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與社會（三）：台灣福利制度的本質與性別觀
上次討論到Esping-Andersen提出的三個福利國家體制，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民主，那麼台灣呢？這次我們先透過傅立葉〈台灣社會保險制度的社會控制本質〉一文來了解台灣福利制度的本質，是社會控制抑或去商品化？再藉由〈從性別觀點看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根據Korpi的測量指標，得出台灣既非一般家庭支持，亦非雙薪家庭支持，而是市場取向。比對來看，可知台灣在Esping-Andersen的分類裡屬自由主義福利國家體制。在最後，通過劉毓秀〈女性，國家，公民身份：歐美模式，斯堪地那維亞模式與台灣現況的比較〉，考察在福利政策上國家與女性之間的關係，以及未來可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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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葉在〈台灣社會保險制度的社會控制本質〉一文中，梳理了新馬克思與社會民主對社會福利的不同見解。簡言之，雖然新馬克思與社會民主同樣致力於去階級化，但前者視社會福利為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意在維權；反觀後者，則認為可達到去商品化、消彌階級的效果。兩者採完全相反的立場，如我們曾在《北歐不是神話》中看到的，兩者對什麼是自由、該怎麼實現平等，在目的與手段上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整體來說，新馬克思主義者大力批判社會福利，視之為主權者摸頭收編的工具。John Saville 認為之所以發展出福利國家，是為了滿足資本主義的兩個前提：效率和穩定。Saville進一步主張，福利政策雖一方面顯示勞工運動的成果，但很大程度上這些立法都是經過統治階級精算過、可接受的，且企圖以此讓勞工失去改革的目標。Ian Gough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考察英國早期福利國家形成的歷史，發現福利政策是基於統治階級的自利而產生的，而非勞工運動。James O'Connor（1973）提出更細緻的分析，將福利支出分為社會資本與社會支出。教育屬前者，目的在提高生產力以積累財富；救濟屬後者，為了穩定秩序並達成權力合法性。另外，O'Connor指出，美國1960年代急增社會支出，便是為了壓制當時的民權運動。Piven和Cloward（1971）主張，福利體系有維持社會秩序與強化工作規範的功能，與John Saville觀點遙相呼應。Adrian Sinfield、Rein、Rainwater等人在70、80年代有異曲同工的分析，他們觀察到，國家將福利轉嫁到可實質控制員工的企業內部，成為企業工作倫理或規範，這正是國家與資本家聯手進行社會控制的例子（註1，pp. 42-45）。而針對以上的批評大抵有四：一，將政策帶來的效果與目的混為一談，部分批評被視為陰謀論；二，未清楚界定社會控制的概念；三，只談對勞工階級的控制，忽略政策所影響的對象遠不只如此；四，過分強調控制，忽略解放的力量。
社會控制與去商品化之比較表。轉攝傅立葉〈台灣社會保險制度的社會控制本質〉。
透過新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和不足，傅立葉鋪墊出社會民主對社會福利的看法，但是該如何判斷社會福利為社會控制抑或去商品化？我們必須回到Esping-Andersen的去商品化概念，端視該福利是否本質上為一種服務，意在使人民擁有不必仰賴市場而能維持其生活的權利。回到我們先前的文章，可知許多國家（包括台灣）推出的濟貧法，具有汙名化並懲罰懶惰的窮人的效果，事實上無助於使人去商品化。依此判準，傅立葉整理了台灣社會保險的歷史發展，主張我國社會保險的本質，實際上是一種社會控制。首先，在與共產黨競爭政權的背景下，國民黨最早提出社會保險的主張旨在爭取支持。第二，國民黨真正首度辦理，是基於政治鎮壓與維權。第三，國民黨在台灣實施社會保險，一是為了防堵社會主義、勞工運動，二是配合經濟發展。