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稻埕落日》（二）：河裡的無名屍

兩天後的下午，大稻埕天空堆積厚厚的雲層，遠處的觀音山一半陷入雲霧之中。整個台北變成一個大蒸籠。城內悶熱，汗濕，黏膩，在騎樓下走動的人，用一種哀怨的眼神看人。每個人都感覺到衣物跟身體黏貼糾纏，濕氣大，渾身難受，像是蒸籠裡的活螃蟹，一味地想逃，甚至弄斷自己的腳。但是能逃到哪裡？台北四周環山，山巒起伏，夏天一到周邊的山巒變成高聳的圍欄，住在裡面的人活生生成了上蒼的囚徒。台北的山是上蒼的手掌，合圍起來阻擋了四面八方來的風，手掌裡面的水氣變成熱騰騰的蒸氣，透骨蒸熬台北人。上蒼的手掌有三個大縫隙，每條縫都流經一條河：北邊是淡水河往大海；南邊大漢溪穿越層巒起伏的山谷，通過三峽到桃園；另一條縫隙是基隆河，它穿過狹窄的谷地到東北海岸。人們可以從這三大縫隙出逃，但是，這三個縫隙因為形成進出台北的交通要道，人民解放軍在每個交通隘口設有重兵把守，對來往京畿的人員車輛進行盤查。 1949年來台灣的共產黨殘餘部隊，認同社會主義各層人士及遊雜人等有二百萬之眾。為有效安置這些人口，在1956年蘇聯經濟援台時，俄國專家在全台各地大量興建仿俄式的五層筒子樓。為管理安全並有效控制人口流動保衛京畿，外地人沒有通行證不可以隨意進出首都，來首都要事先申請，若是臨時住下來要向公安局辦理暫住證。

台北以大稻埕最熱。這裡最繁華，仿俄式筒子樓這裡蓋得最多、最密集，加上古舊的商業住宅屏蔽了流動的微風，這個區溫度要高上至少攝氏二度。筒子樓結構單純，每層樓都有一條貫穿的走廊，只有兩頭有自然光源，中間一長條面對面的住房走廊全是黑灯瞎火的，為節電，大部份住家也不安裝人工光源，廚房衛生間則是同層樓所有住戶共用，每到飯點，各戶排隊使用廚房，走廊裡瀰漫著各家媽媽煮的不同省份的菜餚油煙味。這種味道和景象，給了這些流亡者一點「家」的安定感。每一間居民房間挑高都有三公尺，牆壁薄，講話隔壁能聽見，隱私極差。除了老城中心、萬華和大稻埕，台北其他地方大都是田地，綠油油的水田，種植著成片成片的稻米，中央零星有陶紅色的古厝，萬綠叢中一點紅。這些地方空曠，偶爾還有點風，涼風卻到不了大稻埕，於是這裡的人充斥著想要大吼大叫的火氣，從室外進到室內的那一刻剛好讓他們有了機會洩恨：「媽的，熱死人，該死的天氣。」每個人不約而同，連抱怨都是一個模子，只是不同省份的罵語有所不同。

