聽一個受害者的版本，我要聽你作為一個女人在這件事裡面經驗到什麼！不要亂踩上一個受害者的位置！」。
那麼這樣的壓迫結構，又如何爆發出反動危機的呢？#MeToo運動，如何代表一次非凡的歷史性轉變？指標性的轉變，在於受害者不再是歷史上那種受到抨擊的身份，似乎沒有妨礙個人加入揭露聲音的行列（註1，p.53）。受害者似乎不再是歷史上困擾的身份，然而作為點燃運動怒火的特權階級女星們，所展現的自信、能動性、號召力和影響力，難道不是再次加強了「能動性即善，被動性即惡」的二元框架嗎？對此，Lazard有不一樣的看法，並認為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演員Judd、歌手Swift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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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歌手Taylor Swift控告電台DJ David Mueller在兩人合影時抬起他的裙子並抓住他的屁股。從CBS新聞摘錄中，我們看到報導將焦點放在Swift的賦權，而非他的痛苦與受害。在法庭上，Mueller的律師質問「那為什麼你的裙子前面沒有移動？」，Swift答「因為我的屁股在我身體的後面！」（註1，p.56）Swift回答直截了當、嚴厲且毫不動搖，並表示，他不會讓Mueller的律師讓他覺得這是他的錯：「我不會讓你或你的客戶讓我覺得這是我的錯，因為這不是我的錯」、「我正在為他的生活中不幸的事件負責，而這些事件是他自己的決定的結果，而不是我的」（註1，p.56）。透過律師荒謬的質問，Swift被描繪成機智、堅強，「對抗性」表現與被動的受害者化觀念形成對比，並成功將責任重新歸咎於Mueller，代表了對二次受害化的公開拒絕。
二次受害化的問題，同樣出現在演員Ashley Judd的反思中。2015年的訪談中，Judd反思到「我有一種感覺，如果這個內容在線上，大家有機會發表評論，很多人會說，『你為什麼不離開那個房間？』這是受害者指責」。接著Judd問題化了自己對自我指責的反思，反映出受害者指責更廣泛的文化回應：「我曾經對自己很苛刻。這是過程的一部分。我們將羞恥內化。〔...〕我對自己很嚴厲，因為我沒有說：『好吧，混蛋，我報警』。〔...〕事實上，我所做的是非常聰明和自保的。這是我們內化這些態度的另一個層面，而和其他人交流是如此重要，因為這樣才能採取行動」（註1，p.57）。
Lazard認為，如同研究者McCaffery、Stringer所說，對Swift和Judd的論述，不能簡單地用「能動性即善，被動性即惡」框架來套、視之為「女性主義賦權」的重演。首先，論述中「女性主義」一詞或「能動性即善」概念出現的少之又少，意味著不旨在對抗「被動性即惡」。反之所呈現的，聚焦在受害者的一系列經歷，即他們受害、反思、站出來、發聲，到現在的一系列過程。簡言之首要呈現的，是他們如何透過拒絕合作，來顛覆受害經歷的「過程」。受害者有了歷史而變得立體，不再是單薄的能動者或受害者，而應該用生還者或倖存者，來表示他們是從受害當下走到現在的生活連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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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學者指出#MeToo運動中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的問題。Boyle（2019）指出《時代》雜誌引用了一種非常選擇性的白人自由女性主義歷史，儘管標籤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但仍然是白人特權女性的受害經歷最為顯著，相較之下，凸顯出對MeToo運動發起人，非裔美國民權活動家Tarana Burke的忽視。Mohanty（2012）也提到，女性作為受害者的刻板印象，通常將非西方女性描述為更為受害的。在這種語境下，行動力可以理解為白人女性的賦權表達（如Amos & Parmar，2001；Bulbeck，1998；Parashar，2016；Spivak，1994）。而Lazard提到的生還者概念，正是企圖透過複雜化和立體化個人經驗，來將種族、行動力議題凸顯出來，從而認可和合法化有色人種女性的經歷。
針對生還者概念，採後殖民批判的Phipps有不一樣的看法，Phipps認為，當前女性主義趨勢都是在白人框架中形成的。首先，「受害身份所附帶的脆弱性對白人女性而言，比對有色人種女性更容易取得」，故被轉化成堅韌生還者的也只有白女人，而這個堅韌，已成為新自由主義理想中好公民的附屬品，這些人對自己的生活負責並克服逆境。這些受害者，在新自由主義父權制中被編碼為白人和中產階級（註1，p.59）。對Phipps（2019）來說，這些文化模式突顯了「女性在當代受害身份與生還身份、受傷與堅韌之間的雙重困境」（註1，p.59）。換言之，Phipps不同於Lazard，他認為生還者並未擺脫二元框架，只是新自由主義下「能動者」的再次變體。
對此，Lazard精彩的回覆到，Phipps的批評同時也顯示出過分依賴「特權白人女性被描繪為脆弱、弱小和性脆弱」的文化表徵。儘管這的確相關，但顯然案例的論述重點並不在此，並不以脆弱為主題，而是根本性地聚焦在挑戰受害身份，推翻女性受害的傳統理想。Lazard繼續談到，我們當然可以將Swift的報導理解為一位有權女性利用國家授權的方法，將一個男人繩之以法的故事，這並不顛覆現有秩序，並且專注於自我努力，以賦權自己符合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精神。然而，這並不是Swift和Judd個人見證的唯一意涵，因為他們，已成為女性主義集體行動的一部份（註1，pp.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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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Lazard主張，在繪製受害者政治的地圖時，關於行動力和被動性之間的極化可以靈活運用，服務於舊有和新的異性戀規範理想和特權體系（註1，p.62）。如Worrell（2003）所言，這些運用塑造了「誰能發聲、他們能說什麼以及他們的聲音獲得什麼合法性」（註1，p.62）。Gavey（2018）也提到「在這些空間中，來自各種不同的抵抗敘事可以被聽見。這包括那些女性反擊並取得勝利的敘事，也包括那些並未被經歷所心理摧殘的女性的敘事」，他並沒有排斥受害語言，而是主張應該朝著正當化各種抵抗敘事的方向發展，由此我們才有機會如Stringer所說，接觸被隱藏的女性主義豐富歷史，以重新奪回受害身份。
這樣的受害者政治地圖，就像是德國歷史哲學家Benjamin的星陣歷史結構，我們必須去談它，才能展開新的場域。藉此尋找族人，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
註
- Lazard, Lisa. Sexual Harassment, Psychology and Feminism: MeToo, Victim Politics and Predators in Neoliberal Times. Palgrave Pivot, 2020.
【延伸閱讀】
Sexual Harassment, Psychology and Feminism（一）導論：我們共同創造的生活連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