循此進程，作者結論到，整體而言台灣的社會福利是奠基在社會控制之上的，這也意味著雖然在後來對社會福利有諸多改革，但仍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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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性別觀點看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中，傅立葉指出Esping-Andersen（1990）所提出三種福利國家體制，為女性主義學者批評僅以階級和權力資源觀點出發，缺乏「性別觀點」。大致而言，女性主義學者們認為Esping-Andersen討論福利政策在「國家－市場－個人」之間的影響時，所謂的個人其實只有男性，女性必須結婚、受限於無酬家務勞動、經濟無法獨立，在依附男性的情況下才有辦法享受次於男性養家者的福利。故此，主張必須進一步討論缺席的女性，才能完備對福利國家體制的理解，並企圖由此改寫Esping-Andersen的三種區分。
女性的經濟獨立與自主，是女性主義學者在修正Esping-Andersen的分析架構時的第一個思考方向（註2，p. 213）。Lister（1994）、McLaughlin和Glendinning（1994）指出福利國家的「去商品化」，必須伴隨著「去家庭化」（de-familialization）的發生，才能帶給婦女解放（註2，p. 215）。去家庭化並非反家庭，而是讓家庭照顧的責任從家戶中解放。主要的路徑為市場化和公共化，如私立幼托和公托。那麼從這樣的性別觀點來看，台灣的社會福利政策有什麼樣的特徵呢？傅立葉藉由Korpi的測量指標，得出台灣既非一般家庭支持，亦非雙薪家庭支持，而是市場取向。「一般家庭支持」的指標有普及式兒童津貼、兒童與未就業配偶的賦稅減免、三歲以上兒童的公共托育服務，以測量政策是否肯定家中照顧者的勞動力。「雙薪家庭支持」則包含兩歲以下幼兒的公共托育服務、有給產假、有給親職假、以及公共的老人居家服務，測量是否提供雙薪家庭有完整的照顧支持，讓雙方皆可彈性選擇外出就業或在家照顧。「市場取向」則將性別關係放任給市場和家庭決定（註2，p. 218）。
結果不讓人意外，「一般家庭支持」多屬保守主義福利國家，如德、法；「雙薪家庭支持」則為社會民主的北歐國家；最後，台灣被歸類在「市場取向」，多為自由主義國家，如英、美。這樣看來，性別觀點的分析似乎還是能套用Esping-Andersen的三種區分，那麼女性主義學者們試圖修改Esping-Andersen的理論真的能成功嗎？這部分就留待下一次討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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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女性，國家，公民身份：歐美模式，斯堪地那維亞模式與台灣現況的比較〉中，劉毓秀考察在福利政策上「國家－市場－女性」之間的關係。作者認為，自由主義取消大而無用的國家、馬克思主義視國家為與資本主義結盟的統治者、哈伯瑪思放棄國家與市場，提出小空間參與式的第一人稱政治溝通行動。種種避「國家」唯恐不及的策略，實際上將「父權」和「資本主義」兩者結合所產生的弊端，錯置在國家身上（註3，p. 37），是一種結果論的解釋。劉毓秀主張，國家脫除父權、脫除父權對經濟的掌控，是女性主義運動的方向。然而實踐上要怎麼保留「國家」，並使之與女性結盟呢？斯堪地那維亞模式為我們展示出一種國家運作的方式。
在北歐，女性跟國家的合夥關係，是一種多面向的關係。女人有相當的比例受雇於政府，從事福利服務的工作，如此，他是國家的受雇者；他也是以稅金支持福利國家的納稅者；作為生育者與主要老年人口的他，更是福利的重要受惠者。這多重身分，使女人繼勞工之後，成為左右今天北歐福利國家發展的中心角色（Hernes，1987）（註3，p. 45）。
劉毓秀以美人魚國度與自由女神國度類比，前者象徵具愛與犧牲體質的北歐國家，後者則為侵略和陽剛父權的美國。在其他相關研究中作者進一步延伸，主張當建立「母性氣質」的國家。
註
- 傅立葉（1993）。台灣社會保險制度的社會控制本質。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5，36-94。
- 傅立葉（2010）。從性別觀點看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0，207-236。
- 劉毓秀（2011）。女性，國家，公民身份：歐美模式，斯堪地那維亞模式與台灣現況的比較。載於劉毓秀（主編），女性．國家．照顧工作（頁13-56）。台北：女書。
【延伸閱度】
平等與社會（一）：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