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

白紙革命當下，中國政治的壓力結構

　　白紙革命在中國遍地開花，事件演變的速度也快到叫人抓不準走向。誰都想問：這能成嗎？

如果只根據經驗，不能。但世事不是只有經驗這個變項，世界也不只有歷史，還有當下與未來。根據經驗，香港人這種政治冷漠的馴良經濟動物，無論如何不會為了政治訴求，甚至是還不切身的政治訴求，上街抗議，甚至與執法者發生衝突。根據經驗，習近平也無法打破七上八下和連任兩屆的慣例，成為近乎終身制的中國領導人。只根據經驗，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共產國際，都不會發生。沒有任何革命只憑經驗發生，就連文化大革命都是推翻人類社會經驗的嶄新事件。

　　要想回答這場行動能不能成，勢必得系統性理解抗爭者與被抗爭者所處的結構位置，才能看出行動的成功機率。

　　一味相信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就像光看股票漲跌的歷史曲線，就想預測未來的成交價，或者看著樂透的開獎號碼，想找出規律一樣，都只是拿自己能確信的事實，企圖預知自己絲毫不知運作方式的未來。歷史的相似性，不在類似的事件總會發生，而是發生的事件夠多，人總是能找出相似事件。想從歷史裡翻找預見未來的蛛絲馬跡，單看事件非常狹隘，得剝開致使事件發生的條件總和。

　　與中國當下民眾抗爭最接近的事件，人人都念及六四，因為那是上一次中國平民為了自由而自發站到當權者面前。1989年的民主化浪潮，有1986年的學潮為前驅，六四已經是被迫武力退場的事件末尾，而不是濫觴。在國際層面，1989的二月，波蘭出現合法反對黨，擲出擊潰蘇聯的第一顆石頭。1989到1990之間，共產國際迅速崩潰，最知名的事件是柏林圍牆被推倒，中國只是其中的東方環節。此刻的國際環境，跟六四完全不同。把這個事件和六四比肩，不貼切。

　　六四的後果相當淒慘，以致人們對這次反抗一直處於憂懼驚惶。但是這次，的確有一個和六四相近的歷史條件：當年民眾悼念胡耀邦過世，集結到天安門廣場；此刻江澤民過世，已經在北京亮馬橋集結的民眾豈不是也湊巧極了，遇上一個天上掉下來的出街動員契機？對需要一個上街名目的民眾而言，提拔當今領導人上位的前任領導人，絕對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合法悼念對象，比烏魯木齊封樓火災的亡者，和貴州防疫大巴翻覆的防疫人禍，更令當局無可避忌。悼念江澤民是唯一一個絕對安全的群眾集結理由。

　　江澤民的死訊，無論有無控制發布時刻，的確是一個巧合的時機。從習政權的角度來看，江澤民的死訊，比流量明星入罪下獄，轉移輿論焦點的動能巨大得多。這做法也完全符合中共一貫的輿論操作手法：拋出人民不得不關注的事件，來轉移監督政權的流量。

　　無論發布時機有無操作痕跡，發布方式和資訊處理都必定要妥善操作。中國最大社群平台微博上，只有官方認證的帳號能發佈悼念江澤民的貼文。貼文底下的評論基本上關閉，或者只顯示精選內容。乍看之下，對於推升江澤民死訊能吸引到的群眾注意力，剛好是相反的套路，怎麼會這樣操作？

　　回歸現象背後的本質：中共的輿論操作手法，除了屏蔽封鎖之外，還有帶風向。但中共輿論操作的目的，從來都只有一個：避免人民之間團結。從打壓宗教到抹除性少數，中共一下翦除傳統勢力、一下捏死進步價值，表面上看起來在左右立場之間搖擺不定。但只要剝除價值觀這層表象，就能看見這些特定價值觀的社會功能，正是聚集有共同信念的人，但政權不准。所以微博評論關閉，或者微信通訊的集結訊息被審查，導致民眾只能傳訊：「你今晚想出去走走嗎？」地點和時間這種群聚資訊，在通訊軟體裡無法傳送。如果與江澤民相關的帖子能聚眾，那就就連線上悼念也要被禁。

　　看懂中共的目的，才能理解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分別承受的行為壓力，也才有機會從他們當下處境的橫剖面，研判事態會怎麼發展。在當權者和抗議者之間，誰能承受壓力到最後，誰就能獲勝。歷史驚人的相似處，不是人物、不是民族、不是事件，而是原理。

