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電影：專為影癡而生的媒體

我對於選角策略沒有強烈的意見，但特別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心得。我從小就看著電影電視裡的白種美女長大，若將時間倒退二、三十年，那時的我或許也無法欣賞海莉．貝利飾演的小美人魚，然而如今，我發自內心感覺海莉．貝利很美，她的膚色、扮相與外型不會影響我欣賞她。這樣的變化需要時間，也需要有意願走出舒適圈來適應。

當我們談論莒哈絲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莒哈絲迫切的書寫中，總是伴隨著慾望與死亡，揚也坦承她激發出自己原先沒有的暴力因子──愛到想把對方殺了，可是又無法想像對方死亡；難以接受存活於沒有她的世界，卻又相愛到忘記遇到她之前，自己是如何存在著。

倘若女人或一位母親，其實都需要出走，那麼 1970 年代的梅英只能走到離家幾公里內的密屋，而清茂騎著腳踏車並不困難地一探究竟；2000 後的媽媽具備了開車、航班劃位等更多元的交通技能，不需要外力協助也就無需交代，走得更靜也走得更遠，我和弟弟極其困難地欲辨認母愛，而我們終究追不回這位媽媽。

藉著講述薇奧麗的故事，帶出她身處的時代，喜好文藝的觀眾彷彿進入 整幢輝煌熱鬧的文學現場，《盛開紫羅蘭》相當程度地提及西蒙波娃，也意有所指地暗示薇奧麗與波娃之間的親密交情，但如果認真去同理、感受薇奧麗，或可以理解，這份愛戀只是一場煙霧，裡頭湧動的是關於薇奧麗（而非關西蒙波娃）的生命課題。

時間模稜、時空通融的影像，指向過去，也指向現在與未來。重複播送的〈You and Whose Army〉唱著神聖羅馬帝國，說著法語的 Jeanne 抵達中東各地的語言屏障，以及維勒納夫自稱「外來者」的背景，在在異化著文本，異化著我們「定位」那些大遠鏡鏡頭下的環境空間。

重溫敘境與動機的個別意義是必要的，但要把握問題梗概，可先試問：基於影像與主觀視覺經驗間的諸多重疊，一台攝影機可能代言故事中的誰，又或者不代言任何故事人物？由此也有別的衍伸疑惑，例如追蹤鏡頭是誰在追誰（who’s following who）？或者，鏡頭是否充任了敘境內部（diegetic）的觀點？

愛讓人失去理智，沒有道理可言，即使在最恨最恨的人生暗角，依然能生出諒解。愛也讓人跨越凶險，千山萬水，到世界的對角去追一個諾言，生死不計。愛是和煦的光，但往往越是殘忍的故事，越能透出愛的力量。

我明白她負重前行的傷疤與我很不類似，一瞬間，明與美玲撞進竹林裡的畫面再度出現，為人子女的美玲安慰著因傷痛未癒而被困在年輕時期的明，告訴她兩人有著同樣的宿命：一貫的追求父母的認同，而犧牲了生命本身的美好，收斂起自己的紅熊貓，強逼著祂們進入幽閉且深層的恐懼。這些李美玲都懂，我也懂。

只要上了癮，任何東西──不再必然是藥物──都可以是毒品：莎拉的食物與電視、群交派對眾人的性癮、照顧莎拉的醫護人員不斷談論賭博的賭癮。毒品的意涵被擴充了，進而在電影中，它只是充當鬥爭的角色，展演為了填滿那個洞徒勞無功的嘗試：成癮與人類精神的搏鬥。最後導演也承認，能夠填滿洞的是「希望」。

在這龐大電影宇宙裡面，降落比起飛難多了，岡恩光是能讓《星際異攻隊》系列平順降落，就已經完成不可能的任務。更何況，岡恩還收了一個非常漂亮的結局，讓星際異攻隊這群失去了許多摯愛人事物的殘缺邊緣人，在三部曲大結局去對抗一個極端追求完美的反派，簡直像命運之神親自撰寫的對決，是最適合他們的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