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整整三年，香港人走過的是一條由骯髒大道演變而成的窄路，使港人有一口呼不出亦難以下嚥的氣，同時有一口拚死都要呼出的氣。這是電影《窄路微塵》開始時窄哥（張繼聰飾）脫下防護衣物後喘著氣吸煙的一幕給我的感覺。
2019年反修例運動既因港版國安法，亦因一場疫症而無疾而終，疫情日益嚴峻致使人人自危，防疫措施朝令夕改，市民生活大大受阻，百業突廢，加上移民潮湧，街上出現前所未有的蕭條景象，以往熙來攘往的地方變得冷冷清清，星羅棋布的商舖消失殆盡，人人罩不離口，甚至連眼睛都被眼罩面罩遮蓋掉，大家差點連擦肩而過的機會都沒有了，儼如在平行時空穿梭往來一般。我想說這等景象大多出現在一般升斗小民和草根階層的時空中，在另一個平行時空裡，人們仍能舞照跳酒照喝、高朋滿座、觥籌交錯，不亦樂乎，因此才有那些染疫群組橫空出世。
《窄路微塵》呈現了社會草根在疫情高峰時期如何拚盡力氣自力更生，窄哥就算生意不景，生活艱苦，仍本著誠實待人及專業的態度工作，縱沒有滿口偉論，仍對年輕的單親媽媽Candy（袁澧林飾）諄諄善誘，比五十年代吳楚帆那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精神更要去得盡，這從他知道Candy偷了顧客家中的小童口罩而上門跟她對質時，苦口婆心地說：「呢個世界閪啫，唔等於我地要做閪人㗎。」可見一斑。事實上，自九七回歸以來，香港中下階層市民都可見證著香港怎樣一步一步走向窄哥口中「閪」的境界，而作為中下層螻蟻，大家只能儘量叫自己出汙泥而不染，正在毗鄰國度因暴發經濟而墮落在過份自信的泥淖中時，不少港人依然寧做守望彼此的微塵，而不作自私自利的敗犬。導演希望訴說一個關於清潔工人的故事，尤其在疫情嚴峻的時候，清潔工人更是首當其衝，跟病毒埋身肉搏的一群。電影藉窄哥和母親黃英、Candy和女兒細珠兩個家庭成功呈現小市民怎樣如微塵般穿梭於大街小巷，卻彷彿隱形人般無人在意他們的存在。使人黯然的並非他們生活得如何艱難，而是使他們如斯艱困的真正原因。電影好像告訴我們一切都因為疫情，然而早在十年前香港的堅尼系數已達高峰，貧窮數字曾高達135萬，基層一早面對著難以維生的境地，疫情只是在積雪上再加厚霜罷了。窄哥教訓Candy口罩是那些人真金白銀買的，迴避了Candy認為他們囤積居奇的可能性；在另一幕餐廳的場景，他亦以類似的觀點，說餐廳老闆花了大半生的努力賺錢，因移民結業是光榮引退；車場老闆跟他說打工好時，他反問老闆既然打工好，為何他不去打工，這些都反映窄哥心底裡對於自己的不幸遭遇並不能視為理所當然，可是同人唔同命，能怪誰呢？這種調子跟《濁水飄流》和《一念無明》有點相近，以無助的一群發出一聲嘆息，好像沒有逆轉命運的能力，而這種無力感亦貫穿了近十年的香港。
由《十年》中的「做人唔可以慣」，到《窄路微塵》中的「做人可以唔閪」，都是香港人對自己的寄語，但這種寄語甚有可能因著種種不能言說的原因而漸次變成自說自話，好像自我修養的金句一樣，對於整個群體來說，修身只是第一步，如何能將「唔慣」、「唔閪」推而廣之重新成為集體力量，改變看似不能改變的腐敗制度，電影、文學、音樂等藝術仍是不可或缺的媒介，因為在這條骯髒大道上，藝術不止給人出口氣或自我激勵，更不是把骯髒粉飾成另一道壯麗的風景線，而是讓人不斷尋索表象背後的實相。史蒂文生說：文學模仿的不是生活，而是講述生活的話語，不是人類命運的事實，而是人類這演員在敘述時的重點與淡化。窄哥跟Candy 說：「我哋呢啲好似粒塵咁細，個天未必睇得到我哋，我哋睇到大家咪夠囉。」是表示活在底層的人彼此顧念、自求多福嗎？還是彼此認命，連向上天祈願的信念都不用抱持呢？這句話其實頗富詩意與哲理，是「我哋大家在獅子下且共濟」的另一種演繹，總比幾十年前的那句「鬼叫你輸呀頂硬上」要動聽得多，但重點是「我哋」是指誰？「我哋大家」又包括哪些人呢？不得不說，世上總有些人「有汗出冇糧出」，有些人則「有糧出冇汗出」，但面對逆境，都會概括為「我哋」、「我哋大家」，到底是哪個「我哋」弄髒地方，又要哪個「大家」去清潔乾淨？哪個「我哋」欠下帳單而又要哪個「大家」去買單？電影最後一幕，保安同事說待清潔阿姐清潔髒了的地方，窄哥則主動拿起清潔用具洗地，這呼應了他之前說的，這些粗活總要有人去做，而他亦在另一個場口說，地方髒了，就得清潔，清潔過後又會再一次變骯髒，最關鍵的是這種永劫輪迴的工作，是由誰負責呢？
敘事專家歐特雷認為敘事裡有三種真實，第一種是屬於科學領域，訴諸感官的；第二種是屬於風俗與傳統，訴諸集體認同；第三種屬於個人或對社會的重要性，訴諸敘事，而其中第二及第三種的真實往往都是虛構或部份虛構的，但人卻對此深信不移。沙特則說過人總會不斷說故事，且生活在故事裡，旁觀故事裡的自己，設法按照自己想像的敘事方式過活。《窄路微塵》所描繪的現實，亦可能是此電影製作人敘述的真實，到底「我哋」只能做窄路上的微塵，替另一些「我哋」善後，還是可以敘述另一個「我哋」，直指現實背後的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