　　先從人民那端的壓力來剖析。一切的一切，都能從行為和現象回推。

　　首先，最大也最主要的群聚點，除了大學之外，不意外是北京上海兩大都會。北京這次卻不在天安門廣場，而是亮馬橋。亮馬橋既不算市中心熱區，也沒有天安門廣場那麼宜於聚眾的空間，但那裡充滿外國使館。中國人民的首選，是有境外勢力的地理位置，所以才會在地形窄長、人群易被截斷的河岸抗爭。

　　不需要是明眼人也看得出來，那是平民的自保之道，跟拿一張空白A4紙一樣。從拿白紙到借用外國使館的地緣關係，都可以見出出街抗爭者的首要考量不是傳達訴求，甚至爭取權益，而是保平安。跟有組織、有領導、有目的的工運對比，就能見出目前的抗爭還稱不上運動（movement）。從抗爭行動規格上看來，抗爭者目前底氣尚弱。

　　再從倡議者和現場參與者的狀態來看，顯然倡議者的主要倡議平台在境外，很有可能人也在境外。至於現場參與者，顯然處於一個未有組織，只有意念的行動下，直到在抗爭現場遇見大量的同伴，才鼓起更多勇氣。

　　要說這次行動有什麼前兆或前驅，大約可以說是已經持續一陣子、具隱蔽性的廁所革命和二十大前夕在北京四通橋上大掛橫幅的烈士行為。廁所革命就是如同色情小廣告一樣，張貼者和讀者都處於安全隱祕的私密空間裡，但訊息傳達到了，對群眾來說，是同志存在的明證。而烈士行為，對任何革命而言，都是很大的鼓舞，因為揭示出有比人身安全更重要的價值，值得社會上的你我挺身而出，具有很強烈的示範作用，同時激勵人心。沒有這兩道先驅，大量的平民上街，恐怕不會在此刻發生。

　　沒有衝突只靠導火線就能爆發，總得有炸藥庫。導火線顯然是烏魯木齊吉祥樓的火災，因為嚴格防疫封控，造成救火不及、逃生無門，大量平民死於人禍。再前一步的引線是貴州強行把染疫者以大巴轉運去鄰近縣市隔離，但大巴翻覆，27死20傷。但中國人早已學會，中國什麼禍事的死傷人數都只會大於報導。這兩樁人禍給人的啟示十分鮮明：因為封控和清零政策被硬生生弄死的人，當然可能是你我。被狠狠關在屋子裡過的每一個中國人，都已經學會，即使是經濟樞紐的上海，或者天子腳下的北京，說封就封，水來火來、缺水缺糧，病急要醫，都不會放人。因為人命輕賤，不如政令貴重。

　　這種自己也可能是權力結構底下的受害人的感受，最能激發推翻既有權力結構的行動。舉個台灣的例子，最大規模公民自發社會運動，是25萬人去總統府前的大道，悼念因為軍中上級虐待而在退伍前死亡的洪仲丘。兵役是一半的台灣人都有過的經驗，而軍中的權力不對等和不當懲罰，也有幾乎一半的人口知之甚悉。最重要的是，誰也不能保證自己不是洪仲秋，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的伴侶、兄弟、兒子不會有跟洪仲丘一樣的遭遇。所以體制必須改變，否則你我隨時可能被體制殺害。

　　至此，是壓力第一階：全民都能共感體制受害者的逆境。

　　正因為伸頭也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而伸頭有機會改善處境，而且伸頭畢竟含有正義的價值，才有機會讓順民伸頭。所有的抗爭和革命，靠的就是連順民都壓力大到決定伸頭來迎那一刀。義憤填膺，是所有不對稱抗爭的必備條件，因為只有那樣才能慷慨赴義。沒有慷慨赴義，就沒有機會造成對方的壓力和鼓舞己方，這裡沒有任何協商空間，需要硬碰硬。

　　順民的壓力，只從被封控意外致死的機率來看，絕對不夠，那都只是引線。把順民逼到開始行動、逼到跟掌權者對著幹，需要一份真正的底氣。通常是掌權者的權力衰落，或者體系不可維繫，唯一生路是推翻體系。不到這個壓力值，革命要成功就得靠意外，例如武昌起義不小心倉庫放了泡，不得不開打，不料官兵不耐打。

