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種人渣之中，叛國者總是最能引起眾人的注視。
就算他們還來不及造成重大危害，社群也會將他們視為可能造成嚴重發炎的「體內異物」，而且是排名第一的異物，必除之而後快。此外，社群內部意識形態的對立，也經常轉變成為交互的叛國指控，像是台灣統派常指責獨派是倭奴（親日者），是漢奸，而獨派則視統派為中國走狗，是台奸。
那，是否存在某種判準，足以讓我們明確區分「愛國者」與「叛國者」？或是區分「愛國者」、「中立者」與「叛國者」？看到我列出這種二分法或三分法，大腦靈光的人應該會察覺不對勁之處：我與社群產生連結的方式如此多元，因此我可能在某些角度上是愛國者，例如消費本土農產品時，但在另一些角度上是叛國者，像是在看外國電影時。
所以要把討論範圍限縮到「政治表態」上嗎？但，若是在選舉中全部投給愛國政黨，但轉頭就在消費外國產品，平日的工作就是掏空本國企業，將資金外移。那這算愛國者，還是叛國者？
區分愛國與叛國，顯然沒有那麼簡單。不如就從對於故鄉的情懷談起。
向心力
人類對於所處的人文與自然環境會產生某種認同感，也就是熟悉或習慣於這種環境之後，進而認定這種環境已成為自我的某一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們對於出生與成長的「故鄉」所持有的特殊情感。
如果與共處同一環境的人們，透過意見交流來強化這種認同感，就可能將原本個人內在的感受經驗，轉化為客觀知識層次的概念。這一類的概念有時被統稱為「向心力」或「歸屬感」，乍看之下仍像是個人內在經驗，但已是種明確的客觀表態。你對故鄉的向心力與歸屬感，會透過食衣住行等多種方式展現出來，也是他人能夠察知並確認的。
透過前述的「溝通」或「認證」過程，人類會把環境中的某些特質抽離或抽象出來，將之化為各種集合概念，因此除了「故鄉」之外，我們能夠產生向心力的概念就越來越多，像是「老家」、「出身地」、「居住地」、「母國」、「祖國」、「新故鄉」、「新中原」等等。有些你可能不能理解，有些可能讓你產生反感，有些卻能讓你有諸多延伸的想像。
這些概念可能是空間類的，也可能是人類活動群體；除了國家這麼大的社群，也包括了工作團隊或娛樂同好。到了現代，因為電訊或網路可以輕易突破人類移動的空間限制，我們可能產生向心力或歸屬感的人類群體總數，也就因此爆增。
一旦這種向心力的「目標」擴增到某種程度，我們就可能面臨資源分配上的重大抉擇。像是應該單押一個社群？還是盡量在各社群之中求得平衡？又或是想辦法將這社群整合為一個社群？
這三種選擇，都可能讓你被看成是「叛國者」。
選擇單押一個社群，像是回去出生的鄉里奉獻，可能被視為背叛都市的朋友，背叛培養你的公司或學校，甚至是背叛曾經留學或工作過的其他國家。
在各社群中求取平衡，努力分配時間金錢等資源？這又可能被專心投入單一社群的人批判是叛國行為。像是努力在台美之間來回，不但增益這兩個國家的公共善，也可以協助建立兩者間的外交關係。但這樣的做法一樣可能會被「純」美國人或純台灣人批判，說為何不乖乖待在一國。
那想辦法把兩個社群整合為一呢？像台灣的統派想把台灣和中國這兩個分離實體整合為一，因為他們認為這兩個社群其實是同一個，只是因為技術性問題分離。當然，這些人所受到的叛國指控，至少在台灣這邊也是顯而易見的。
這種整合也不見得局限於社群外在層面。像是台灣的獨派，也有一些人致力於整合台灣的各族群，這就可能受到其中的「單押」派的批判。
因此這三種行為形態都不是叛國者的主要判準，要找出叛國者，還需要某些關鍵要素。除了政治學與法學，我認為倫理學的分析可能找到一些線索。
可能的幾種要素
第一，我懷疑叛國者對特定社群會有真正的「向心力」或「歸屬感」，如果他們自認有，那也是一種扭曲的，與其他社群成員不同的解讀。
