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Open University心理學與諮商學院的Lisa Lazard，在《性騷擾、心理學與女性主義：#MeToo、受害者政治與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掠食者》一書中，分別探討「工作場所中的性騷擾」、「性騷擾中的受害者政治」、「男性作為性騷擾的受害者」、「性騷擾的加害者形象」等以性騷擾為核心的論題。Lazard透過歷史中性別景觀的三大變遷，為我們鋪陳上述主題的背景與重要性：第一，介紹「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 一詞在1970年代出現時的歷史背景與學術影響。第二，說明女性主義如何強調異性戀常規與性騷擾之間的關聯，如異性戀常規如何性別化主體， 撰寫「男主動－女被動」的互動腳本。第三，描述1990年代後女性主義與流行文化、新自由主義的結盟反撲，透過賦權女性，使成為自由選擇且必須負責的能動者。
#MeToo運動源於好萊塢演藝圈女性的共同經歷——遭遇好萊塢試鏡沙發的性騷擾，這是「以性換取工作安全、福利或合理待遇」的方式進行的交換性騷擾（MacKinnon, 1979）（註1，p.3）。在#MeToo之前，很少有人正式或非正式地披露自己的經歷。事實上，女性不願將自身經歷界定為性騷擾並尋求補救（註1，p.2）。此運動可以說是前所未見的爆發現象，如Connell所說，歷史內在的「矛盾」動力能夠推動歷史變革。穩固的社會結構中暗藏對壓迫的控制與積累，控制不了或是壓力積累到一定程度，便突然爆發結構危機。而Lazard想進一步探問，這個存在在壓迫結構中的「矛盾」，精確來說以什麼方式、在什麼環境中凝聚革命的力量。如同Lazard問到：我們是如何從一個對受害者進行常規社會譴責的環境，來到如今似乎對受害者更具社會支持的狀態？社會如何理解並建構性騷擾的意義？這樣的理解對加害者與受害者會帶來什麼影響？這些問題，構成了本書對性騷擾的分析框架（註1，p.3）。
＊＊＊
我們先從Lazard在導論中的第一項工作開始。Lazard說到：
儘管「性騷擾」一詞的創造有多種來源說法，但普遍認為它是在1970年代進入大眾語言的，這一現象源於《工人婦女聯盟》（WWUI）所從事的工作。WWUI成立於康奈爾大學，曾為Carmita Wood爭取，她是康奈爾的一名行政人員，遭到一名教授的性騷擾。WWUI通過支持Wood進行上訴，激起了對她待遇的批評反應。這為WWUI圍繞職場性騷擾開展的研究和宣傳中心提供了動力，最終這個中心成為紐約市性騷擾受害者的全國支持中心。WWUI進行的調查被認為是在1975年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性騷擾」一詞（Benson & Thompson, 1982）。同年，「性騷擾」一詞進入主流媒體，《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女性開始在工作場所揭露性騷擾》的文章（Nemy, 1975）。（註1，p.4）
性騷擾成為1960、70年代女性組織推動改變的目標，性騷擾的定義也擴大到如色迷迷的目光、凝視、狼叫、調戲、觸摸、性賄賂、性別歧視和異性戀主義等廣泛的行為（Fitzgerald et al., 1988; Thomas & Kitzinger, 1997）。性騷擾並非與生活脫節的單一事件，而是像「滴水水龍頭」（Wise, Stanley1987）般的生活連續體，對受害者造成深遠的影響。而通過「連續體」概念，Kelly更進一步指出，異性戀常規正是串起這連續的關鍵。性暴力的連續體，將典型的異性戀行為與性犯罪結合在一起，包括例如性騷擾、兒童性虐待、家庭暴力和強姦。這樣做的目的是闡明不同性別暴力行為與「男性和女性/女孩之間更常見的互動」之間的聯繫（Kelly, 1988, p.51）。以職場為例，Lazard整理了MacKinnon觀點：
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女性經常被排除在職場之外，這通常是通過「外部性掠食者可能對她們造成的威脅」來進行的。工人階級和貧困女性進入了不穩定的就業環境，她們經常被剝奪了與男性同僚相比，享有的工作保障或升遷的機會。因此，出現了一幅女性依賴男性掌控較高排名工作的經濟生計的畫面。對MacKinnon而言，性騷擾延續了將女性置於男性性服務中的行為。拒絕工作場所不受歡迎的性騷擾的女性也冒著遭受其他懲罰的風險，包括，如MacKinnon所指出的，遭受貶義性使用「女同性戀者」一詞的風險。（註1，pp. 5-6）
事實上，性騷擾儼然成為一種機制，來監控並規範性別的邊界。Lazard援引Wendy Hollway早期（1984、1989）對性別關係的精闢描述，為我們呈現異性戀常規下的三種話術（註1，pp. 6-7）：
Hollway認為，三個主導話語為組織異性戀關係提供了文化資源：
1. 男性性驅動話語：男性天生被迫尋求與女性的性關係。2. 擁有/維持話語：女性目的是與男性建立一個承諾關係，性在此關係中成為交換，換取的是關係的排他性、承諾和安全。3. 寬容話語：在女性性解放運動的影響下，女性被假定為平等的性主體，擁有像男性一樣的性需求。
在他的分析中，Hollway探討了男性性驅動話語和擁有/維持話語如何在高度性別化的方式中協同運作，其中男性被定位為始終準備好進行性行為，而女性的身體則激活了這種準備性。另一方面，女性被要求管理男性對性行為的欲望。
