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廖炳惠(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川流講座教授)
人類為什麼要旅行、離鄉背井?旅行又帶來了什麼好處?
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認為「旅行是要逃避父親」,而在許多人的心目中,「父親」的現代版,其實是公司的「老闆」(也就是代表「工作」及壓力的來源)。因此,旅行是「遁走」及「休閒」的象徵,讓人得以閃避長官、主管、消費者(顧客),進而透過遊樂與休閒活動,重新獲取生命力,並可以在返回之後,繼續承受各種折磨、剝削、欺壓,在「偽幸福」的意識下受到庇護、啟發。儼然工作之餘,又可去旅行,到海濱、山地、郊外、居酒屋、五星級旅館……去修養、休憩、滋潤。
另外一種人類學的見解,則是把旅行與「增長進聞」、「鞏固政治權威」聯想在一起。罕爾姆絲(Mary Helms)在她的《尤里西斯之航》(Ulysses' sail)裡,以希臘英雄的二十年漂泊在外的心路歷程為例,說明了領導人如何到過他人所未能經驗的時空及其見聞,藉此擴充其知識、政治權威,也就是旅行是「加持」(empowerment)及權力的活動。試想他人看到你站在阿爾卑斯、玉山上征服一切的雄姿,或深入海洋、北極的探險,不由得起了崇拜與景仰,認定你在體力、智識、見聞及領導統御上都高人一等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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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旅行也往往與帝國主義、殖民作為密不可分。莆雷特(Mary Pratt)在《帝國之眼》(Imperial Eyes)裡,將殖民者的「地球意識」及其「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普查及分類活動做了最具體的分析。帝國不僅要遊遍殖民地,到處取樣、建檔,同時也希望將原貌予以保留,藉此看出落後地區的歷史意涵,亦即人類在現代化之前的「原始風情」,從原初景觀中找到進化的軌跡。
當然,不只是殖民者與觀光客(或想逃避工作壓力者)會旅行、出遊,許多留學生、難民、外籍勞工、遭綁架外遣的各種人士(奴隸、苦力、雛妓、政治家)等等,都有離家遠出的各種可能;事實上,「全球化」即是受惠於這些人的流動,而且反諷的是,「本土化」或「民族主義」也是在旅遊者返鄉與在外飄泊之間產生其律動。甘地是在南非擔任律師時,發展出他的印度民族主義及不合作運動等概念;孫逸仙博士是在日本、夏威夷與倫敦遊學、遭綁架之際,推動了「中華民國」的革命歷程;菲律賓的國父Rizal是在柏林找到了國家認同,並以小說去呼籲國人覺醒。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著作中,即充斥著這種旅客與愛國者。
但是,旅行也經常是不得已的選擇,有旅客是為了尋求工作或教育機會出國,更多是逃避戰亂、飢荒、天災、人禍或是迫害,淪落他鄉。平常的日子裡,在飛機、火車、渡輪上看到的旅客多是背著電腦、公事包,要到異地做報告、談生意,往往是為了討生活,來回跑動,談不上「休閒」、「加持」、「殖民」,或「在異地發現自己的新認同位置」。
青年時期的班・歐克里。Photo source: Alchetron
歐克里(Ben Okri, 1959-)的小說《魔幻年代》(The Age of Magic)即是以旅行的各種力道,透過八位人物,尤其三個主角,去鋪陳旅行的物理、心路歷程如何改變情緒、環境與命運。
一群人到瑞士的小城鎮拍片,在火車上、到達目的地、住進旅館,乃至之後的漫遊、閒看,或與當地人、景、物的互動,均顯示了明、暗或過去與未來之間,尤其是本身與他人(魔鬼、浮士德、馬拉索),夢幻與甦醒(虛擬與重生)等面向的演變、牽扯及昇揚;一方面是魔幻寫實的極品,另一方面則與現代生活中都會男女的心思一起浮沈,鋪陳出新的出路,引人深省。整本小說的閱讀經驗即是一種文學史(從維吉爾、但丁到歌德等人的作品)、城鄉環境與倫理情感的旅行心路歷程。
八個人物分別來自不同的專業及國家,他們有導演、詩人、攝影師、助理等,而且在外觀、心理、情感、靈魂層次上,各自均有自己的過去、閱讀或身世。
彼此既隔離、但又互相牽連,因此像以五顏六色畫出充滿了光影疊迭的錯綜圖像般,在表面與暗中瀰漫著各種文本、地理、心情、政治、宗教、生死的指涉之際,鋪陳出疲憊之時的新生命出路,在熱鬧、紛沓、喧紛、雜亂、恐怖之中,找到新線索。
《魔幻年代》立體書封,商周出版提供
要瞭解這部小說的主題,可就幾個方式去進行:
從亞當、夏娃被上帝逐出伊甸園之後,人類便不斷在尋覓新樂土。維吉爾的《牧歌集》、錫德尼(Sir Philip Sidney)的《阿卡迪亞》,乃至普桑(Nicolas Poussin)的《阿卡迪亞的牡羊人》,或更多的文學、音樂涉及樂土(Alyssia),烏托邦(Utopia),亞特蘭提斯(Atlantis)等,或是在不少科幻漫畫、卡通中的黃金城、海底或天空城市等等均是。八位拍片人員搭火車前往瑞士的巴塞爾,也是要在亮麗的湖畔小城拍攝出引人入勝的影視幻想,將個人與集體的黯然、憂傷、壓力、騷動、困難暫時擱置,讓湖光山色、新感覺環境散發出光芒,點亮前景,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在小說中,聖經、神話、牧歌文學、田園詩、風景畫、電影均不斷入鏡,鋪陳出追求新天地的慾望、渴求,及種種的嚮往與努力。
小說不斷以浮士德為引導主題,提及將心、靈魂交給惡魔的交易,尤其吉謨及勞歐這兩位主角,時常看到別人看不到的「馬拉索」。此一邪惡人物,在吉謨身上,顯出馬拉索對他的牽引作用;相較之下,勞歐則從較早的犬儒諷世、內心扭曲的情境,逐漸在旅行之中與愛人蜜索朵互動,兩人一起去遊覽巴塞爾的教堂、墳墓及湖泊,接觸明暗、夢幻的光影、人物,並開始有新的生命體驗及倫理甦醒。故事則以游泳及浮出水面時的靈光乍現,去勾勒出新生。
小說一直是以旅行為主軸。到達目的地之前,小說人物即探討旅行可能造成的個人或集體轉變作用,對「抵達」或「過程」何者為重的議題,進行腦力震盪,同時也將周遭景色、人物一一納入其視野,採旁觀、參與或批判的角度,去形成新的人際、世界關係或新的待人接物態度,坦然面對自己所害怕或逃避的人生、真相、接觸及其傷感、創傷,並透過新的景觀及感受去加以處置。因此,「四處為家」的移離觀點變成了「近攝」的切入與參與,隨著新的形勢一起改變。
這種旅行的角度,與八位人物要執行的「記錄片」計畫,其實互為表裡,因為他們在移動之中,也跟著找到了新的生命真相,逼自己、他人去迎接心中的阿卡迪亞(此一地點雖遠在希臘,卻在時空中與自己的當下交錯)。八人由倫敦啟程,在巴黎拍了一些片段,在前往瑞士巴塞爾的哥德堂途中及抵達之後,均改變了他們對「理想中的快樂」或新樂土,乃至「生」與「死」的看法,因此物體流動的運行其實是「通往某個信念的旅程」,不知不覺地所有人都在旅行過程之中有所改變,也因為寂靜、流動之辯證,激發出新的生命與社會意涵。
作者歐克里的文字圍繞著旅行之涵義,廣徵博引,時而描述周遭景觀、人物,時而深入歷史、哲學、宗教的玄奧智慧,對「家」與「移動」的政治經濟學,推出圓通、全景及側寫方式的處理,說道「你必須先完整活過,才會得到這樣的體悟;而且人生中須知道,哪裡才是真正的家」。
這是歐克里相當獨到的地方,他將活(live)倒轉過來讀為惡(evil)。在故事中,他注意到許多錯綜、交混或倒轉的層面,將英文的字句加以支解、倒轉,呈現出個人的洞見,這大概是他長年來學習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優勢經驗得以發揮的力道所在,也因此對許多歐美文學傳統中有關惡、魔鬼、靈魂、夢寐、童靈、恐懼、腐化、冷漠的場景,往往也提供了新的觀點。同時在書寫中,他不斷援引繪畫(達文西、普桑等人的作品)、大小宇宙(由內而外)及景色光彩,去添增其立體且又多元交叉的深度。
他常用「聽」去描述人如何看見、領受外面的景觀,耳朵與眼睛一起化為靈魂之窗,更加強了感官的吸收及整合功能,特別是小說的後半部,當勞歐與蜜索朵在巴塞爾城發現夢幻般的生命啟發,陶醉於湖光山色之時,再度因為一位年輕人而發展出忌妒、衝突,從而得到互相的諒解;景觀及人物似乎不斷形成「中介」的作用,召喚出新的現實。
八個人各自不同,所擔任的紀錄片角色也有差異,但是整部小說即使大致是透過勞歐的眼睛、吉謨的心聲為主軸,卻逐漸把重心轉到勞歐與蜜索朵的身上,敘事觀點也不斷從各說各話,到全景全知式的觀察,儼然人物抵達了倫理甦醒的新標地。
作者歐克里出生於非洲的奈及內亞,但從小就因父親的工作遷居倫敦,在英國受教育,長大之後又回祖國,但很快就又到英國發展;他本身的旅行與離家漂泊經驗,應該在許多年之後完全融入了《魔幻年代》這本近作之中。因此,這本小說顯得格外豐富、深刻。早期,歐克里以魔幻寫實的手法去鋪陳後殖民的遺緒,他的《飢餓之路》(Famished Road, 1991)是其成名之作。相隔了這麼多年,歐克里獲致了不少國際獎項,也擔任英國世界文學學會的副主席,有相當高的地位;但是《魔幻年代》面對了當代社會中的腐化、冷漠、焦慮及排外問題,其實有更加深入但又正面的描繪,透過了勞歐(也許是歐克里的化身或混搭),去告解、抒發,並彰顯出新的生命處境及其訴求。也因此,他的近作更加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