　　掌權者的權力不但沒有衰落，還更加集權了。習政權一上任就大張旗鼓反貪腐，一面收買民心，一面清除政敵。修憲讓國家主席任期無限制之後，習近平順理成章，破壞中共領導人接班慣例，展開第三屆任期。二十大後，更是把權力核心的政治局，完全以習近平為中心來組成，不留任何席次給其他派系。他甚至只揀出在當上總書記之前就認識的人，但求效忠。

　　江澤民一死，連金融背景、恃財入局的上海幫，都算是被抄底。中國人民也暗罵團派都是廢物，連制衡都做不到。即使是在毛澤東主政時，政治局席次也需要在黨內妥協。但習政權第三屆極為苛酷，一點不漏地把權力通包，開出新局。這新局對習政權以外的所有人而言，都很絕望。絕望是非常大的動力來源，足以促成行動，所以廁所革命才得以大規模開始。廁所革命，或者類似的宣洩、教育、互通有無還會進行好一陣子，因為習政權帶來的社會壓力非常真實。

　　舉伊朗為例，也是網路被政府禁制的國家，在庫德族女子 Mahsa Amini 因為頭巾而被道德警察逮捕後死亡，捲起的社會巨浪，方興未艾，正是因為全民深切意識到逐漸被政府鎖緊的自由，不是宗教禁制這個單一面向，而是極權體制被強加於整個社會，除了傷害和控制，什麼都不是。

　　至此，是壓力第二階：推翻體制的利大於弊。

　　第三階的壓力，是體制本身不可維繫。沒有第三階的壓力，任何社會都無法發生革命。

　　中國人多多少少都是看著俄羅斯長大。在改革開放前，俄語是最熱門的外語。2022年二月侵略烏克蘭的普亭，處境和無法失去權力的習近平幾乎一樣。但俄國的如意算盤打歪，不只戰爭目的完全無法達成，國家也全面被戰爭拖垮，發展倒退至少十年，還要承擔國際制裁的惡果。從蘇聯解體，到區域強權受制，至今連軍事大國的地位都成為笑柄。俄國作為共產國家和集權體制的代表，顯然不是什麼令人嚮往的發展方向。

　　中國的經濟實力比俄國好得多，只不過明眼人也都看得出來，靠投資撐起高經濟水位的榮景，在撤資潮後，水位退到腿肚，不得不露出貧窮的內褲。最慘的不是貧窮，而是剝奪感。從史上最高經濟成長的時期中醒來，發現既有體制無法乘載努力就能完成心願的夢，非常疼痛。

　　不幸，習政權無論在防疫、在財政、在權力分配上，都極度自我中心，以全民為韭菜，還要求人民要耐割，不准躺平，得要內卷。因為錢不夠的時候，習政權的選擇不是遵守財政紀律，攢節開銷、降低貿易戰傷害，來提升經濟體質。他的做法是，從中國比較有錢的人身上挖錢來共同富裕，不惜傷害經濟成長動能。更糟糕的是，水位落得太快，只從富豪身上劫奪，不足以處理眼前曝露出的各大問題，所以得向中產階級開刀。中產階級可是革命要角，因為人多，但往往怯懦。讓中產階級認知到體制無以為繼，才能把壓力推升到第三階。

　　房地產崩盤已經讓房屋自有率超高的中國人，在背負房貸卻無房可領的窘境裡，生活徒有壓力卻迎不來希望。投資房地產套牢的人口還要另計。共產黨的財政操作卻進一步坑殺民間投資者，以求解套暫時的財務與政治壓力。這個面向存在，但中國中產不知道。知道這件事，恐怕跟知道六四一樣重要：共產黨絕對會犧牲你，毫不收斂。能不能讓廣大的房貸支付人明白自己身上這份壓力，會是有無革命的關鍵，因為既有條件對自己非常不利。

　　如果中國人能意識到自己國家的金融水位陡落，其實是政治風險成為經濟風險，導致資金抽離。政治風險成為經濟風險的方式有很多，辱華只是基本款。中階款例如特斯拉也落入中國式的套養殺技術轉移圈套，這個很多台商都體驗過，日久也形成了國際投資常識。高階的首推上海封城和香港送中法，為政治不惜犧牲法治與經濟，直接推成外資出走潮。但專門製造政治風險的習政權，甚至在經濟水位傾瀉後，開始搜刮民間企業成為國有，國進民退。