在一般的定義中，社群主義者或整體主義者會較看重叛國行為的道德罪責，因為社群主義者眼中的理想社群，會存在許多超越於個人之上的集體價值，這可能是某種傳統儀式，共同的偏好，或是集體記憶。這些集體價值能夠成為社群成員追求的目標，因此是「真實存在」的，如果我們對特定社群產生向心力，那也會是針對這些價值。
就像你熱愛的故鄉，如果已經沒有傳統儀式，居民也不再有食衣住行的共同偏好，人與人之間更沒有共同的回憶，只保留了某些地貌或制度等外在形式，那你應該也不會對這「故鄉」有向心力。
但叛國行為將摧毀或破壞社群，也將破壞這些集體價值，或者更嚴格的來講，他們攻擊的不是「國家體制」這種制度，而是瞄準這種集體價值。這代表他們根本「無心於此」，也就不可能對此有真正的向心力。
對叛國者來說，社群從內在價值到外在制度，或許都不是真正存在的東西，甚至是種幻覺。社會就只是一群人的集合，或者說，他正準備背叛的社群並非真正值得在意的目標。但他們也不是自由主義者，沒有那種對於契約的責任認知。
第二，叛國者認為叛國行為是種巨觀之下的資源調配，而有些人總是要被犧牲的，也是應該被犧牲的；而這些人之所以應該被犧牲，是因為他們有某些道德上的錯誤。
他們先把叛國視為一種等價交易，這種交易只要達成某種巨觀的平衡，就可能獲得道德上的證成：我雖然愧對一些人，但我只要對得起另外一批人，那就沒關係。
舉例來說，背叛台灣社會而投向中國、美日等其他國家社群的懷抱，對叛國者來說，他的自我解釋可能是「因為他心向中／美／日」等國，因此為這些國家努力、付出，也的確替他們帶來好處。
有人會將這種想法類比到「移民」身上，但叛國者和真正的「移民」或「移工」存在目的上的差異。普通或「正常」的移民，可能是為了去新國家尋求更安適的生活或工作機會，他並無意傷害原居住國，也期盼自己能替新居住國創造某些公共善，以融入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不過我們俗稱的叛國者，他用來替新居住國創造公共善的方式，則是透過犧牲原居住國的方式，他們會具體造成了某些損害。除了洩露軍事情報，也可能包括破壞政治體制、政府運作，製造社會動亂。特別是當兩國存在某種競爭關係時，這種做法就會有相當明確的對價關係。
那為什麼原居住國就該被傷害呢？叛國者會認為原居住國的人犯了一些致命的道德錯誤，致命到他們甚至應該受到亡國滅社的威脅。這有點來自宗教末世論的背景，但在當代也不難找到各種政治實例。
如部分台灣統派的叛國者，就認為台灣人民與政客在政治判斷與意識形態上犯了不可饒恕的罪（說穿了就是背叛中國或中華文化），因此應該受到毀滅的處罰，這種罪性也讓他們背叛台灣的行為不再是種錯。
第三，叛國者可能存在相當的利己考量。他們只是素樸的自私自利者，但利用「公共善」來包裝自己的行為，說這種做法對大家都好。
從前一種特質出發，不難發現叛國者自以為站在道德制高點，他有道德裁量權來決定他人的死活。這是接近獨我主義的利己主義式觀點，對其他社群成員也就會是種威脅。
由另一個角度來觀察，我們也可以發現許多叛國者對於自身行為的辯詞，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因為他們單純就是想透過叛國行為撈一筆，根本沒有任何利他考量。因此，他們可能會一叛再叛：先是背叛台灣，再背叛中國，然後跑去美國。有必要時，可能再背叛美國。
他們認為「自己」是唯一有價值的終極目標，從人類到國家等其他存在都只是他實現自我的工具，因此他的叛國行為只要能為他自己帶來某種好處，就不會是種道德錯誤。
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如果利己的考量大到某種程度，那甚至不需要有「另一國」的存在，只要他在社群中做亂以謀求己利，也可算是種叛國，只是我們通稱為內亂罪而已。
