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新儒家的誤解與偏見

細讀＜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 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當代新儒家論心性之學、論中國文化的人文教傾向，可謂精微。然而，一進入談民主、科學的建立乃至中國近代史的發展，則不時存有誤解及偏見。這些誤解及偏見至今在香港仍有一定影響力，值得仔細檢視。

＜宣言＞論「良知的自我坎陷」以開出理論科學：

道德主體暫忘其為道德的主體、暫退歸於此認識之主體之後，敢問「暫忘」、「暫退」如何可能？

吳汝鈞《當代中國哲學的知識論》解釋認知主體的運作：

楊祖漢＜唐君毅先生對朱子哲學的詮釋＞解釋道德實踐：

鮑紹霖、黃兆強、區志堅主編《北學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 (學人卷 I)》解釋牟宗三的「直貫創生」義：

認知主體每強一分，道德主體便弱一分，前者以冷智的邏輯思辯、概念分解為主，後者以溫熱的真情實感 (即真誠惻怛)、感通一體為主，彼此正呈一相反。暫忘、暫退，到了落實，只怕最後就是全忘、全退，要不然就是理論科學無法徹底建立。

「良知的自我坎陷」說起來頗動聽，卻是理論的空中樓閣，不易落實，至少唐、牟等人未有交代具體落實的方法。

＜宣言＞又指中國文化中有民主思想之種子：

希望君主避免介入民間事務，又焉能與法制上對君權予以限制抑制相提並論？西方民主憲政是建基於對人性不信任，君主必然濫權而不自覺，故須用制度規限之。望君主無為而治，對人性樂觀，此注定無法成就制衡君主權力的制度。

為政以德更加荒謬。正因為要讓君主有機會成就道德行為，所以不能多加限制，而且要容許他有自覺地改錯的空間，這樣推演下去，法制上對君權予以限制抑制從何說起？據此言中國文化中有民主思想之種子，未免太過牽強。

＜宣言＞：

張灝認為，西方民主制度是以幽暗意識為前題。他說：

崔衛平補充：

無獨有偶，美國宗教思想家尼布林 (Reinhold Niebuhr) 主張：

按照張、崔、尼的意見，正因為「一貫相信道德上，人皆可以為堯舜為賢聖」，中國才無法開展民主政治，易言之，其非民主政治思想根源。要言天下為公、人人平等，不應落在道德人格上。

吳國光＜反政治的自由主義 - 從胡適的憲政思想反省憲政主義在中國的失敗＞指胡適曾說：

認為要實行「好政府」，需要「人人都覺悟」，而「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功夫 -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需要有奮鬥的精神」。

吳氏對於胡適的精英主義態度、文化主導思路不以為然，批評說：

這段話實在解釋得太好，對比＜宣言＞：

「民主憲政亦即成為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發展之所要求」，當代新儒家對民主憲政的理解何其淺薄！

事實上，胡適在＜再談談憲政＞曾經講過：

「好人政府」和「賢能政治」的宣導，恐怕是他仍擺脫不了中國傳統學術思想文化的陰影所致。真正要令民主憲政生根，實際未必依靠人人挺立道德主體。

＜宣言＞表示：

這點沒有問題，但前提是：

1. 人民必須對民主、人權、自由有基本認識；

2. 對社會政治事務有高度參與；

3. 願意用理性就不同社會政治議題跟他人討論、溝通。

此處需要的不只是道德人格的教育，更是公民教育 (civic education)，即培養個人作為公民，行使義務與權利的教育活動。缺少公民教育，只強調一己德性人格之完成，公民社會是不能建立，民主憲政無公民社會作基礎，則隨時淪為多數人暴政 (tyranny of the majority)，憲法亦形同虛設。 中國社會自來缺乏各種宗教經濟學術文化之團體與地方自治之組織及各階級之對峙。民國初年之議員，多只是一種純粹之知識份子，無社會之客觀力量以為其基礎，亦不能真正代表社會某一組織某一階層之利益。他們素未與工商界結合，亦無教會之組織，則民國初年之議會，必只成為社會浮游無根之知識份子結合，既不能制裁袁世凱稱帝，亦不能抵制曹錕賄選。

此處無誤，但效果更好的民主政治是：代表不同社會組織 / 階層之利益的知識份子，能透過理性溝通討論，找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識、平衡點，作為政策制訂的基礎。這裡需要有一番教育，下一番工夫。

當代新儒家忽略了公民教育與公民社會的奠基作用，對理性溝通討論有助促進民主亦不重視，只汲汲於轉化君主制度為民主憲政，將社會各組織、階層之利益與知識份子結合以抵制當權者，這猶如在浮沙上造塔，終究不會穩固。