　　這些看起來像是經濟事件的現況，都在敲響中國人心裡的警鐘：配給制要捲土重來了嗎？配給制是所有共產國家人民的噩夢，標示出資源不足的年代，以及緊捏所有資源，以資源分配為權力表彰的共產政府。但是經歷過小康生活的人，誰願意退回計劃經濟呢？這種在人類歷史上沒有成功過的經濟模式，如果不是匱乏襲來，沒有人願意要。

　　與其說被禁言的文革，對不那麼年輕的中國人而言，最能感到體制無法維繫的線索，可能是供銷社和繁榮市場經濟的區別。現況崩潰的預兆，足以讓人決定改變現況。那是最多人可能願意挺身而出的壓力，足以對抗強力政權的鐵鎚。畢竟對抗政府，最重要的就是人真的要夠多，最好沛然莫之能禦。

　　習政權在二十大之後，得到一個全新的處境：核心壓力極小。所有的人都是自己人，軍權也在自己手上，真正完全執政，連制衡的政治勢力都沒有，猶勝毛澤東。所有的壓力都來自中央政府的外部，所以我們只討論外部。

　　唯有充分理解中共的統治正當性只來自經濟成長，才能看懂清零政策，這個把順民逼上街頭的導火線。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一樣，長期享受經濟起飛時期執政的民意紅利：共產黨執政的時候日子好，所以共產黨一定是好的。

　　但中美貿易戰、疫情、房地產泡沫，以及人口紅利用罄，終於把起飛的經濟拉回平盤。而中國也沒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以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注定相繼報到。

　　解決任何政治問題都需要付出成本，通常是政治成本，但有時候經濟成本也能奏效。麻煩的是當政治資本跟外匯存底同時下滑，停止撒幣來撐起大國的影響力，就要付出政治成本；但在爛尾樓這種民生炸彈爆開的時候，不夠錢來解決人民的生計恐慌，甚至要為了維穩而和維權的人爆發衝突，就得付出更高昂的政治成本。

　　對政治比較敏感的人應該很清楚，二十大是一個非常消耗政治資本的事件。政治資本的通貨不是貨幣，而是人民對執政者的支持度。完全執政的決策名單，本身就考驗人民對極權的忍耐力。完全執政以後所帶來的，就會是所有執政後果責無旁貸的壓力。習政權的決定是：堅持動態清零。這又是另一個大量消耗政治資本的決策，而習政權的政治資本已經很薄了。換言之，習政權的壓力承受總量，此刻大不如前。

　　政治資本薄的政客，就跟經濟資本薄的生意人一樣，能做的事有限。或者，得要把槓桿開很高。習政權的選擇是：經濟上做有限的事，政治上把槓桿開很高。

　　動態清零的槓桿是什麼呢？能贏得對群眾的全面行動控制，而且跟當年肅貪順便清政敵一樣，可以用以翦除執政者不想留的人。另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封控和檢測足夠擾民的時候，人民的注意力不容易放到更高階的事務上，例如體制本身沒有足以維繫的解方。但是沒有人民支持這項政策，而且境外的自由以更生活化的方式衝擊中國人。

　　另一方面，極端擾民耗用的政治資本，不只在民間，也會耗用掉政府的層層執行單位與中央之間的基本信任。信任不只是降低貿易成本的唯一途徑，資訊透明也是降低做任何事情隱藏成本的唯一途徑。政治資本耗損，降低的純是信任，提昇的卻是做任何事情的成本，例如維穩、例如上欺下瞞的灰色成本。

　　中國人喜歡說「簡單粗暴」，因為他們所生活的社會相對缺乏秩序。從法治到信用，都太虛無縹緲，不如實力碾壓。天安門的坦克和中文大學的催淚彈就是這樣拿出來用的。因為暴力的效果明確而可預期，不需要任何規則和同意和溝通，不像追女孩子那樣，要猜心要討好要與時並進。習政權幾乎看起來是放棄累積政治資本了，想讓民意像黃河一樣，奔流在高築的河堤之間，只要堤防夠高，幾乎可以一直承載下去。

　　那也只是幾乎，不斷加高河堤也需要花成本，而中國的外匯存底降得很快。於是在白紙革命還不至於爆發嚴重警民衝突的兩天內，多個大城市緊急宣布放寬防疫。這是直球對決：把最多人的直接體感壓力解除。這個對策有兩大功能，一是放寬區域剛好對應抗議規模最大的地區，用最小籌碼換得最大效益。二是滿足最主要的非政治訴求，反正政治訴求也很少人民敢宣之於口。這道解方一定能在短期內驅散聚眾，因為直接洩開最多人的第一階壓力閥。