但是沒有人比在淡水河上，攀附在那座大鐵橋上進行修繕工程的工人更明白天氣熱是怎會兒事。他們已經在這裡日日夜夜進行翻修九個半月了，皮膚都已經曬成非常暗的古銅色，毛主席接見過他們，中央電視台開台時的新聞聯播轉播過這一刻。頭髮花白、已經遮不住老態的毛主席看了看他們的身體之後，對他們其中一人用他的湖南湘潭腔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顏色。」頓時工人歡欣鼓舞、掌聲雷動。他們不抱怨，這是一個工農兵起家的國家，黨讓他們吃得飽穿得暖，不愁子女就學，放假時還為他們安排文藝學習，提昇文化水平。這是一個工人的時代，工人們為了社會主義革命，他們要為扭轉工業基礎進行鬥爭，黨在他們的工人宿舍貼上寫著「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海報，還有一幅寫著「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另一幅是「對毛主席的指示照辦就是勝利」。在大稻埕解放大道盡頭的圓環附近，一座樓房牆上本來寫著這樣一幅標語：「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建設我們祖國」。但 1959年毛與蘇修反目，蘇聯專家離台，這幅標語也被塗掉了，改成了「工人階級有志氣，自力更生創新業」。在與蘇修反目之前，在蘇聯專家三年的協助下已經完成了核武器的研製，其實已經夠本了。這座大鐵橋在這裡已經三十八年，每年台灣有數個因熱帶性低氣壓形成的颱風，河水沖刷床基，同時也造成鐵橋鏽蝕，此前一年，橋的安全已經不可靠，橋的基座裸露，台北市人民政府勘察後決定維修強固這座日本佔領時期建立的鐵橋。這九個半月，修橋工人們經歷過夏末，深秋，初春和仲夏，他們站在鐵橋的頂端，鳥瞰大稻埕，可以看到城內光禿禿的，一顆綠色的樹都沒有。這些樹在幾年前發起的大躍進運動下，為了產出木製品，都砍掉，變成了桌子、椅子、架子，供過於求，數量多到無法分配，就變成了大稻埕的公共設施，放在原本有樹的位置，但現在樹都砍了，沒有樹蔭只剩下樹根，那些桌子椅子，就變成上帝對人類的嘲諷了。

大稻埕公安局座落在寧夏路和錦州街口，離鐡橋不遠，也是日本時代蓋的建築，辦公室的吊扇像法輪一樣轉著，發出呼呼呼的聲響，輪迴不為什麼，就是以轉起來為目的。悶熱，氣壓低，胸口好像給一塊大石頭壓著那樣令人喘不過氣。李振源感到有點偏頭痛，他想發一頓脾氣驅走悶氣，只是盡力忍住了。小的時候這種日子他會去淡水河游水，暑氣一下全消， 1953年毛主席推動生產大躍進，淡水河邊大量蓋起工廠，在排放的污水下，這條河已經變成一條臭水溝，暗不見底，沒有任何魚類能存活，更沒有人敢游泳戲水。現在的李振源只能坐在辦公室寫繁瑣的偵查報告，吹電風扇，最多請同事去買仙草冰消消暑。往往這個時刻他是最快意的，心想，社會主義至少沒有把仙草冰給消滅掉，仙草冰還是屬於人民的。

本來幹警們昏昏欲睡，但陸陸續續接獲四面八方匯整而來的消息，大家都精神起來。台北共有四十五個單位有人曠職，有些人幾天甚至幾個月無故不上班，家裡也聯繫不上本人，這些人所屬單位大到包括軍隊、黨，政府部門，小到公社生產隊，最大的是市統戰部其中一位副部長，此人失蹤三個月，組織上要求這件事要保密，不得公開。這些消息讓偵查科一下振奮起來。好像一群懶散的狗突然看到一塊鮮肉掉在牠們中間，即使只聞其味不見其肉，動物本能卻一下全被激發出來了。

他們立即電請失蹤人口單位派員來認屍。從下午一直到晚上，報失蹤的單位代表七七八八地到來，結果又一個個搖頭離去。他們有些人表情顯得失望，有些人鬆了口氣，一派輕鬆。這些表情背後的心理，不足為外人道也。這麼多無故消失的黨員和職工，黨、軍隊、國家的情報部門非常重視，對是不是有人附匪投敵，展開調查。李振源看出這件案子雖然上頭很重視，但是一時半會兒這案子也不會馬上結束。他讓一些不必要的下屬先回家休息，輪流值班處理本案，盡量維持最少的人力，讓大部份人可以獲得正常作息。他自己則是全天後守著辦公室。

晚上九點多，命案有了進一步的突破。

鐵道部一名工務局職工指認出，死者是他的上司。

這名有黨員身份的鐵道部職工隨後被帶到偵查科辦公室製作筆錄。他穿著綠毛裝，戴著眼鏡年約三十多歲，顯得有點緊張。值班的偵查科幹警王勇為其筆錄，先要他報上身家背景，再就報案詳細說明。

