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份子素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悠久傳統，這也算得上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大特色吧！
關於這一點，中國歷來的志士仁人有過多重的表述：
孔子的說法是，「士若懷居，不足為士也」，意思是說一個士人，如果他總是想到家鄉，想到為家鄉做事，而不考慮天下，就算不上一個士人了。顯然孔子是反對一個士人首先獻身於他的家鄉，而主張一個士人應該首先獻身於天下。范仲淹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辛棄疾說：「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 可憐白髮生！」顧炎武說：「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更將天下興亡的責任付予給老百姓。
中國知識份子何以會有這樣的情懷與抱負呢？我以為這源自于中國人的「天下觀」。我以為中國人的「天下觀」包含這樣兩重含義：第一，天下有且只有一個中心；第二，任何地方或者任何人，它或他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很大程度或者全部取決於與這個中心的親疏關係。及自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正面碰撞之後，中國人的這種「天下觀」仍然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不得不承認在「天下」之外，存在與中國同等的或更高級的文化形態。而在這之前，中國人則認為「天下」之外是蠻夷之地。
雖然中國的這種「天下觀」非常有利於皇權，並不利於中國知識份子自己，但中國這種「天下觀」的形成確實源自于中國知識份子群體對自然與社會的認識，並達成了共識。這種共識的極端表述是「國不可一日無君」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謂作繭自縛。
稍加對比就會發現，在中國的歷史上，天下多中心或者有一個高級別的中心和眾多低級別的次中心的政治結構更有利於知識份子的生存，也更有利於知識份子的創造性活動。但是，不知為什麼，中國的知識份子總是缺乏遠見，總要攛掇自己服務的主公去取天下。有些時候，其實流氓或草民出身的主公的野心並不大，有塊地方可以吃喝玩樂就可以了，如「樂不思蜀」的劉備，是下面一幫臣子的野心大，喜歡搞「黃袍加身」，為的是自己能夠再上一層樓，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當然最後會落得「飛鳥盡，良弓藏」的下場。
當今中國知識份子仍然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深厚情結，這個是在潛移默化中形成的。我以為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致命傷。說白了，所謂「以天下為己任」就是將自己與「最高中心」更緊密地聯繫起來，就是從最高權力者的視角來考慮和認識問題和行動。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知識份子更傾向于流向「中心」。這也是造成中國人力資源分佈極度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不利於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二是中國知識份子更偏好於關注國家「大事」，而不怎麼關注地方「小事」。從而使得中國社會嚴重缺乏自治的精神與傳統。
從個人的切身利益出發，很明顯，身邊之事和地方之事，比國家大事與個人利益的關係更為密切，相應地，個人就應該更多地關注身邊之事和地方之事。將個人的熱情與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與個人密切相關的地方「小事」之中。我想，這才是一個合理的政治參與序列。以選舉為例，我的意思是，假如中國有了真正的選舉，那麼我們應當更多地關注地方選舉而不是全國性的選舉。
但要中國知識份子拋棄「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而代之「以地方為己任」，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一則因為習慣化了；二則各種資源趨向中心流動，人也不能自持；三則因為中國的事情，因為多是自上而下，所以簡便的方法就是力圖改變上面。改變了上面，下面也就順理成章了。而這三者之間還有相互強化的作用。所以改變真的很難。
2008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