談及中國近代史，＜宣言＞以下列事例證明「中國人民要求民主政治，根本是不成問題」，極有問題：

首先，洪憲稱帝不過數月，是因為有蔡鍔、唐繼堯等在雲南起兵護國，蔡鍔、唐繼堯都是有軍隊的，雲南亦地處偏遠，袁世凱不易控制。為免困擾，遂只好收手，這與中國人民要求民主政治有何關係？

其次，張勳復辟命運更短，是因為段祺瑞用自身軍力把張勳趕出北京，又關中國人民要求民主政治何事？

最後，縱使中山先生以訓政為憲政之準備，這不代表全體中國人民之思想皆同於中山先生的，更不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皆明白中山先生的初衷，然則「中國人民要求民主政治，根本是不成問題」怎能成立？

當代新儒家如此立論，只反映他們對歷史事實愚昧無知，主觀意見太強！

＜宣言＞有以下一段文字：

迄今不少文化保守主義者仍愛脅此為護符，對「全盤西化」論大批特批。殊不知這段文字乃是偏見。

林毓生＜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主義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說：

簡單講，民主和自由是一體兩面，民主生不了根，是因為五四知識分子對個人自由的理解不深刻。他們傾向從反抗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對個人的壓抑而了解個人自由的價值，竟不知個人應當作目的，不可當作手段，個人的自主和獨立，源自個人本身價值的體認。對自由主義理解淺薄，自由主義未有深化發展，方是民主生不了根的真正原因，此與反對中國舊文化無必然關係。

吳國光又指出：

……胡適對於憲政民主並不具備「深刻的理解」和「真實的把握」。 據此，中國民主憲政的失敗，在於西化如胡適，都擺脫不掉中國舊文化的牢籠。要徹底成就民主憲政，更徹底的「全盤西化」才是正途，而不是對中國舊文化繼續存有「溫情與敬意」。

順帶一提，1988 年 11 月，香港《解放月報》主編金鐘採訪中國大陸異見分子劉曉波：

劉曉波回應：

金鐘再問：

劉曉波回答：

劉曉波也認為「在未來，西方文明無法拯救人類」，但「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他的意見，相比＜宣言＞：

至少態度謙虛些，沒那麼自大、傲慢，也與林毓生、吳國光的看法互相印證。

＜宣言＞提到：

陳獨秀「特別標榜民主口號」，但並未「終於一度拋棄了民主口號」，「不再談所謂資產階級之民主」。

在《陳獨秀的最後見解》＜給連根的信＞，陳氏說：

＜我的根本意見＞：

敢問陳獨秀最後有放棄資產階級之民主麼？

＜宣言＞：

胡漢民回憶：

一個批評馬克思主義不當的人，怎會是「唯物史觀之信徒」？

胡漢民更是疑心「共產國際」，倡議另立「民族國際」以抗衡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

退一步，參與過關於唯物史觀的討論，覺得唯物史觀有道理，不等於就是唯物史觀之信徒。

即使是唯物史觀的信徒，只要不是思想上全面接受馬克思主義 / 政治上左傾擁護共產黨，亦無什麼對不住三民主義。

用「當時之三民主義者如胡漢民，廖仲凱等，亦同樣是唯物史觀之信徒」指二十年代國民黨人無法堅守三民主義，是不能成功的。反而，正因為他們相信唯物史觀，才對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有更深刻的理解及信守。

總之，胡漢民，廖仲凱都不是左傾和親共。

＜宣言＞：

美國革命、解放黑奴運動、殖民地獨立運動體現民主、自由、人權，可以並稱。

可是，法國革命，伯克 (Edmund Burke) 形容為「一場大災難」，「一場顛覆傳統和正當權威的暴力叛亂」，而非「追求代議、憲法民主的改革運動」(《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

社會主義運動，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認為是「馬克思的著作把法國大革命的破壞性作用帶到了現代」使然 (《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

故此，二者實不能和美國革命、解放黑奴運動、殖民地獨立運動並稱，亦不值得「一切其他民族所當共同推尊讚歎學習仿求」。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表示殖民管治有兩種模式：

當代新儒家覺得西方「向外爭取資源，開發殖民地」，就會「有壓迫弱小民族之帝國主義行動」，事實上未必。

以上我們檢視了當代新儒家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 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所表現出的種種誤解和偏見。

概言之，誤解和偏見之所以產生，正因為他們對民主憲政、科學無深入了解，其歷史及社會科學知識也甚貧乏，常帶主觀情感去論斷種種事。創建哲學可以主觀，談論政治、歷史卻不容主觀，而講究客觀的理解，此一方面，當代新儒家明顯有局限，後人不能視而不見。

今時今日，對＜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 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亦應以批判的態度檢視為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