在異性戀常規的話術與框架中，學者Gavey也指出，「男主動－女被動」的互動腳本為「強暴，還是只是性？」創造可以模糊的空間。就Gavey而言，異性戀常規就像是文化的支架，建構我們在場域中該如何做性別，有怎樣的社會體現。
＊＊＊
Lazard指出，有別於過去視女性受害源自其性被動的說法，自1990年代開始，女性的性能動性和性自主權獲得了極大的關注，並逐漸納入社會對性行為的可接受範疇（註1，p. 8）。Gill、Whitehead & Kurz、Harvey、Segal等研究者們，紛紛探討這樣的氛圍，如鼓勵女性擁抱當代社會所提供的無限自由、鼓勵展現性感並主動追求性行為來取悅自己、女性身體結合主流媒體論述而變得超級性化、「色情時尚」（Porno Chic）成為主流、女性被邀請以自己的方式來詮釋性感。這波影響至今的後女性主義思潮（postfeminism）的特色之一，是與流行文化密切結合。Rivers認為Beyoncé是其中領軍人物，他在2013年的歌曲中引用了奈及利亞作家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TED演講〈我們應該都是女性主義者〉（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
乍看之下，女性賦權使性別平等的社會到來，相關犯罪率降低、性騷擾的討論也跟著沉寂一陣子，然而事實上，這只是「矛盾」結構中的反壓迫力量被很好的控制下來。這個控制從思想到身體，如Lazard所述，透過文化的理性化入侵，再擴及我們對自己身體的規訓。這個美其名女性賦權與自由的旗幟，正是後女性主義、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與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neoliberal feminism）三者交織出來的文化理性（cultural rationalities）。和Lazard一樣，我也認為Gill的研究非常到位，尤其將之視為僅僅是一種文化感知的方式（cultural sensibility），僅表面地解釋當代社會中的經驗模式，忽略了背後複雜的結構性問題。這些模式包括（註1，p. 9）：
- 將女性氣質（femininity）日益視為一種身體財產。
- 在（部分）女性的再現方式上，從「物化」（objectification）轉向「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
- 強調自我監控、自我監視和自律。
- 聚焦個人主義、選擇與賦權。
- 強調「改造」（make-over）範式。
- 自然性別差異的復興。
- 女性身體的顯著再性化（re-sexualisation）。
- 消費主義和差異的商品化。（Gill, 2011, p.4）
Gill批評到，後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文化感知方式，也包含了削弱批判性語彙，使其難以用來闡述結構性不平等和文化影響。更諷刺的是，後女性主義被認為在消解或削弱女性主義政治方面發揮了作用。更具體而言，後女性主義的論點承認女性主義的存在，但最終將其排除在外。正如 McRobbie（2004）所說：
後女性主義積極地引用並召喚女性主義，將其視為可以被納入考量的東西，以此暗示平等已經實現，從而安裝一整套新的意義系統，強調女性主義已經不再需要，已經是一股衰退的力量。（註1，p. 9）
後女性主義的賦權、自我改造和企業家精神；新自由主義的政治與經濟上的理性文化，個體被要求將自己視為一個企業，根據野心、成功與計算來規劃人生；以及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將性別不平等的結構性問題轉變為個人責任，從而避免對現有權力關係提出挑戰。將三者並置，我們很容易看出三者之間的親和性，以及所交織出來的文化理性場域中，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論述：性別薪資差距、玻璃天花板和性騷擾確實是女性職場成功的障礙，但解決之道是女性應該提升自信、增強自尊並加強個人投資（註1，p. 11）。
回過頭看，強制異性戀常規的文化支架，並未如後女性主義所言完全消失，反倒與各種新自由主義的變體結盟，再變形為更強壯的「理性文化」支架。延伸Connell的性別觀，我有怎樣的社會體現，某種程度受我所感知到的文化支架影響，這個支架貫串我的生活、成為連續體，使個人被性騷擾的經驗能夠作為該文化支架的一環來看待。而#MeToo運動之所以成功，或許可以反推來看，「沙發選角」作為文化支架，貫穿了許多人的生活，使藝人們擁有共同經歷，並且凝聚成一連續體，共同發出聲音。這個策略也同樣適用於其他場域，或許，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Habermas溝通行動的可能。
下一篇會整理本書第三章，談#MeToo運動中的受害者政治。
註
- Lazard, Lisa. Sexual Harassment, Psychology and Feminism: MeToo, Victim Politics and Predators in Neoliberal Times. Palgrave Pivot, 2020.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