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藝圈:半是婢女,半是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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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今日演藝界的亂象與低劣的產出,稍有批判能力和審美情趣之國民無不痛心疾首。然而,欲要問演藝界何至於此,其來龍去脈如何?卻是一個耐人尋思的問題。我以為,演藝界落得今天這樣一個地步,是由於它在當今中國社會中被逼扮演著雙重的角色,一為集權政治之「婢女」,一為愚樂大眾之「妓女」。
今日之演藝人士,與過去的「優伶」或戲子有天壤之別。在傳統社會中,「優伶」的社會地位非常低下,屬於社會的末流,與娼並稱,其共同的一點均是以姿色與技藝給人。從業人員絕大多數來自于貧寒家庭,或幼失父母無依無靠,為生活所迫,才不得不賣身為奴而淪陷於戲班。生活稍有著落,是絕不會走這條路的。傳統社會人們對「優伶」的態度是非常複雜和矛盾的。一方面,人們普遍認為「倡優」是輕賤之人,這是因為「優伶」是沒有人身自由的奴身和他們的職業決定了他們居無定所,沒有慣常的家庭生活而易於導致性關係上的隨意性所致。況且,「優伶」雖是以賣藝為業,但有時也免不了賣身,或是被迫或是被誘或是逐利。所以,即使是普通人家,也是不會與戲子通婚的。而另一方面,傳統社會無論官府還是百姓又非常需要「優伶」的存在。「優伶」擔負著為整個社會提供審美、娛樂、教化與感化的功能。通過「優伶」的口頭傳唱和巡迴表演,中國人在觀看諸如「西廂記」、「鍘美案」等戲曲,還有曲藝節目中,加強與深化了對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價值體系的認同,並同時得到了審美與娛樂的體驗。「優伶」的這種作用在傳統社會中無疑是不可缺少的,按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滿足了「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潛移默化地將主流價值灌進民眾的頭腦裡。總的說來,在傳統社會中,「優伶」雖然為社會所必需,但卻處於社會的底層和邊緣,顛沛流離,受到官府、地方惡勢力的欺壓,亦為體面職業者所輕賤。
然而,共和國成立之後,「優伶」的社會地位迅速竄升,在稱謂上也發生了變化,叫做演員、表演藝術家,最高榮譽稱號為「人民藝術家」。為什麼會有這樣大的變化呢?我認為來自於政治需要與表演藝術形式的進步這兩大因素。京劇的出現與電影的引進大大擴大了表演者的影響範圍,特別是電影這種立體再現人生與社會和可以反復放映的藝術形式大大地增強了明星對觀眾的影響力,對明星的追捧成為許多觀眾的一種內心需要。我們也能在其他國家看到電影藝術對增強導演與演員社會地位的現象,這是一種普遍的趨勢。然而,在中國,對於演員社會地位的上升,政治的需要是比表演藝術形式的進步更重要的因素。毛「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禦令一出,就將奔波在社會邊緣的流浪「優伶」,通通納為集權政治的婢女,要求她們「為工農兵服務」,要她們去發動和鼓舞勞苦大眾參與革命鬥爭,向他們宣傳革命道理,通過藝術的力量感染勞苦大眾自覺自願地加入到革命隊伍中來。如《白毛女》,就是「從良」後的「優伶」搞出來的代表作品。說實話,「優伶」們對於共產黨取得勝利,也是功不可沒的。就這樣,出於革命鬥爭的需要,「優伶」就從「處江湖之遠」而上升至「居廟堂之側」了,成了集權政治的「通房丫環」。
在毛治下的近30年裡,演藝界幾經風雨,百花凋零,只剩得「無產階級文藝」一花獨放。所謂「我花開放百花殺」。在對傳統社會遺留下來的「優伶」全部整編完畢之後,整個演藝界就成了集權政治的吹鼓手和後花園。集權政治剝奪了民眾對美的追求,遮罩了民眾的娛樂需要,迫使演藝界只能向大眾提供驅使他們無私奉獻和徹底放棄自我的精神原子彈。在中國人吃不飽穿不暖營養不良的情形下,演藝界年復一年、日復一日不厭其煩地奉旨表演,就那些少得可憐的類同節目,翻來覆去,向人民大眾提供抵抗饑餓與艱險的強大興奮劑。在她們表演的伴隨下,在高亢的歌聲和贊禮下,無數生靈被洗腦被催眠,走向集權政治所營造的沒有一絲人性氣息的黑洞,而被吞噬。相對于傳統社會中的「優伶」,毛治下的演藝界有了成就和維護集權政治的貢獻,從而有了體面的身份,但同時也喪失了可浪蕩江湖的些許自由。
