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依德（Edward Said）是當今舉世聞名的文學與文化批評家，他是巴勒斯坦裔美國人。他的著作試圖描述兩個陣營在現代的關係——一邊是伊斯蘭教、阿拉伯人與東方的世界，另一邊則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遮蔽的伊斯蘭》是他作品中最平易近人的一部，探討一般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在各種媒體上所接觸到的訊息，同時分析背後的生產者與傳播者；以及民眾長期在各種偏頗或別有用心或體制建構下，對各種訊息視為理所當然，失去了對這種資訊傳播與產生的動機、過程、效應該給予的反思與批判。
令人憂心的是，多少人對事實完全不清楚的狀況下就下判斷，甚至為之生為之死。薩依德沉重地指出：「任何信仰、神明與抽象理念都不能為濫殺無辜辯護，尤其是當一小撮人主導此類行動，他們自認代表某種信念，其實根本不然。」這種說法既適用於中東，也適用於美國；既通用於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派，也通用於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派。
或許先擱下所謂東西方，或回教與基督教兩大文明數百年來的誤解與對立，再加上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所謂中東問題，薩依德的書中引我深思的是媒體的問題。
越來越嗜血的媒體與群眾
CBS主播曾說：「任何採訪或敘述，都必須在9秒之內講完」。這些年由於媒體及通訊科技的發達，live現場直播，需要的是圖像、更多且更刺激的畫面，所有的政治、公共議題都「演藝娛樂」化了，不夠腥、不夠煽，觀眾遙控器就轉台。因此，一切事件、一切言論，只重鏡頭拍攝那一剎那，只求當下可以過得去，可以吸引注目，可以獲得掌聲。不管政客說的是否自我矛盾、前言不搭後語、毫無邏輯……全都無所謂，因此不確定的空話日益盛行，口號式貼標籤式的言論與對立，才能上得了新聞。在如此趨勢的媒體發展之下，如何期望能做公共議題的探討，如何表達出許多複雜且多元的推論？
這種因技術的進步構架出的影像體系，加上遙控器及頻道眾多的惡性競爭，像嗎啡一樣，媒體已使得群眾愈來愈習慣各種刺激激的畫面或言語，不知不覺中每個人都變得嗜血，享受偷窺及亢奮的樂趣，對於公共議題及必然錯縱複雜的思考沒有能力去探討。
除了這個結構性問題之外，加上政客的有心操控，商業或利益集團的壟斷，若是記者再不認真、水準不夠、或道德感、敬業精神不足，我們會發現，儘管我們接觸到的片斷訊息無窮無盡，卻從裡面找不到任何意義。正如有位文化評論者所說：「我們的思想自由已愈來愈增加，但卻已沒有了思想。」
從中東情情勢、美國的反恐行動，到所謂兩個文明的對峙，同時也令人深深憂心台灣的媒體現況。薩伊德批評兩方媒體的偏頗、誤導，在台灣不但都有，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再加上台灣媒體記者普遍的不夠專業兼不夠敬業，民眾的水準差，政治無所不用其極的挑撥，習於簡易的二分法來簡化事情，用族群的對立來獲取利益，不看事實是非只問立場——這種非友即敵，非白即黑，非此即彼，整個社會的淺薄化、單一化，媒體實在不能辭其疚。
社會變得單一及淺薄，媒體難辭其咎。
總覺得我們身處在一個弱智的社會。多年前有個電視台主播在問「櫻花釣吻鮭是那一種烏龜」，現在電台的當家主播也會有「這件慘絕人寰的分屍案有他殺的嫌疑」；新聞事件發生，記者打扮得漂漂亮亮問幾十個稚齡的孩子：「你媽媽死掉了你感覺怎樣？」
捷克的作家總統這麼擔心：「在現在這種媒體時代的體制裡，群眾很容易被政治操控，社會有集體白痴與同質化的可能。」（看來我說弱智，還算是保守了）。
怎麼辦？要有多少的自省才能批判既有的成見？要去除簡化的是或非的思維方式，尊重問題的複雜性，是需要下多少工夫的努力才有足夠的知識判斷呢？
克里希納穆提說：「當你發現自己在寬恕別人的時候，你已經有罪了；當你刻意去愛，你的愛就是一種暴力。」當擁有權力者以一種傲慢的態度去主持正義，以種族優越（所謂白種人的負擔）去維護所謂和平，是否真正有心去了解造成衝突的原由？努力進入所謂恐怖份子的心靈，避免類似悲劇再發生？
連傲慢的寬容都解決不了問題，歷史一再告訴我們，報復只會帶來無止盡地報復。薩依德在911事件之後這麼說：「確保此事不在『此地』發生，唯一之道就是避免它在『任何其他地方』發生。」世界上已沒有任何地方或國家的區分，大家事實上必須彼此唇齒相依，休戚與共。
在古印度的經典裡這麼說：「別人其實就是自己，一切愛的秘密，盡在其中。」有多少人能真正體會到，你所付給別人生命中的事物，都會回到自己的生命中來。思索著世界的局勢與環境的變化，我願以張曉風的話，虔誠祝禱：
「願有翅的讓他能飛
有腳的讓他行走
凡有生命的讓他自由
讓一切失去的重新回來
讓生命遂成其為生命應有的尊嚴
願鳶飛，願魚躍
願人和人之間祥和無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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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熊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