　　此前，習政權還祭出接近當年肅貪的手法，把最令人民痛恨的核酸檢測拿出來鞭打，甚至打的還是利用政商關係牟利的紅頂商人，格外解氣。解氣就是宣洩壓力，習政權顯然需要緊急卸除短時間內的衝突可能性。

　　看中國新聞，最重要的資訊就是發布平台跟發佈時間。核酸檢測承包公司的報導，在烏魯木齊火災後三天釋出，詳盡到顯然做過充分調查，足以在輿情爆炸時釋出。但政商關係不正是標榜肅貪的習政權嚴打的對象？

　　當然，前領導人江澤民的死訊這種重磅新聞，也非常恰當地在大學發布停課令也無法降低上街人數後，順當發布，舉國致哀。但這則消息也提供了抗爭者一個合情合理合法上街集結的藉口，是一柄雙面刃。

　　這些操作，甚至防疫放鬆，都揭示政權當下為了鬆緩抗爭壓力的最大讓步。防疫上的讓步因為牽涉習近平的公開政策，算是比較大的表態，但絕對不能視為修正或妥協。

　　這些大大小小的操作，包括在抗爭人數的高峰當日發布救房措施，屬於累積政治資本搏好感，但看似無需耗用經濟資本的政策。畢竟除了中短期的核酸檢測跟封城，中長期最巨大的體感痛苦就是房市崩潰的房奴，人數也多。但無須耗用經濟資本的政策，必然需要耗用政治資本，否則不可能一直沒有實施。中國開放民間融資進入不動產企業股權，而且規範用途必須用在完成建案來交屋，看似完美，但沒有金融監督，必有後患。這就是政府把長期政治資本來來支付當下的短期政治資本，寅吃卯糧。

　　從習政權對這場抗爭的即時應對來看，他手上剩下的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都不充裕。除了所有的對策都有明顯的副作用，而且其中沒有任何靠撒幣就能基本解決的事項，幾乎可以看出，習近平是真的需要回應抗爭，不能像過往的零星衝突那樣無視或打壓，但他此刻能夠、或願意支付的成本非常少。

　　當然，連衝突都還沒發生，而且武警和警察已經開始隨機檢查人民手機的當下，離習近平下台、破除帝制的訴求還很遙遠。但中國人民跟習政權之間的壓力，可能比看似平和的抗爭畫面大得多，也比中國政府端出的應對政策大得多。

　　抗爭如果持續下去，人民最直接的壓力就會轉成政府暴力，但那也是所有的壓力當中，唯二政府能阻攔人民抗爭的壓力了。另一個是放棄封控和清零，而且必定馬上見效。不過後者的成本是和習主席說過的話對著幹，習政權目前還沒有支付過這種政治成本。而且這種政治成本背後隱藏的訊息是：上街抗爭啊，出來吵就有糖吃。人民不能出來吵，是中共的核心利益，鬆不開手。

　　但即使習政權後續放鬆封控，並加強政府暴力，報復上街的人群，也只能解決此刻的壓力衝突。因為人民真正的深層壓力，需要支付成本，但習政權沒有願意支付的跡象。畢竟北京四通橋上，烈士拼命掛上的標語，抱怨的不只是防疫封控，還有體制多麼令人難忍。祭出暴力的政府要付出什麼代價，才是六四能讓我們借鏡的歷史。

　　雖然史達林也說戴絲綢手套沒辦法搞革命，但這裡最大的副作用，除了人民遭受政府暴力之外，就是沒有足夠資源解決問題的中共有兩個極端選擇：一是朝鮮化，完全鎖國。二是進入戰爭狀態，以便拿不合理的要求來管制人民。這是缺乏資源但必須維持政權的兩種可能性。幸好，朝鮮化在資訊開放過後，基本上做不到了。而戰爭，習政權很可能根本還沒準備好。願他一輩子都準備不好，但我們需要為狗急跳牆做好準備。

　　為了避免中國邁入俄國的處境，趁目前權力核心都是一群沒有中央政府經驗的人，還在磨合上手的青黃不接時刻，壓力承受能力最小，中國人民的確有機會以自身的壓力承受量來勝過政權。前提是放大資訊溝通，把站在人民這一邊的總數擴大，就能分散一些來自政權的壓力。自由也不是免費，能用低價買進的時刻，希望他們能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