在中國放棄以意識形態為中心轉向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初期,演藝界曾被短暫地放飛出來,批判過去的政策和推行現行政策。借著這股東風,演藝界曾有過一段褒揚人性、批判現實、意氣風華的時期。可惜好景不長,當集權政治穩固了以經濟發展的「主旋律」後,對現實的反思與批判就是多餘和有害的了。然而,要再將放飛出去的「優伶」再圈養起來已不可能了,一是圈養的成本太高,二是也不好強逼「優伶」們再回來。於是,除了要繼續弘揚「主旋律」之外,讓「優伶」們在商業化的環境中為民眾提供低俗的、色欲的、令人沉醉麻痹、令人忘卻和感覺不到內心痛苦,而僅僅停留在感官的刺激和愉快之上的眼花繚亂的表演就成了集權政治開放給演藝界的一個相互傾軋競相出賣的圈子。一方面,繼續讓演藝界扮演政治婢女的角色,弘揚「主旋律」,另一方面又讓演藝界去愚樂大眾,自己覓食,惠而不費,實乃一石二鳥之舉,何樂而不為呢?當張藝謀從《我的父親母親》過渡到《英雄》,就標明了演藝界從對現實的關懷完全撤出,而轉向製造愚樂大眾的快樂泡沫,屈從與迎合集權政治劃定的圈界。
無論是甘心或不甘心、樂於或不樂於觀看現今演藝圈在銀幕上下表演的中國觀眾,都沒有選擇上的太大差異,唯一的差異可能只是在觀看中或觀看後能否有一絲的清醒。當整個社會都沒有自由的時候,我們逃避痛苦的唯一方式就是用感官的愉快來麻醉自己。面對演藝界的種種醜聞和製造出的大量快樂泡沫,我們只好一邊地痛駡,一邊又不得不迅速地接受好來敷衍我們失去意義的人生。雖然演藝界是如此的墮落,但我們卻無時不刻地需要她。對於能從中國的影視作品中感悟出生命的價值、獲得審美的體驗和不僅僅是、不完全是感官的愉快,對於出現能讓我們感動流淚、真實反映現實的影視作品,我們還要等待多久呢?
2006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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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多維度對中國社會透視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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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宗教從來沒有發揮過一如西方世界或阿拉伯世界那樣的作用,無論是西方世界的政教分離或者世俗政體處於基督教的控制之下,還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教合一的情形,在中國都沒有出現過。在中國,宗教始終處於世俗政體的控制之下。
《紅燈記》通過藝術的形式潛移默化地向觀眾灌輸這樣一種家庭或者說是社會結構模式的用意何在呢?那就是要解構以血緣為紐帶的家庭結構,而代之以「階級情感」為紐帶的家庭結構,所謂「舍小家,顧大家」,「革命的大家庭」之類的說辭。它要求大部分國民放棄基本的需求和功能,犧牲生命來形成國家的力量。
中國的近現代,歷經多次內外部衝突,才最終建立起的一個穩定的政治與社會結構。從內部衝突來看,有三次比較顯著的「大斷裂」。一次是「辛亥革命」,繼之以「北伐戰爭」,歸結于「國共大決戰」。愈往後,社會的斷裂面一次比一次大,政治動員一次比一次下移,民眾對政治的捲入一次比一次廣泛, 矛盾衝突越來越劇烈與殘酷。
「洋務運動」為中國社會的專制升級創造了物質條件。同樣,我們也可以說,至今為止,西方世界對中國最大的影響就是為中國社會的專制升級提供了外部輸入。近現代中國歷史本是中國文化的題中之義,至今為止,並沒有被西方文化改變方向,是中國「君權至上」的核心價值觀在新的外部條件下並借助於外來軀殼的繼續展開與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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