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Esping-Andersen在《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中考察了福利國家發展背後的決定性力量，並以權利和去商品化程度來區分三種不同的福利國家體制：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社會民主。而階級動員的本質、階級政治聯盟的結構，以及體制制度化過程中的歷史遺緒，則被Esping-Andersen視為造成型態差異的原因。這套理論很快成為福利研究的核心，引起不少學者們的支持和批評，在上一篇我們便提到，女性主義學者們認為Esping-Andersen忽略了女性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聚焦在去商品而忽略了去家庭化的重要性。這些討論促使Esping-Andersen在1999年，以〈福利體制的比較再檢視〉 （Comparative Welfare Regimes Re-examined）一文作為回覆。總括來看，不管是女性主義的批評抑或第四個「世界」的爭議，皆未真正打擊到三種福利國家體制的根基。Sainsbury（2001）提醒我們，儘管女性主義批評並未成功，仍有值得討論的五大貢獻，並進一步分析到女性主義思維的三個特徵，如何反倒阻礙了其理論發展。最後Sainsbury主張，基於國籍或居住權的福利提供，比其他資格標準更具去家庭化的潛力，能夠真正改變性別關係。
讓我們先複習一下Esping-Andersen提出的三種福利國家體制（註1，p. 85）：
針對忽略去家庭化的批評，Esping-Andersen回應到，在早先前1990年的文章中便提出相關指標。為了突顯這點，Esping-Andersen再次測量，以佐證將這些指標集結成「去家庭化」項目，並未影響三種福利國家體制的區分，因為在1990年的研究中早已考量這點。
針對第四個「世界」的爭議，Esping-Andersen一一回應學者們所提出的例外情況，倘若存在遵循完全不同的內在邏輯的國家，那麼我們才必須建立另一個單獨的理想型——一個第四個「福利資本主義的世界」。以下整理學者們所提出的第四個國家（註1，pp. 88-94）：
- 澳大利亞及其周邊地區（Castles和Mitchell，1993）：認為澳大利亞的醫療保險本質是一項權利計劃，根據中等收入來劃定而非貧困線，故門檻低、也具需求敏感性，覆蓋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當僅研究國家福利時，似乎是一個極端的自由主義、以需求為基礎的系統，但實際上，它本質上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強調平等和工資收入者的權利。
- 地中海地區（Leibfried，1992；Lessenich，1995；Ferrera，1996）：Ferrera認為社會福利在義大利被廣泛用於政治拉攏，如果整個系統從一開始就是專門為了客戶而設計的，而非社會保障，那麼很難看出如何界定一個福利政權。Leibfried則認為，強烈的家庭（家族）主義導致南歐社會福利帶有極端的殘餘性質，因此，地中海模式的關鍵測試在於家庭，而非去商品化。
- 日本（Jones，1993；Rose和Shiratori，1986）：有別於三個體制的劃分，日本的福利體制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資本主義版本：持續的充分就業、高度規範的內部勞動市場和工業結構、壓縮的工資，以及相對平等的收入分配。這一切都被威權主義的就業實踐、保守的「一黨」民主制度和「無勞工的社會企業主義」（Pempel，1989）所覆蓋。
Esping-Andersen首先回應到，澳大利亞隨著失業率達到10％、工資不平等加劇，市場中的「工資收入者福利國家」不復存在，越來越顯示出真正的市場特徵。接著，針對保守政權進行細部的去家庭化指標測試，結果「地中海」與其他大陸歐洲國家之間沒有顯著差異。至於日本，可能還包括韓國和台灣，獨特的的資本主義版本事實上混合了自由主義的殘餘性和保守的社會企業主義，仍能被三種區分所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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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sbury（2001）認為，儘管女性主義批評並未成功，仍有五大貢獻（註2，pp. 116-120 ）：
- 將性別納入分析，關注女性與福利國家的關係。由於在很多主流的福利國家文獻中，女性往往是看不見的。
- 檢視社會計劃和社會權利如何被性別化，分析政策規則在社會福利提供中對兩性產生的有利或不利影響。如正式就業（有償工作）比非正式照顧（無償工作）帶來更好的福利國家權利，男女之間的傳統勞動分工，產生社會權利和福利水平的性別區分。
- 展示主流概念和假設如何帶有性別特徵、根植於男性經驗。如對Marshall來說，公民身份是一種賦予社會成員的身份，包含了平等的權利與義務（1950: 28–29）。社會權利則源於在公共領域的貢獻，使女性在私領域的權必須通過丈夫來實現（見Pateman 1988）。
- 強調家庭、國家和市場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結構化福利國家中的作用。主流分析將福利國家的出現，視為對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的功能性回應。相較之下，女性主義者關注公私領域之間的動態關係、邊界的變動，這兩者如何相互依賴與分離。
- 提出福利國家在男女之間的分配效應問題，分析貧困中男性與女性的構成。如分析美國的貧困研究，發現1980年代貧困女性化，源於單親女性家庭增加，以及老年人中的女性比例。
而Sainsbury也指出，女性主義視角的三個特徵，也可能反過來阻礙其理論發展。第一個特徵是，許多女性主義者對國家和福利國家深感懷疑，將之視為維護父權社會的力量，因而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第二，秉持著解放女性的批判立場，在強調女性受害與無權的同時，可能低估了女性作為變革的主體及其影響力。第三，或許由於男性支配的普遍性，女性主義理論常常以普遍的語言來表達。例如國家的特徵和特殊性被描繪成普遍性與普遍的規定，一些特徵被認為是福利國家的內在特徵，而不是福利國家的可能變體。
通過以上爬梳，Sainsbury帶著女性主義的關懷重新檢視Titmuss三模式類型與Esping-Andersen的福利國家體制，發現這兩類區分內含獨特的資格標準。在殘補模式和自由主義的體制中，權利的基礎是需求，主要來自於經濟或個人資源的不足。而成就模式和保守主義的體制，權利基礎來自勞動市場狀態。資格是通過工作、經濟表現和收入來賦予的。也就是說，要獲得福利，一個人必須是經濟活動者，且通常要通過繳費和工作測試。最後，在制度性再分配模式和社會民主體制中，主要的資格標準是國籍，此外也越來越多來自於居住資格。
由最後一點社會民主出發，Sainsbury主張基於國籍或居住的福利制度對女性尤其重要，能夠改變福利提供中的性別關係，比其他資格標準更具去家庭化的潛力（註2，pp. 126-127 ）。其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若福利和服務不再根據丈夫和妻子來區分，婚姻狀態將不再影響權利資格，而基於國籍和居住資格，將不再區分有償和無償工作，削弱了社會權利的性別劃分。
註
- Esping-Andersen, G. (1999). Comparative Welfare Regimes Re-examined. In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pp. 73-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insbury, D. (2001). Gendering Dimensions of Welfare States. In J. Fink, G. Lewis & J. Clarke (Eds.), Rethinking European Welfare: Transformations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pp. 115-129). London: The Open University and Sage Publication.
【延伸閱讀】
平等與社會（一）：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