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馬英九前總統的公開信

馬總統，您好！

讀了您前日發表的「六四」事件28週年撫今思昔，心中很有感觸，決定給您寫下這封公開信。

我與您的初次見面，是一九九〇年，那是我第一次訪問台灣，台灣雖然已經走出戒嚴三年，但整個社會仍然籠罩在國民黨一黨獨大，新聞仍受管制的時代；我作為一個二十二歲的年輕人，眼中看到的台灣雖然是那麼的新鮮，既有反共的氛圍，也有國民黨上下一致的對中國民運的同情與支持，但也看到我熟悉的中國大陸黨國體制的重影處處呈現，以及對於新生的反對勢力的頑固拒絕。

那次見面，您表達出對『六四』屠殺事件感受的真摯情感，令我深受感動。我相信我是您最早認識的民運人士，我們很多次見面都是『六四』紀念活動，您是我所知參加六四紀念活動最多的台灣政治人物，對此，我絕對是銘感五內。二十多年來，即使因為您職務的日漸高升，我作為一個旅居台灣的政治評論人不再尋求與您見面的機會，但仍有過多次場合與您見面，而您也自然地稱呼我『開希』，我不敢說我們是朋友，但熟識是有的。

二〇〇八年六月四日，您在當選就職之後不久，即使不克出席在台北的紀念活動，也在當日發表了紀念感言，也開始把發表文章當作了您每年六四必作的一個行動。您在參選總統時，提出『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如果我記得沒錯，這是其它某位民運人士給您的建議，而的確，選舉期間，這一說法讓試圖給您『抹紅』的對手，無從下手；而我們也希望，這一觀點從此成為將來台灣政治格局中面對這一問題時的標準答案。因為，我們擔心，受中國大陸的勢力以及台灣內部民族主義統派影響，台灣有人會試圖幫助共產黨消除『六四』這一舉世共同的記憶。

然而，就在您任期的第二年，我們的擔心成了事實，我對您近二十年的好感，有了轉變。那一天，您在六四感言中居然稱中國在過去二十年之中，在人權領域有了相當的進步。事實簡單明瞭：中國的人權狀況在六四之後是逐年惡化，每況愈下。您在發表這篇感言的時候，劉曉波剛剛因為起草『零八憲章』而遭受中國政府逮捕，同年受到重判！

那一天，我隻身前往澳門向中國自首不果，被強制遣返回台灣，您的發言是我回到台灣在機場被記者問到的第一個問題，當然，我毫不猶豫，嚴厲批評了這種說法。今天，又過了八年，您的六四感言，我又不得不再次提出我的挑戰。

首先，您在文中對鄧小平的肯定，令我極為錯愕！鄧小平是八九六四北京屠城的元兇。任何對中國政治稍有瞭解的人——以您在感言中所提及，時任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秘書以及後來出任陸委會主委的身份，當然這是基本條件——都清楚地知道，在八九年，除了鄧小平，並無第二人有權力下這樣的命令。雖然鄧小平當初開啟了改革，但正是因為他不肯兌現他的政治改革承諾，才會有我們那場民主運動，而他又是那麼多人犧牲生命、犧牲自由的直接責任者，而且直至他死亡，也未能貫徹您在文中所說的『人權民意，最後依托』，今天，在我們這些倖存者、在天安門母親面前讚頌鄧小平，令我們深感情何以堪！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900"]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蔣培坤教授夫婦在兒子的遺像前[/caption]

李明哲事件的始末至今仍然無法全面釐清，但絕大多數台灣人都深信，他的所作所為在台灣絕無可能涉及任何犯罪，那麼，您在文中所寫『不論他的嫌疑有多重』這幾個字，等於無形中承認中國壓制的人權的那些法律的合理性，等於承認中國欺騙世界的『法制』的真實性。今天，李明哲仍然身陷囹圄，仍有無數台灣人可能成為下一個李明哲，您這樣的論述，不僅缺乏事實基礎、政治智慧，更對兩岸關係發展應該建立起來的基本價值觀，傷害甚深！

您在文中提到，蔣經國前總統『出身威權體制，一生活在威權體制，卻能以無比勇氣與智慧，親手終結威權體制』。您一定知道，台灣的威權體制的解體，是蔣經國這位國家領導人順應潮流，順應自下而上來自台灣社會巨大的壓力，才能得以終結的。他要順應，首先要有那個潮流和壓力的存在。面對中國今天仍在堅持的極權暴政，我們並不畏懼怯懦，並不妥協屈服，願意堅定地扮演壓力者的角色，不會將中國民主化的責任推給外人。但我真心希望您這個曾經每年參加六四紀念的台灣政治人物，今天少數仍然能夠對這個政權有效施加壓力、指出潮流方向的人，加入到正確的陣營中來，而不要自覺不自覺變成那個政權的合作者！

問候，

吾爾開希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