「我叫馬連昆， 1930年出生，祖籍南京，十六歲參軍，二十歲來台後復員，現在屬於鐵道部工務局電務處。從那具屍體的特徵上來看，他左下巴有個痦子，上齒有個金牙，輪廓外形都指出，他正是我們電務處處長吳吉。吳吉是我參軍時的老營長，是他從老家把我帶到部隊，又是他把我拉進電務處的。他這個星期都沒有來上班，我們覺得很奇怪。我還被派去他家找他，公社辦公室調查說他這周一晚上就沒有回家。昨天接到通知說有無名屍等著認，局裡就指派我來。今天是周五，整整五天不見他。」說完此人兩眼一下暗淡下來，顯得喪氣。

李振源看到這名黨員活像喪父的孩子。站起來道：「這位同志，你可以把帽子給脫了。不用那麼拘謹。公安局也都是自己同志。」說著就親自去倒了杯茶給馬連昆，希望可以緩和證人的情緒。

馬連昆把帽子脫下。年紀輕輕頭髮已經有點稀疏。他把帽子抓在手裡揉，道了聲謝謝。李振源自己銜根菸，又給馬連昆打了一根菸，幫他點燃。馬連昆用力吸菸，李振源看到他的手在抖，顯然馬連昆正按捺著澎湃洶湧的情緒。

「當自己家呀，同志，公安局沒什麼可怕的，只要不犯罪，人民公安歡迎任何人到訪。」李振源故意道。

「你最後一次見到死者是什麼時候？」幹警王勇趴在一疊筆錄紙上，手裡握著一隻筆，翹首望著證人，像是等著把刀俎下動物大解八塊的廚師。他自己有一杯茶，茶水已涼。還有一個菸灰缸，架著一隻燃著的菸，菸頭像是炸開的砲彈殻，冒著白霧，缸裡菸屍滿谷。辦公室的牆上有六個柱子，分別掛著六個木板標語，每個刻著三個字，分別寫著：「無火災、無積案、無土匪、無騷亂、無煙毒、無賭博」—— 這是十年前公安局在大躍進時期的產物。

「上周，下班前吧。」

「他有什麼異樣嗎？跟平時不一樣的行為或情緒？」

「沒有。我們跟平時一樣，大家急著想下班。雖然現在上頭在推反官僚主義，要求埋頭苦幹，但我們周末大約四點就溜班了。長期積勞是要成疾的！」馬連昆戰戰兢兢地看了一眼李振源。

李振源看他那個樣就知道這個人不是個說謊的料，講得是實話。如果是假話，那應該頒一個無產階級影帝獎給他。

「你們單位最近有什麼新聞？最近重要的工作任務是什麼？」王勇繼續問。

「上頭給我們定的目標是電網建設要跟上鐵道部今年整體建設工程要求，一千公里環島鐵道建設指標，這是一個五年建設計劃，今年是第三年。吳吉處長指示，為了在他任內完成餘下的百分之 40%指標，大家要堅苦卓絕。吳吉特別喜歡講「以鋼為網」，每每拿冶金工業部生產的成果砥礪我們，為此我們單位跟別的單位不同，別的單位在大躍進結束後已經鬆懈，我們還維持著大躍進時期編成的軍事編制，二十個人分為四個戰鬥隊，每個戰鬥隊由一個積極份子擔任小隊長兼指導員，接受吳吉大隊長的領導。戰鬥大隊政委為黨幹部吳儉文擔任，全部同志都要參加戰鬥，我們生活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團結成一個圓點，沒有達不到的事。我們工作很繁重，主要是工程計劃和分派實施。吳吉處長就是這個項目的計劃者和執行主要負責人。」

李振源聽著這些半實半空的話，走過來靠近他們，坐在桌面的一個角上，問：「他沒有結婚？我想你身邊大概只有他一個老鄉吧？你們南京人大都是國民黨的人，你們南京籍的共產黨本來就比較少，他把你從家鄉帶出來，他待你如父兄？有沒有跟你講心底話？你對他呢？他工作順利嗎？有沒有什麼糾紛或者跟上級不同尋常的矛盾？」

「這位同志，你猜的對，處長從北伐時從軍，經過五次反圍剿，抗戰、直到內戰，退到東北。王明叛黨後，他沒有選擇叛黨集團留在東北，做蘇聯的傀儡奴才，而是跟隨毛主席來台灣，做了毛主席忠貞的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要一生奉獻給黨，他犧牲了半生，根本沒有時間和條件完成人生大事。他待我如子，我敬他亦如父。的確是什麼話我們都談。在工作上，嗯，好像沒有什麼不順的。我們單位拿到部裡面的先進榮譽，是紅旗單位。平時我們的任務就是配合整個工務局，服從指揮。」馬連昆看著李振源道。