但某些利己主義者或許有機會赦免這種批判，像是商人。商人在定義上就包括了利己的價值觀，而他們又常來回各群體之間，互通有無，買低賣高，故我們慣稱「商人無祖國」。那依前面的利己標準，商人就可能被看成是叛國者。
的確有很多商人會被我們視為叛國者，特別是跨國大企業的經營者，只有少數商人會被我們視為愛國商人。但如果只以「利己」這種粗略的標準來界定叛國者，顯然就會出問題，因為許多商人並沒有明確的叛國或傷害國家的意識；即便他們的行為可能對社群造成某些可量化或不可量化的傷害，但那可能是基於無知，和有意的叛國行為不同。
自由主義者或傳統義務論者或許能幫商人找到某種道德上的豁免條件。雖然商人經常成為愛國者眼中的叛國者，但他們是在專注履行某些契約責任，像是為了股東奮戰，而這股東（資金）可能是來自多國的，那商人在道德上（依契約精神或某種普世理性價值）就不可能只為一國而努力。
有時商人看來叛國，但他所創造的利益卻可能回饋到大多數國民身上。我講的並非創造經濟成長這麼浮面的事，而是一家上市公司本來就會有來自各種事業基金的投資，其中也會包括升斗小民的各種保險、儲蓄或年金。因此一家公司看來總是在海外盈利，沒有直接回饋本土，但只要其利潤會依法規匯回並分配股東，小民就有機會雨露均沾。
所以基於自利的商人並非多是叛國者，他們還是可能創造出利他的效果。就像一心想賣國的匪諜，也可能因為太蠢，反而創造出有利國家的結果。這我們就不舉實例了。
信任
最後來總結一下。真正在道德上有問題的叛國者（或說是背叛社群者）並沒有常人想像得那麼多。首先，他們對於社群的認知是有問題的，這連帶造成他們對向心力的認知也有問題。其次，他們是從巨觀的角度來證成自己的行動，並認為自己是在執行某種道德的懲戒，但這也是種誤認。再者，他們有明確的利己企圖，並有效達成了利己的結果，不過這樣的做法無法獲得普遍的道德肯定。
我認為叛國者並不像某些義務論者所設想，是錯在背叛了某種契約，因為大多數社群活動並未依照明文契約，我們行為的道德價值有更多複雜的來源。如果硬是要由契約的角度來發想，不如往後退一個層次，就是回到「信任」這個德行。這是我要補充的最後一個要素，也是判斷叛國者的最簡便方式。
我們的社群生活預設了彼此之間的信任，我們就算不認識旁人，不清楚機械運作的原理，也會預設這一切的可靠與可信，並利用這個互信體系追求更高階的價值，而不會浪費時間在反覆驗證以規避風險。
而叛國行為就是破壞了這種預設，並透過這種行為來謀利。這不只可能傷害社群運作的基本模式，也會讓社群成員不再大膽相信旁人，進而危及整個社群的存續。
老一輩的讀者，或許還能回想威權時代「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宣傳。這種宣傳突顯了社群體制面上的脆弱：人與人失去互信，只好透過規約來強制排除異物，勉強維持社群的運作。
這做法當然不太健康。相對來說，台灣現在雖然少了體制的監控，但多元社群的「自癒」能力相對完善，就算存在匪諜與各種背叛者，我們還是有機會透過快速且廣泛的溝通互動，在國家機器抓出他們之前，就先將可疑者逼到角落，讓他們失去實質的影響力。
因此，對叛國者的最佳解決方案，並非依賴國家體制，而是由所有社群成員共同協作來達成。做為社群的一份子，都可以透過自身對於社會互信機制的理解，而輕易揪出身邊的叛國者。判國者確實有害，也不難辨認，就抓出來，清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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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攝影：陳佩芸