「哎，都鬧命案了。還先進榮譽的紅旗單位？」李振源犀利地觀察他。「下班，你們做什麼？」李振源問。

「鬧命案是治安問題，不是我們單位工作問題。處長被刺了三刀，後腦扚挨了人家悶棍，一個這麼好的人結局卻是慘死，這是可怕的兇殺案。現在都不能說是我們單位內部的問題吧？這也太可怕了，我們單位難道會有殺人兇手嗎？一定是敵特潛伏幹的。我們紅旗單位是真格的，處長領導有方也是不假。工作很繁重，下班大家都往家裡走。拿我自己來說吧，響應主席的『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號召，早上我們七點半就到辦公室，風風火火佈置工作，下了班，我們回到自己的區，參加社區活動，好好放鬆一下。」

王勇問道：「你別那麼早斷定是敵特幹的。那麼，下班後，你到底做什麼？」

「處長跟我一樣，都住萬華。我跟他還有幾位同志回到萬華區，先是到河邊散步，吃晚飯時到廣場報到，優閑地聽聽政令宣導，到人民食堂蹭飯吃，然後我們才各自散去，回宿舍休息。」

李振源住在大稻埕，但萬華他也熟。日治時期他就是在台北州警務部萬華分署下當警補。現在萬華公安局上上下下都是他的朋友，有 1945年國民黨光復時期台灣警察幹訓班的同學，有 1949年解放後人民警察學校講習班前後期校友，有老長官，像那邊的萬華公安局副局長吧，就是人民警察學校時的教官，曾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至於在日本受過正規警察學校教育的全台只有李振源一個，當時他是要被派到菲律賓去彌補當地日本警力的不足。他年齡比同期的人大，做事比較圓融，思想比較成熟，性格也比較沉穩，見多識廣，因此人緣很好，交友廣闊，什麼三教九流他都知其一二。李振源很清楚萬華犯罪率高過大稻埕。萬華人民公社算是粥少僧多的一個單位，生產力很高。本來此間無業遊民很多，萬華公社因而組建了許多經濟生產隊，比如把五十個無業遊民組建起來成立肥皂生產隊，四百個家庭婦女組成麻布提袋生產隊什麼的。相對的，大稻埕公社就不是這樣了，大稻埕原本的居民多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性比較頑固，人民公社的任務以思想改造為重點，假日才組織居民去做勞動服務，比如打掃清理淡水河，協助工人蓋筒子樓。他們原來的公司行號後來也都公私合營了，一開始有很大的阻力，經過針對資本家的思想改造後，國營和私營的矛盾也解決了，當然，這是在處決十個頑固反抗公私合營的資本家後，才取得的成果。這還算是少的，在剛解放之初，全國遊雜的反對者，連同一大批匪幫份子和秘密特務曾高達十萬人，解放軍和地方人民合作採取果斷的鎮壓和肅反，早已被清除的乾乾淨淨。有些則被改造，像李振源本身就是屬於被改造過的。在共和國公安工作報告中，李振源曾看過這樣一篇。「中國人民司法制度的偉大建設工程當中，保護了人民的權利，懲罰了土匪、間諜、和犯罪份子，也有一些不足之處，主要是地方司法工作人員在鎮壓反革命份子上誤解了寬大政策，僅對反革命分子表示寬大而沒有鎮壓他們……毛主席對待反革命份子的原則是：懲罰主犯，放走同謀，獎賞有功的……」李振源是被保護下來的，因為他受過日本正規的警察科學教育，對建設人民公安有極需要他這種人材。

因為時間不早，做完筆錄後，李振源決定明天再到鐵道部展開調查，就請馬連昆先回去休息。李振源看警局沒有其他外人之後，就從抽屜拿出一瓶酒，弄了點花生，自己一個人，在警局的孤單桌燈下，一邊喝酒一邊寫今天的偵查日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